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指战国初期、中期的法家，即新兴地主阶级通过变法在各诸侯国内夺取政权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批判传统“礼治”，论证变法的重要性和正义性，探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诸侯国政权的途径；勾勒出一幅“以法治国”的政治蓝图。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前期法家在思想上多少还受到传统思想的某些影响，带有其他诸家思想影响的某些痕迹。前期法家大都注重政治实践，兼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更为关注推行“法治”的实践问题。因此，前期法家的法律思想颇具有实践色彩。
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即新型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战争实现全国统一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和李斯。后期法家已经具备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因而其思想宗旨是：总结变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经验，在前期法家法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较为完备的、系统的“法治”理论，以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理论。后期法家已经有条件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因此，其思想更具有理论色彩。
此外，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还有一主要区别：前期法家并不一般地完全排斥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后期法家则认为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无法改变，因此完全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把法律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法家的“法治”理论发展到极端。
（2）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
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法家内部的主张常常表现出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
晋法家或称晋秦法家是以三晋文化和秦文化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家派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悝，魏国人；吴起，卫国人；商鞅，卫国人；慎到，赵国人；申不害，郑国人；韩非，韩国人；李斯，楚国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三晋（韩、赵、魏）和秦国的变法与法制建设。其中影响最大的商鞅、韩非分别是晋法家“法治”理论的初创者和集大成者。
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晋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抑商，严刑峻罚，否认道德教育作用，极端夸大刑罚的作用。这可以从晋国的“戎索”精神中找到其原型。
齐法家是以齐国文化为基础产生的法家派系，其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假托管仲之名的《管子》一书中。《管子》一书中的法家思想是在管仲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即是从管仲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措施中推演出来的，是这些措施在理论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管仲思想的发挥。．
齐法家之学是齐学的产物。齐学的代表荀子（约公元前313年一公元前238年），曾游历过秦、楚、燕等国，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齐国度过的。他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辉煌时期就是在稷下学宫讲学，且“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儒、法、道诸家兼容的齐国文化氛围中，荀子将鲁儒的“礼”和晋法家的“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隆礼重法”、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先行者。
齐法家思想的特征是：重农而不抑商，重法而不全盘否认道德教育的作用。这可以追溯到齐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
（3）从理论上，可以划分为法派、势派、术派
按照韩非的看法，前期法家可分三派：商鞅重法——法派，慎到重势——势派，申不害重术——术派。商鞅论证了推行“法治”的重要性，慎到、申不害则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可能行（政权、权术）。后期法家韩非则总其大成，提出了“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完整理论体系。
四 法家的变法实践及其成果
1．法家的变法实践
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一些诸侯国夺取了政权。但是，封建制度还不完备，旧的传统在各个方面仍有很深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革除残存的奴隶制，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封建制度的建设，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社会改革，由此掀起了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这场变法运动中，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一些法家代表人物走上各诸侯国的政治舞台，主持变法，开始实践其“法治”思想，从而揭开了“法治”的序幕，为法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实践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魏与韩、赵一起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魏国地处原晋国的中部、西南部平原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对魏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
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变法的一个诸侯国。第一位国君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年一公元前397年）招纳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帮助改革，其中成效最大的是李悝的变法。李悝变法实践的主要内容是：
“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
“尽地力之教”与“平籴法”是李悝在经济领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废除“井田”的疆界，鼓励自由开垦耕地，勤谨耕作以增加生产，培植封建的个体小农经济。
《汉书·食货志》记载：
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注：当为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李悝认为：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即：粮价太贱，农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国家就要贫困；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生活困难，就要流浪他乡。为此，他制定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就是把好年成分成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成时，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己用的粮食外，其余的由政府按定价收购；坏年成时，又由政府平价售出。这样可以“取有余以补不足”，稳定小农经济。
李悝经济改革的目的是：第一，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从而调动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巩固封建性的行政与赋税制度，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来划分居民，并保证国家的“什一之税”；第三，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协调农业生产者和城镇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抑制商人囤积居奇，以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
赏罚必当的“为国之道”
李悝在政治领域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节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改革措施。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任用官吏上，要打破以往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废除贵族的一系列特权，任用大批新兴地主阶级的有能有功之士。
其二，在行赏施罚方面，要做到有功有劳的一定要赏，有罪有过的一定要罚，此即后世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
这些精神正是法家的“法治”精神。
“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是李悝在中国法律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李悝也因此而奠定了自己在法家学派开山鼻祖的地位。
李悝作《法经》之事，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中没有提起，《史记》、《汉书》也只字未提。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到《法经》的是保存在《晋书·刑法志》中的三国时期曹魏陈群、刘劭等作的《魏律·序》，其云：
新律因素《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
《晋书·刑法志》在追述曹魏之法时则说：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瑜制以为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唐律疏议》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可见，李悝的《法经》是在总结春秋末期郑、晋“铸刑书（鼎）”以来法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是后世封建法典的雏形。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的法律；《杂法》是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刑罚加重和减轻的法律。
《法经》以《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i法》、《具法》六篇囊括当时的法令，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科刑；
第二，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柢牾；
第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第四，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研究。
因此，《法经》是新式法令的集中体现，是封建成文法典的雏形。但遗憾的是，《法经》很早就已经失传了。明代末期董说的《七国考》曾引西汉末年桓谭《新论》有关《法经》的片断，很可能是董说伪造的，不足为信。
（2）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实践
吴起在魏国曾参与李悝的变法活动，协助魏文侯推行奖励军功的法家政策。入楚后，开始帮助楚悼王改革，主持变法。
“损有余而继其不足”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宗旨是加强国君的权利。为此，主张削弱贵族的力量。他认为，楚国之所以弱，是因为“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因此，提出“损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变法原则。
具体做法是：
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即逐步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剥夺贵族多余的土地来补充新兴地主的不足，取消贵族三世以后子孙的爵禄，精简“无能”、“无用”的官员，把节省出来的经费用于“抚养战斗之士”。同时，把一部分贵族迁往边远地方，“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势力。“明法审令”在执法方面，主张“明法审令”，严格依法办事。这就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吏服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公”，克服一己之利的“私”：“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荀同，行不敢荀容，行义不顾毁誉。”为此，以“法治”的手段“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大力整顿楚国的吏治，纠正以私害公的不正之风。此外，还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以防内外勾结，破坏楚国变法的方针政策。
尽管吴起被楚国旧贵族势力所杀害，其主持的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也被扼杀，但是他的削弱旧贵族势力的措施以及“明法审令”，明于赏罚的主张，都被后世法家所继承和发展。吴起是失败的政治家，商鞅是成功的政治家。他们的变法结果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当时以新代旧的变革浪潮。
（3）商鞅在泰国的变法实践
商鞅在秦国先后主持过两次变法，是先秦法家变法最有成效者。
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是：
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扩充，改“法”为“律”，增加“连坐法”，即“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作为《秦律》颁行秦国，励行法治。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和一切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使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
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开阡陌封疆”，“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普遍推行县制。“集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或三十县）。”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中央，并统一度量衡制度。
按户口征收军赋。“舍地而税人”，以利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并禁止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旧俗。
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从而使秦国从不被人重视的“夷狄之邦”，一跃而成为令人畏惧的强国。
（4）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实践
公元前403年，韩与赵、魏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地域狭小的韩国地处原晋国的南部，夹于三强之间：西以秦国为邻，北、东北与魏接壤，南与楚相连。
建国以来，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就未巩固，国力一直很弱。直到韩昭侯时期（公元前358年～公元前333年），各国大都进行了变法改革，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国力强大，开始对外扩张。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其变法内容即“修术行道”、“内修政教”。
君主治国，一定要确立法治，依法办事，反对统治者凭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随意决定政策措施和赏罚制度。
强调“术”的作用。主张君主“独断”，即集权于一身，将官吏的设置、任免和考核、赏罚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主张君主要“无为”而治，同时任用官吏要使其称职，不许官吏越职行事，要经常监督、考核官吏。
申不害在韩国15年间，大力推行“术”治，使得韩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加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比较强盛；但用“术”有余，定法不足，没有统一的法律，因而出现了“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的混乱现象。昭侯死后，变法便停止。
（5）邹忌在齐国的变法实践
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掌握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富国强兵，齐国进行了社会改革。其中以齐威王时期邹忌的改革最为显著。
齐威王（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0年在位）以善于纳谏而著称，又以接受邹忌的进谏最为有名，受益也最深。历史上有所谓邹忌鼓琴进谏的传说。
邹忌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了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不顾个人得失，前去劝谏齐威王。听说齐威王喜欢听琴，便以会弹琴为由去拜见齐威王，受到威王召见。但邹忌没有弹琴，却以琴理来说明治国安邦的道理。威王听后备受感动，不久即任用邹忌为相国，主持齐国变法；并封邹忌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称为成侯。邹忌在变法中推行的是法家政策，其主要措施是：
广开言路，鼓励群臣吏民进谏。邹忌认为，国君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不为阿谀奉承者所蒙蔽。结果，齐威王下令：
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这项法令刚刚颁布，群臣前来进谏者门庭若市；数月以后，还不断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修明法令，整顿吏治，集权中央。主张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选择“君子”担任官吏，防止“小人”混杂；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
由于刍墨忌的改革，齐国的国力大增，逐渐走匕了富强之路。
（6）荀欣、徐越在赵国的变法实践
赵国在烈侯统治时期（公元前408年～公元前400年），起用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荀欣任中尉，徐越为内史，进行变法改革。其主要措施是：
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根据功德和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
在经济上，实行所谓“节财俭用”，注意节省财政开支。
这次改革收到了明显的富国强兵的效果。
2．法家与成文法的形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