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7日在作协内江地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
大家的发言都很好，对我启发很大。这一次，我又回娘家来了，和同志们一起来学习毛主席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学习陈云同志一九四三年给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今天会议安排我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及当前业余文学创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不会讲话，谈出来，是和大家讨论。
一
搞文学创作，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广大党员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的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着我们革命的文艺创作活动，几十年来，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建国以后，如我们这一批文学作者，就完完全全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五十年代，当我们刚刚提笔学习写作的时候，领导上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使我们懂得了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事业的关系，懂得了做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正确处理自己与党和群众的关系，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而生活是纷纭复杂、充满了矛盾的。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难以准确地认识和反映生活。
这是一。第二点体会是：做一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
正确的指导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上树立坚定的信念，在复杂的社会生活、政治风浪中不至于左右摇摆。加强文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则可以使我们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保持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使我们去努力学习，努力钻研本职工作，投身四化建设，用党和人民给我们的这支笔，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而呕心沥血地工作。
永远不满足，随时反省自己工作的不足方面，这样才不会骄傲自大、不会特殊、不会感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做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一辈子，是应该有一点贡献的；贡献的大与小，是另一回事。这里，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写文章、写小说探讨“人的价值”。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讨，但就我所见到的文章和作品(我所见到的不多)看来，是过多地强调了个人应该从社会有所得，而忽略了个人应该给予社会的贡献。这就不对了，至少是有点片面吧。
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常有这种现象，由于难以说得清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某种偶然的因素，个人的贡献与所得并不是都成正比的。例如，有的人所得超过了贡献，有的人呢，贡献了而没有得到或没有全部得到应有的东西。这种现象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宁愿做后者，自甘淡泊，不要觉得有什么委屈。如果因此而委屈，那么一辈子也会不快活，不舒畅，那就很难继续有所贡献了。做人应该淡泊一些，甘于寂寞，潜心于工作和事业，要懂得“有得必有失”这个道理。做一个文学工作者，更需要这样。从文学史上可以悟出一个真谛：不甘淡泊、贪恋浮华，是可能使才气消耗殆尽的。只有把个人对于物质以及虚名的欲望压制到最低标准，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的开放；只有求得内心的平静、纯正，才华方得以熠熠生辉。保持一个无产者的世界观，保持明净而淡泊的生活态度、心灵世界，是使我们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特别需要具备这样的修养。因为艺术本身需要明净，需要淡泊，需要质朴，需要归真返璞，需要美，需要给人以温存、体贴、鼓舞、安慰、热情，使人灵魂净化，使人诚实、勇敢、热爱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做人是件不容易的事。做文艺工作者，当然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排除掉私心杂念。
二
听《沱江文艺》编辑同志说，到会的同志们正在研究和思考几个创作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益处的事情。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我的想法，和同志们共同商讨。
(一)写什么和你怎么写的问题。
写什么，即题材问题，这恐怕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问题了。“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嘛，文学艺术的题材无比广阔。关键的是怎么写。
“文化大革命”题材能不能再写？我认为是可以写的。那是一段历史，为啥不能写呢。已经有不少的作品写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在于能不能比已经发表过的写得更好一些、更深刻一些。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内乱”，人们失去了一些什么？得到了一些什么？最近看了老作家韦君宜的中篇《洗礼》，就感到超过了以前描写“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的不在于写了什么事件，而在于通过这些事件表现人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写“文化大革命”不要过分纠缠于那些眼泪与流血的事件，要透过现象去探索其隐蔽着的真实，表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精神力量。
“文化大革命”题材是可以写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写作的重点放在四化建设的宽广的题材方面。
有人说，写当前生活不大好写，有许多政策问题，太具体了，弄不好，又是图解政策。
是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很具体的。我们必须懂得并研究这些政策，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变化和发展。不熟不懂是不行的，因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各种具体的政策之中嘛。我们写作时，不必去写具体的政策，要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写它给予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给予人的思想感情、命运、前程的影响。三中全会后，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一个“摘帽”的政策，给全国多少万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你不懂得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研究它，就不懂得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就写不好处于这个巨大变化中的人物。
我们经常听说：要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具体到创作上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善于抓住转折时期的、处于转折关头的人物的心理和命运。历史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谁都知道它并不是按照每分钟多少米的速度匀速前进的。精心研究它的人就会发现，有时它停滞了，令人异常沉闷地停滞着，而有时它又会不为人所注意地产生一个飞跃，使你一时难以理解，有时它又会出现一些重叠。在这个转折与重叠中写人的生活、精神、命运，就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应当熟悉和了解，不然就谈不上“深入生活”，但在构思和写作时想象力应该丰富些，不被日常生活现象束缚住思路，要使我们的思路更开阔些。
“怎么写”的问题并无一定之规，但也不是没有一个限制的，作者的世界观就是作品怎么写的限制或约束。高尔基说得好：“鼻子高不过眼睛”。文学作品最终要由人民来检验它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提倡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要求我们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展示新的希望和前景。
(二)关于写矛盾冲突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的短篇创作是不是有一种回避矛盾冲突的苗头出现呢？应该说，是有的。深刻揭露社会矛盾、激动人心的作品还不多。由于揭示矛盾不深刻，我们的作品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新人形象(多数是好人形象)，但真正的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形象却是太少了。今年初，对于去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大家对这一点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当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矛盾的时候，文学又怎能离开了社会政治的环境去写人呢？复杂的社会生活，给人以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我们的文学正是应该去真实地揭示人的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而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复杂纷纭。
我们在强调写人的心灵美的时候，不应忽视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毛主席曾指出，真善美总是与假恶丑相斗争而存在着、发展着。历史就是这样。美，不是孤立的，没有矛盾，也就显示不出美来。景阳冈上的武松，之所以英雄，是因为被他打死的是老虎，试想，如果被他打死的不是老虎而是一头猪，武松还英雄不英雄呢？轻飘的总不如扎实的好。我们的现实生活，矛盾重重，四化建设，一面是形势大好，一面是困难重重，我们怎么能离开这样的现实去浅唱轻吟呢？读者多么希望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人民多么需要激动人心的作品！
写冲突，不是要去人为地制造冲突。冲突，必须是生活本身存在，并经过作者分析、认识以后集中、概括出来的。如果认识错误，也可能歪曲生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