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发迹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然而这句话并非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究竟唱的是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培根陈腐地沿袭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主要看做是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的，它们全都是科学的部门。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在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除了由于他读了些书外没有别的理由，就被普遍地看做是一个同魔鬼结盟的魔术师。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主人公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仅仅是一个构想中的人，但在若干世纪中却代表着人们的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少就其法力来说是人们感兴趣的。培根相信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任何梦想还要更为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用主义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熟悉荷马，如同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因为他们欣赏荷马，并不觉得他们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是16世纪的人不预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的学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因此他们在读那些古典著作以及其他艰深著作时，处处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就如同饮酒或性交一样。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一样。人们都知道霍布斯第一次接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看见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过头来继续读它的证明，等到读到公理时，他信服了。没有人会猜疑，对于霍布斯来说，这是如同沉迷酒色一样的时刻，然而由于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方面的作用，这种心情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同神学相关的古典语言的实际用途。对于古典拉丁文新感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不再相信假造的罗马教皇的教令和康士坦丁的捐赠。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都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对教皇忠顺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古典学问的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愉快，是复兴在艺术的探索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丰富又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心注意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他们也专注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易引起问题。医学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使人感到高贵，但在中期它几乎仅限于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间，而且同魔术纠缠在一起。所以出现像巴拉塞尔士这样的既是医生又是炼金术家暧昧声名的人。化学的名声更糟，而且直到18世纪以前很少受到人们重视。
这样就使得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以及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做是一个高尚绅士的有文化教养的标志。希腊人看不起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他们才发现在占星学的伪装下的天文学有点用。16和17世纪时大体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的，而且倾向于舍弃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系在一起而降低了自己价值的科学。有关知识的更广博和更实用的观念在逐渐形成，它贯穿整个18世纪。大约就在这个世纪末，这种观念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生产发展为非绅士式的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余地。在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强烈地发出疑问，而且他们逐渐相信，惟一有价值的知识是指可以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那部分知识。
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这部分是由于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密切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因此个人生活要适合社会压力也较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英国因自古以来一直保持下来的惯例之外，不允许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是为了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的有用目的，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报纸杂志散布政治情绪这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是有德行的，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让谁过着怠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是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做些有助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有许多坏人越来越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予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学习别的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有益于我们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
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点，有许多话可说，在人们开始谋生之时，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造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地说，我们就没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大大改善，而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用毒气去绝灭大城市。同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是由于有“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具有它，但无可怀疑，教育必能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大部分是愚蠢。儿童花费很多年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而最后既不能也不想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看，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得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实际上每一点都要解释，如果不用意大利文来解释，那就要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以这两种文字是文化入门不可缺少的关键。但此后，用各种语言书写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发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对当代问题的了解上，比起现代国家和有关这些国家近代历史的知识要更少有用。在知识复兴的时代值得称赞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于狡隘，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发展。在正确的教导下，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就连科学也对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目的，无需为传统的课程辩护。其实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广泛的考虑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但是，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之间能被联系起来的这种情况外，尚有对技术效用并无作用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在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伟大激励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上的能力而得到改善。
当自觉的行动完全集中于某一确定的目的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随同某种精神上的混乱而失去平衡。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控制德国政治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由于发动潜水艇战使美国站到了同盟国一边，任何人对此不明智一看就知道，但他们由于精神上专注于一点而又缺乏冷静的考虑，因此不能头脑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的事也能在那些把长期紧张状况加诸于自发冲动的人中间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出现过或现在仍具有这种紧张狂热，这就是由于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过度紧张，当任务重要得如同狂热分子所想像的那样可实行时，其结果就可能不得了了。但在多数情况下，狭隘的眼界会使某种有力的抵制力量泯灭，或者使得所有这样的力量遭到惩罚和责难，成年人像儿童一样需要娱乐，这就是说，在现时的享乐之外还需要无目的的活动时间，但是如果想要娱乐得合乎其目的，那就必须在工作之余去寻求愉快和乐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越来越趋向消极的和集体的，而且也趋向于静观他人的技艺活动。无可怀疑，这种娱乐方式比没有要好，但是总不如那些受了教育而具有的在工作之余的广泛的智力兴趣。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状况，人们空间的时间增多了。除了那些有很多智力活动和兴趣的人之外，闲暇往往使人厌倦。因此闲人要想过得愉快，必须受教育，必须陶冶自己的心境和接受技术知识的教育。
在知识的探求中，文化素养若被融化而获得成效，必能构成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特性，并使这些思想和欲望至少有一部分同广泛的非个人的事情相连，而不是只同个人直接有关的事情相连。当人们凭借知识而获得某种能力时，他将会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然而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却忽视了对人的理想训练如同技术训练一样必要。未经训练的人性中存在着很多残忍野蛮的因素，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例如小学生中欺辱新生，或戏弄那些特别的人。很多妇女背后说长道短，使人痛苦。西班牙人喜欢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酷的冲动以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杀害和俄国对富农的残杀。一切帝国主义都为这种残酷的冲动创造机会，而在战争中则成为神圣的国民天职的最高典型。
现在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是残忍的。但我认为他们比起那些心灵上未经开化的人还是较少发生此种情况的。在学校里行凶斗殴的人，很少是学习上能达到中等水平的人。当发生一件私设公堂的事情时，其主谋几乎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心灵的文化教养能激起积极的人性感情，尽管也可能如此，相反地这是因为它所产生的除了虐待别人之外没有其他兴趣，除了支配他人的主张之外没有其他自尊的来源。最为人们普遍欲求的事情就是权力和称赞。一般说来，无知的人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来达到这两者，其中包括通过体力上的征服。文化教养给人提供的是很少有害的权力形式和较多值得使自己受到称赞的方式。伽利略对于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所做的比任何君主要多，而他的力量之大却远远超过那些迫害他的人。因此，他也不需要反过来成为一个迫害者。
也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它能提高心灵的沉思的习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遇事过分轻率，不仅其行动在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而且对有的行动从智谋上加以考虑也难做。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以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偏见。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弗勒斯对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认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成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这话似的。莎士比亚悲剧《王子复仇记》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被人们看做是一个有思想而无行动的严肃告诫者，然而却没有人会认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是一个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告诫者。像柏格森这些教授，以某种势利眼看人，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多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对我说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而失去平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分争权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沉着，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幽禁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通过宽广而又较少烦闷的明亮之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有忍耐力。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使不愉快的事变得较少，而且也能使愉快的事变得更愉快。我之所以喜爱桃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过卡尼斯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把它们传入印度，不知什么原因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又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开始的字母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之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使得这种水果吃起来味道更鲜美。
大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办社会团体，目的是要“传播有用的知识”。这样一来使得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的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学”，我知道是存在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是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产生，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主张，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怎么能将白的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论证，但正如柏顿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了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我的忧郁消失了。对于过火热情的治疗，我能想出一些比上述讲到的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虽然文化上浅薄的愉快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人生更大的灾难、死亡、痛苦、残暴以及国家民族陷于多余的灾难这种愚昧的情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给人们带来慰藉，为了使得生活不致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主张，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的世界充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能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作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解毒功效的良方。因为此种思想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所以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妨自尊心，相反却能使人以激发整个人生目的概念的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传记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奇特的附属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同人类特有的自负的心情相联系，即人的视与知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情绪结合之中最易于产生出智慧来。
在一切时代里，人生充满着痛苦，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痛苦更甚。为了逃避痛苦，驱使人们走向猥琐，走向自欺，走向发明出大量超个人的荒诞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添忍受长期的痛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受一项不实在的解决办法，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在能补救的情况下去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了解，把它看做是必须加以接受的，并且记住在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能忍受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