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活了不到60年，其一生经历，几乎浓缩了一个人生命所能经受苦难的极限。34岁之前，他的生活相对安然；之后，除了在蜀中过了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他的后半生始终处于受苦受难的煎熬中，他是苦难的象征，是坎坷的指代，其吟咏苦难的诸多诗作使他享有“诗圣”的称号，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迎着苦难而生的诗人。
没人懂得他的悲天悯人的内心世界，没有人理解他忧国忧民的歇斯呼号，也没有人同情他漂泊一生的寂寞心境。
杜甫的诗散佚大半，今存一千四百余首，大都质朴无华。他生前名气不是很大，不如李白。他自己曾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他写诗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常常把自己折腾得痛苦不堪。他的苦吟影响了晚唐贾岛等一大批苦吟诗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已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尊崇的经典。
杜甫的诗作，当时颇有争论。一些人将他的诗作与李白的诗作进行不恰当的对比，得出可笑的结论，杜不如李。李白是幸运的，因为他曾经在皇帝身边做过事，名气很大，他的诗浪漫夸张，读来令人兴奋，很适合唐代那些好大喜功官僚们的口味。而杜甫的诗冷僻、生硬、苦湿，充满苦难感和火药味，读来让人压抑，让那些喜欢粉饰太平的官吏反感，因而一度时期受人冷落。直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站出来，将李白、杜甫捧为唐代诗坛大家，争论才得以逐渐平息。韩愈以充满教训的口吻直斥当世的反对者和贬杜派们：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近半个世纪后，受杜甫诗作影响极深的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动情地为杜甫颂扬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感谢苦难磨砺了杜甫，感谢杜甫领会了天意，终于为人间留下了好诗！纵观中国文史学，写人世沧桑、写离合悲欢，写生离死别，写国破家亡，大概没有比杜甫的诗更真切感人的了。人生许多经典情态，世间几多艰难苦恨，杜诗都有经典描绘，堪称是一部描写人间苦难的大百科全书。
陶渊明、杜子美，两个中国诗坛的顶尖高手，一个遭冷落几百年，一个遭冷遇几十年，可他们的诗名和诗作还是流传了下来，剔尽权力、时尚等附加成分，好诗得以凸显身价。这是中国文化的福气，更是巴蜀文化的幸运。
杜甫写“羌村”，写“三吏”、“三别”，压根不曾考虑过皇帝的兴趣。杜甫是此时此地的，他是印象、感觉、追忆。称他写实派，不如称他印象派。他笔下的真实画面，逼真到了梦幻的地步，写出来的场景，总是通向更多的场景。所谓凝练，对生活高度概括，已然跨入抽象艺术的领域，杜甫的诗，具象中见抽象，朴拙中见真情。恰如晚唐孟啟所说：“杜逢安禄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在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无疑是具有继往开来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前承屈原、陶渊明，后引中晚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兼及宋代苏轼、陆游等大诗人。是他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元镇对杜诗作了很高的评价，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直接发端，在白居易、元稹手中发扬光大的。至于他对宋代诗人的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的。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等都曾广泛汲取杜诗精华。生于萄中的北宋大诗人苏轼，就是读着杜甫的诗长大的，而南宋大诗人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在巴蜀生活多年，更是深受杜诗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没有生在天府巴蜀，由于他曾寓居蜀中。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最高峰在蜀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杜甫草堂”这一诗歌文化“圣地”，使巴蜀文化因为他更加光灿夺目，不难想象缺少了杜甫的加盟，巴蜀文化的成就会有今天的光芒。杜甫早已与巴蜀文化结合成一体，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载体。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无法绕过杜甫这个名字，研究巴蜀文化发展史，同样无法不铭记杜甫这个名字。
当然，诗就是诗，史就是史，“诗史”与“史诗”是炯然不同的。我们在研究杜甫时，绝不可以其诗为史，亦不可以其史示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通过对杜甫“诗史”的研究，对发展和谐文化，弘扬巴蜀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当是大有教益和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