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写了上万首诗歌，其主要特色为：
一、杜甫的诗歌风格以沉郁顿挫、慷慨悲凉为主，也有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转流丽等多样风格。杜甫坎坷困顿的人生遭际和时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背景，以及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个体的人格精神，决定了其诗歌风格的主体格调。而其他风格的出现，则往往是因一时一事的心境和情绪的不同所致。
二、杜甫的诗歌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就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杜诗善于观察现实生活，提取生活中的典型素材，用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杜诗善于在客观现实生活的描写中透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常常是将叙述、描写和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杜甫的叙事诗还常常运用真实细腻、精确传神的细节描写手段来细致地表现现实生活。
三、杜甫诗歌的语言精工凝练而又丰富多彩。自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十分注意锤炼字句，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内涵和表现力。杜诗的语言既有精炼苍劲，深刻精警的特点，也有通俗自然、清新流丽等多样化的特征。
四、杜甫的诗歌诸体皆备，而且各体都有名篇，在诗歌体裁的运用上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并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诗歌体裁的建设和发展。杜甫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白居易《乐府古题序》），直接启示了中唐新乐府运动。杜甫运用古诗的形式写出了内容深刻的长篇巨制。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多，成就也最高，尤其七律在他手中已运用得相当纯熟。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袭马颇清狂”。
开元19年（时20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35～44）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45～48）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另r：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48～58）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死，他再度四处漂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到湖北、湖南一带，最后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本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了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
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记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
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说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橘》《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
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的诗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
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
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了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
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地开疆拓土，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
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予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藉或鼓励的话。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脱离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像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臉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起、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做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甫诗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做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都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工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价古今诗人的主张。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
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对“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练，在七律中得到充分地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竞长达1000字。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
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在杜甫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比较优秀的诗人。在他死后几十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他的伟大。杜甫死时，家境十分困难，家人只好把他的灵柩临时安放在岳阳。
43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艰难地把杜甫的遗骸运回偃师，安葬在首阳山。杜嗣业路过荆州时，遇到了当时的著名诗人元稹，就请元稹为祖父写一篇墓志铭。
元稹在墓志铭中说，从有诗人以来，还没有人像杜甫这样伟大。中晚唐诗人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都把杜甫作为学习的榜样。
到了宋代，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诗人都竭力推崇杜甫，认为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不仅诗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的伟大人格也得到了赏识，被推崇为“诗圣”，他的诗被认为是“诗史”“集大成”。宋代以来，学：习和研究杜诗成为风气，历久不衰，一直沿袭到现在。杜甫的影响也逐渐飞越国界，他的诗先后被翻译成数十个国家的文字。1962年，杜甫诞辰一千两百五十周年的时候，世界各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
杜甫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杜甫是永恒的，正像宋代诗人陆游在一首写杜甫的诗《游锦屏山谓少陵祠堂》中所说的：“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