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封洫”、“作丘赋”之后，子产又同旧势力进行了斗争。这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国人也看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积极拥护改革。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即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以往的奴隶主贵族不但对其封地内的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也可以恣意迫害平民。他们不制定也不公开颁布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什么罪应该处什么刑的“刑书”，而是采取“议事以制”的方式审判案件，使人们经常处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极端恐怖之中。从反对者的意见中不难看出，仅就颁布成文法本身来说，就已经起到了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反对者叔向谴责说：“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叁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从中可推断，子产“刑书”的内容与其田制、赋制改革有关。子产的“刑书”公布后，不仅打破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礼治”传统，而且限制、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义务，“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晋国著名保守派贵族叔向的反对。正在主持郑国改革的子产没有屈服，非常坚决地答复：“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即“铸刑书”正是为了挽救郑国危亡。子产“铸刑书”这一举动，为后来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提供了经验。
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
子产第一个提出了“宽”、“猛”两手策略。“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主张严刑峻罚和暴力镇压。
子产在执政期间，主要采用“宽”的一手，主张“为政必以德”。为此，孔子多次赞美，说他是“惠人”，“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的确如此开明。执政后，郑国人经常到“乡校”议论其为政的得失。“乡校”本来就是国人举行乡射宴饮和议论国政的场所。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他不同意，说：
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这种择善而从、闻过则改的风度，在当时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到了晚年，子产的“为政必以德”的观点却发生了转变。他在临终前竞对后继者子大叔说：
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这一转变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对以往所行的“德政”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是认定子大叔不是“德者”，所以示意他舍宽而取猛。
子产所提出的“宽”、“猛”两手，关系到立法的指导原则。后世的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其“以宽服民”的思想，主张立法从宽；法家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其“以猛服民”的思想，主张立法从严。
（3）邓析（？～公元前501年），郑国人。子产执政时曾任郑国大夫，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子产在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刚刚转化而来的新封建贵族，为了保持贵族的特权，并不否定周礼。而邓析则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进一步改革。《荀子·非十二子》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可见，邓析是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私造“竹刑”
邓析对子产所推行的一些改革不满，曾“数难子产之治”。由于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竟私自编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晋人杜预在注《左传》时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欲改旧制”和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的精神显然是一致的。“竹刑”的内容已无可考，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邓析这一部有别于“刑书”的“竹刑”，必然只能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东西。
传授法律知识，承揽诉讼
邓析曾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并助人诉讼。《吕氏春秋·离谓》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又以擅长辩论著称，“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诉讼中，也能打破旧传统，不以周礼为准，反而“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在邓析的倡导下，当时郑国曾兴起一股革新的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以致“郑国大乱，民口蕹哗”。最后，“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敞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的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继续使用其“竹刑”。可见，“竹刑”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4）赵盾，即赵宣子，赵衰之子。春秋时晋国执政。赵氏在晋国的地位与实力是逐渐上升的。晋文公重耳出逃时，狐偃、赵衰以士的身份随重耳出亡；晋文公作三军时，狐毛、狐偃将上军，赵衰为卿，赵氏不及于狐氏。但是，公元前621年，赵盾被推荐任中军元帅，开始执掌国政。从此，赵氏的势力大起来。次年，赵盾主“扈”地之盟，开大夫主盟之先河。公元前607年，避灵公杀害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死灵公。赵盾回来拥立晋成公，继续执政，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以保卫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成果。“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新法典当时并没有公布，但新兴地主阶级一直用“法”镇压旧贵族。直到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才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铁鼎上。赵盾的立法实践活动为成文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5）赵鞅，即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春秋时期晋国卿。公元前513年冬，与荀寅一起“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将赵盾所作法典铸在铁鼎上。这是新势力在晋国取得政权后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遭到了孔子的强烈批评。
（6）叔向，一作叔响，羊舌氏，名希（xi音希）；因其封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又称杨希伞。春秋时期晋国卿。约与子产、孔子同时。晋悼公晚年时任太子彪的老师（傅）。后来，彪即位为平公，叔向任太傅，参与国政。
叔向长于历史典故，人称“习于春秋”；又有丰富的施政经验。他评价晋国的时政是国势日衰，处于“季”世（没世）。为挽救这种局面，坚持“礼”的原则，并主张以“宽”待民。
叔向崇尚“礼治”，认为：“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强调“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为维护旧贵族统治，主张对人民施以恩德。
面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他从维护“礼治”的立场出发，对新生事物持否定态度。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曾写信指责子产公布“刑书”。他说：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有争心也；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可见，叔向从三个方面抨击子产：其一，“铸刑书”违背了西周以来不公布法律的传统；其二，有了刑法典且公布之后，人们可以依法而力争，必将不再遵守礼；其三，这种新的法制必然导致司法腐败。其实，子产创制的成文法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古代法律实践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司法方面，叔向主张依法处死徇私枉法的法官叔鱼（叔向的弟弟），体现了严格执法、大义灭亲的精神。为此，孔子称赞道：
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晋国重视法制传统的一个侧面。与后世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7）士会，即随武子、范武子，士为之子，字季。春秋时晋国大夫。因食邑在随（今山西介休东南），后更受范地（今山东梁山西北），故又称随会、范会、士季、随季。公元前593年，任中军元帅，并兼任太傅，执掌国政。其间曾修订法制，制定“士会之法”。
（8）司城子罕，春秋战国之际宋国执政。公元前567年～公元前544年在位，并进行社会改革实践。提出“同罪异罚，非刑也”，坚决反对礼治条件下的罪刑擅断思想，成为后来法家思想的滥觞。
2．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其主要代表有：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李斯。兹简要介绍如下：
（1）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魏国人。法家学派始祖，三晋地区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一个诸侯国。自魏文侯时，便与韩、赵分晋，建立新国。为了富国强兵，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7年在位）广招人才，礼贤下士，起用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李悝就是其中最著名者。李悝初为北地守，后任“魏文侯相”和“魏文侯师”，主持魏国的变法，在政治、经济、法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封建制的改革。他最突出的事迹，就是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立法经验，并对成文法运动进行了理论概括，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至此，法家思想才初步形成一个体系，法家才成为一学派。从而，李悝获得了战国初期法家始祖的地位，谱写了“以法治国”的时代篇章。
（2）吴起（？～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据说性格暴烈，急于功名。年少时因游仕而破家，为乡党所耻笑，遂“杀谤己者三十余人”；与母亲诀别时曾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后人鲁国，师从于孔子的弟子曾参，但因母亲死而不归守孝，为曾参所鄙视。长于兵战，著有兵法，与孙武齐名。初任鲁将，打败齐兵；旋即入魏，屡败秦兵，被魏文侯任为西河郡守，曾协助魏文侯推行奖励军功的法家政策。魏文侯死后，因受陷害，被迫由魏入楚。初被楚悼王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相当于相），主持变法，使楚国兵力强盛。楚障王死后，被旧贵族杀害，变法失败。
（3）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公孙氏，名鞅；因是卫公的同族，亦称卫鞅；因出身魏国国君的疏远宗族，又称魏鞅；因功被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而号商君，史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任魏国“相”公叔痤的家臣，熟悉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理论、实践。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富国强兵，下令求贤。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并取得秦孝公信任，初任左庶长，后升为大良造。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两度主持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使秦国后来者居上，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为秦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但因其变法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并曾刑及太子“傅”公子虔等，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死后，被贵族陷害，车裂而死。商鞅不仅是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者，而且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以重“法”而著称，与同时代的慎到、申不害各成一派。
（4）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曾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对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其思想源于“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一般认为，慎到是从道家分出来的法家；但是，严格说来，慎到是从批判儒家（“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开始，最终走向法家的。在先秦法家中以重“势”而著称，是法家中重要的理论家，在法理学上很有造诣。但他之所以重“势”，完全是从“尚法”出发的。
（5）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中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低微。韩灭郑后，被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在位）起用为相，主持变法改革，颁布了大量的法律，一度使韩“国治兵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可见其思想带有道家影响的痕迹。他把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成为法家重视“术”的一个分支。
（6）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先秦法家特别是晋法家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一同师从于荀子，但只是从荀子那里获得了某些知识，其思想已经与荀子相悖。在荀子在世之时，便高举法家的旗帜与老师分道扬镳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的一个。韩非不忍心看着韩国走向衰败，数次上书劝谏韩王变法革新，但没有被采纳。由于口吃不能道说而善于著书，于是便发奋著书立说，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些著作传到秦国后，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重视，秦王感慨地说：“嗟呼，寡人得见此入与之游，死不恨矣！”后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后非常欣赏，但韩非书生气太浓，念念不忘故国，因而没有得到信任。在李斯、姚贾的陷害之下，下狱经年，被迫自杀。他集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为一体，提出了“法、势、术”三者合一的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弟子。”
（7）李斯（？～公元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期秦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年轻时曾做过郡小吏，并曾与韩非一起师从于荀子，后又接受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法家学说，韩非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国末入秦，起初做秦相国吕不韦的舍人，后来被秦王政（即秦始皇）任命为长史、客卿。公元前237年，以韩国水工郑国事件，宗室贵族建议逐客，他却上书谏阻，为秦王所采纳。不久，升为廷尉（朝廷的司法官）。建议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任丞相。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实行文化专制，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反对“仁义”，主张严刑，并将商鞅、韩非的“重刑轻罪”思想纳入实践之中，严刑重罚，深督轻罪。早年出于个人嫉妒，曾陷害其同学韩非。秦始皇死后，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军蒙恬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被赵高陷害而死。他协助秦始皇实践了法家的政治法律主张，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又发展了商、韩等法家代表人物思想中的糟粕，把君主专制制度推向极端。其一生的成败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其法律思想和实践活动对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封建法制的发展以及破坏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3．法家的派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法家的流派大致有三种划分方法：
（1）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