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兵器向火器发展的进程中，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火炮这一因素。
满洲八旗素以剽悍铁骑著称，但在与明朝对阵时，因缺少火炮，攻坚一再受挫，八旗上下皆产生怯于攻城的情绪。1626年大凌河之战，太祖努尔哈赤被明军火炮击中身亡，清军大败。由此，清统治者认识到了火炮的重要作用，遂开始筹建火器装备。天聪五年正月，借助当时降清汉人的技术，在总兵官佟养性的督造下，成功地铸造了红衣（夷）大将军火炮，并以“天祜助威大将军”命名此炮，满洲造炮自此开始。火炮的铸成，使当时的八旗军事实力大增，同年十月，在攻打于子章台的战斗中，大显神威。初战大捷，八旗军心大振，自此后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以后又相继制造了大批的火炮。正是借助火炮的威力，使得满族军队所向无敌，迅速人关占领中原。为此，人们崇奉火炮的威力，将其作为有意志的“神”来顶礼膜拜。清世祖福临下诏册封“红衣发贡之神”作为火炮之神，并规定每年季秋朔即九月初一日为祭炮神之日，清代祭炮制度自此开始。
祭炮之前，由掌管祭祀的太常寺提请派遣汉军八旗都统或副都统八员致祭，参领、佐领均陪祭。祭炮前一日，用白纸墨书祝文，由捧祝官一员捧着，太常寺官员随行，前往至祭所，将其安设在红案上。祭炮之地选在卢沟桥沙锅村，祭祀当日，八旗各设“红衣发贡之神”位，席地为坛，每旗一坛，八旗按翼两向排列，正黄、镶黄旗位居中路，其余各旗依次向两边排列，次序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正黄、Ⅱ：红、镶红、镶蓝。祭品有猪、牛、羊、酒等，并用关帝军牙六纛、城隍、土地、马王、五火纸马各一份。祭祀时，设祝案于镶黄旗炮位前，镶黄旗都统为承祀官，在此祭祀行礼，其他七旗陪祀都统以下各官，俱于本旗炮位处随承祭官行礼。日出前两刻，祭祀仪式开始。承祭官在赞礼官和典仪官指示引导下，迎神、燃香、献爵、宣读祝文，每进行一项内容时，都要行三跪九叩礼，并通过初献、亚献、终献三次程序来完成，最终将祝文送燎炉焚燃。承祭官在炉旁望燎，此称为送神，至此，祭炮仪式结束。
康熙二十八年，再次重订每年九月初一日的祭炮仪式，参加祭祀官员皆由常服改为补服，以示敬重。
自清朝定鼎中原以来，火炮的制造技术更加成熟，各种新式火炮不断研制，对炮神的崇拜有增无减，甚至在重大战役之前，都要举行祭炮仪式。如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部再次叛乱，皇帝玄烨亲自率领三路大军前往征讨，大军开拔之前，即遣官致祭火炮之神，以求炮神在战争中保佑清军。当时参战的满、汉炮兵及满洲火器营都装备大量的火炮，被编成主力部队，其中满洲炮兵每旗装备马驮子母炮5门，汉军每旗装备子母炮9门，龙炮1门，左右两翼各配冲天炮1门，并命其他炮队各携神威将军炮48门，分赴西路和中路协同作战。此战动用火炮之多，炮兵之众，规模都是空前的。火炮在作战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在昭莫多之战中，清军使用冲天炮，仅发三炮即将敌营摧毁。康熙三十六年，历时一年，大军凯旋而归。第二天，在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场设坛祭随营炮位，遣大臣两人主祭，火器营大臣陪祀，祭品牛、羊、猪各一，果品五盘，点香烛、奠帛、献爵、宣读祝文致祭。
随着清统治的稳固及战事的缓和，自雍正三年开始，把每年一次的祭炮改为每三年一次，参加祭祀的官员，每旗各出一人，由都统或副都统为之。对祭祀用品，在过去所用的基础上，每旗增添了酒盏30个，并对祝文内承祭官职位的书写，也做了规定。过去均以镶黄旗都统为承祭官，并在祝文中书写其都统的姓名，如果祭祀之日有事未到，由他人顶替其名，恐有不敬，现改为如镶黄旗都统有事不来，则改书次旗都统名，由太常寺官员在祭祀当日临时开列具奏。
祭祀中的祝文，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媒介，人们通过书写祝文来向神表达、传送崇敬之意。按照规定，祝文要按如下格式书写：“维某年岁次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某某等致祭于红衣发贡之神，日：惟神钦天命而无私，助扬威武，有功国家，兹当季秋之日，特以牲醴，遣官致祭。神其鉴之，尚飨。”对书写祝文的材料，乾隆三十年，也作了新的规定。乾隆三十年奏准：“各神庙贤良等致祭文，俱用祝版，只有九月祭炮神，向例相沿用纸张缮写，现一律改用祝版，以昭敬谨。”
（赵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