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关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日渐完备，遴选秀女也被提上了日常议事日程。顺治十年十月，顺治帝谕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要在满洲官民女子和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的女子中选择。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一年五月进行了首次挑选，结果，科尔沁蒙古镇国公绰尔济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在成千上万个佳丽中脱颖而出，被册为妃，旋晋升皇后。
清朝首次大规模的遴选秀女，南于缺乏经验，加上时间仓促，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致留下了千古疑案。让顺治帝倾心相爱的董鄂氏，18岁入宫为妃，22岁因爱子夭折悲痛万分，不久即亡。清代典制明确规定：八旗女子17岁即已愈龄，没有资格再参加应选秀女，18岁的董鄂氏又怎么可能人宫为妃．呢？所以后人在董鄂氏的身世上喋喋不休。
清代选秀女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皇帝选立后妃，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及亲郡王之子配婚。清制规定，每三年选秀女一次，秀女的选择范围，各朝不尽相同。人关初期，八旗人口稀少，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至13：岁者，都要参加三年一次的挑选，至17岁以后为超龄，届时不再挑选。康熙时略有改动：后族近支或母族系宗室觉罗之女者，均可免选秀女。至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日益繁荣，八旗人口迅猛增长，秀女的选择面渐宽。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每临选期，京城附近省份的八旗女子入京比较容易，而边远省份如新疆、四川等地路途遥远，而且适龄女子多达数万、数十万之众，若一同人京，不免跋涉、奔波之苦，而且耗资巨大。乾隆八年谕令：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儿，停止送选。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挑选秀女的范围。
入关前，满族社会生活以渔猎为主，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奴隶制时代。入关后，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由奴隶制一跃而为封建制；奴隶制清代秀女所持的身份牌的残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在婚姻制度上尤为明显。
如皇帝的女儿——公主下嫁后所生之女，也在秀女备选之列，若选中，成为皇帝后妃或嫁给近亲宗室，这从血缘上讲，无疑属近亲结婚；若从人伦上说，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大逆不道的。这种落后的婚娴制度，直到嘉庆年间才加以否定，嘉庆特下令：嗣后挑选秀女，公主之女毋庸人选。
清代，亲姊妹同时入选共嫁一帝者，大有人在，但有时也会发生另一种情况，即皇帝后妃的亲妹妹通过应选下嫁给皇帝的子孙、侄儿，若这样，辈分上就会发生混乱。为避免发生上述情况，嘉庆五年又规定：嗣后自嫔以上，后妃的亲姊妹可免选秀女。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不料，众妃嫔群起而攻之，道理很简单：后妃家族与新君的亲缘关系即告中断，后妃家族的权力和利益均受到巨大的损失。众后妃动之以情、施之以柔，用各种手段力劝嘉庆帝。嘉庆帝虽为人君，也是血肉之躯，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更改章程。嘉庆十二年重新规定：“前于嘉庆五年间，曾降旨，令自嫔以上亲姊妹，俱加恩不必备选……嗣后皇后、妃、嫔之亲姊妹及亲兄弟、亲姊妹之女，于挑选秀女时，仍一并备选。”“著户部、内务府声明，另为一班，不必拘定年岁，优先备选。”从此以后，后妃、嫔的亲姊妹及亲兄弟、亲姊妹之女不仅可参加遴选秀女，而且优先考虑。可见“裙带”之风古已有之。
每次挑选秀女前，适龄女子都要在本旗造册，送报户部审核，因故未能参加的，下届必须补上。第一次选中的秀女称“记名秀女”，记名秀女五年内不许私自聘嫁，以备复选，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族长及本人父母，均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如果确有残疾，不堪入选者，需族长、领催、骁骑校、佐领等层层呈报并开具证明，各旗都统再行文户部，皇帝同意后，才能免选。凡八旗女子必须应选秀女一次，因某种原因到17岁还未曾应选的女子，只好终生不嫁了。乾隆六年，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已过17岁，但从未应选过秀女，玛尔泰上书乾隆帝请求为女儿完婚，乾隆帝严辞予以拒绝，并痛责玛尔泰。于是虽身为一品大员之女，也只能永远待字闺中了。
每次应选的日期，户部先期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通知各旗。外省官员的女子先行至京，与京城应选女子一起备选。是日早晨，送选的女子乘蓝色布围骡车至神武门外，在太监带领下入神武门，齐集在神武门内广场，按顺序进入顺贞门，备帝后察看。清代选秀女的地点每朝各不相同，静怡轩、延晖阁、体元殿，都曾是选阅秀女之所。
选阅秀女有先、后之别，后妃的亲姊妹及亲兄弟、亲姊妹之女优先挑选；其次，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依次进行。每次进人五人，备选秀女每人各拿一木牌，上写本人姓名、年岁、家世等。皇帝中意者，当即留下本人木牌，谓之“留牌子”，择期复选。复选后被淘汰的，即刻送回木牌，称“撂牌子”。
清代遴选秀女的最终目的是为皇帝挑选后妃，条件自然十分苛刻。秀女的身高、容貌、内在素质缺一不可，而且每次挑选营私舞弊者大有人在，所以大多数秀女的最终命运只能是被淘汰。侥幸入宫者，也多半独守青灯，终老此生；蒙皇帝宠爱，最终为皇后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况身处红粉之中的帝君，感情专一者能有几人？故而，大多数八旗女子视选秀女为畏途，避之不及，更有以死抗争者。
（曹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