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诺说，你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因为你的论证陷入循环沦证。“因为，我们之所以肯定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领会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因此，在我们肯定上帝存在之先，我们又必须先肯定凡是我们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笛卡尔说：“我没有陷入循环论证中，我是把我们事实上领会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同我们记得以前曾领会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区别开来。何况，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指出过，一些神学家对在论证上帝和《圣经》时也是循环论证，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同时他们又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来自上帝。这不也是循环论证吗？”
最后，他希望神学家们能抛弃那些“对于理性是矛盾的，完全是不可理解”的过时理论。他公然宣称：“而我的意见将会代替它，当作可靠的，无可置疑的，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
教会对他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声讨，查禁！
在此后的生活中，笛卡尔为他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第六组反驳
第六组反驳，也是个集体之作，是许多神学家和哲学家们集体观点的集合。或许这些人的地位、名望不如前边那几位高，他们的态度也比较温和，只是向笛卡尔提出了9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他进一步的指导和论证。所提的问题也不是很有分量，所以双方的气氛并不是很紧张，在笛卡尔得知这些研究了30年哲学和神学的人，读了7遍他的著作才提出这些问题时，心里也有些激动和自豪。他感动的是有这么多有识之士在钻研他的著作，自豪的是“在那么仔细认真的检查之后，他们却没有在我的论证里指出任何错误和谬论来”。这使他更坚定了信心，经过这么多次的辩论和考察。“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并没有被那些有学问的人们的权威所削弱”。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笛卡尔这次论辩比较轻松、自信，在答辩中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在好些地方表露了个人的心迹，还特别谈了许多宗教方面的事。所以这一部分也是研究笛卡尔的宗教观及思想发展过程的好资料。鉴于此，我们在本次反驳与答辩中，着重介绍笛卡尔的答辩内容。
我们不在意笛卡尔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因为它们并不是些很有见地、很有新意的问题，我倒是对笛卡尔在回答问题时的即兴发挥感兴趣。在这方面表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如，谈到宗教，他说：“我从来也没有从事过神学研究，我只是在我对自己的研究有必要的时候才采用一点，同时由于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没有神圣的灵感使我认为我有能力来从事于神学事业，因此我在这里声明今后我对于像这样的反驳不再予以回答。”笛卡尔的这个声明使我们看到他对宗教的态度，笛卡尔虽然说他没有研究过宗教，但并不表明他没受过宗教的影响，事实上，他在幼年和童年一直受到宗教的熏陶，所以，笛卡尔在许多场合一直说在幼年接受的错误，这其中也应该包含一部分宗教的东西。他对宗教知识的运用也是实用的，就是在研究中遇到什么问题时，才临时抱佛脚，从有关书本中寻找相关的知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笛卡尔的朋友圈里就有一些像麦尔塞纳神父这样的好朋友。对一些敏感的宗教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这也是他对待宗教的一贯策略。在17世纪那个理性的时代，人们的心灵正在从宗教束缚中摆脱出来，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被教会看成是颠覆宗教信念的东西遭到讨伐，但笛卡尔并不屈服，他仍坚持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宗教，他不相信终极因，也不同意万物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他对上帝一般是严肃的，但不过多掺杂个人的感情，他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崇拜上帝，思考上帝的崇高和伟大，但上帝的性质是我们人的智力所无法把握的，他的功能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按笛卡尔的原则，凡理性不能清楚明白地认识的东西就不能成为知识，既然对上帝的本质和功能我们无法理解和把握，那就不能以此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帝在创造世界后，就不再管世界上的事了，人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幸福。
笛卡尔的上述观点都散见于他的著作中，很少比较集中谈论宗教问题。在这次答辩中，笛卡尔破例谈了自己对一些宗教问题的理解，在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时，笛卡尔说：“怕的是我的沉默不语会给有些人以机会去信以为我之不回答是因为对你们所提出的《圣经》的那些地方我没有能力给以合适的解释。”在解释有关《圣经》知识时，他有两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要使自己著作的观点与其相统一，对这些宗教观点做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肯定是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
在解释“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时，笛卡尔就试图把知识、上帝和爱统一起来。他说，这里的知识并不是指所有的知识，“并不说人们不能有任何知识”，言外之意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使人自高自大，那些爱上帝的人，对上帝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更不可能使人自高自大。笛卡尔进而解释到，看来这句话：“仅仅说那些没有爱心的人，因而也就是对上帝没有足够的认识的人。”如果他们有了认识上帝的知识，认识了上帝，自然就不会自高自大了。从认识的次序来说，人“必须从认识上帝开始，然后把我们对于其他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知识都使之取决于这个认识，这就是我在我的沉思里已经解释过的”。倒通过这句话也解释了他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以对上帝的认识为前提的。
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上，笛卡尔强调人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传道书》书中讲了一个事例，教徒索罗门承认：“他想用人的智慧的光明来指导他的行动，而不联系到上帝的智慧的光明，也不把光明看作是上帝手上的一种恩赐。”这种罪过使他只看到虚荣的东西而找不见完全满意的东西。由此宗教得出结论：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事。无论他费多大的心力都不可能。笛卡尔纠正道，这里的人“不应该指一切种类的人说的，而仅仅指同所描写的前一节的那个人说的”。我们注意到，笛卡尔总是把广义上的人变成一个具体的人的特例。目的还是有利于人的解放。
上帝“在太阳底下做的”，总是“指自然的东西说的，不包括这些东西对于上帝的附属性在内”，这样，在笛卡尔眼里，自然与上帝相联系，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什么时候不认识上帝，他什么时候就不能对自然的东西有完满的认识”。这句话如果倒过来看，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就体现在他对上帝的认识，这不就给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最合理的根据了吗？从而使自然科学与宗教和谐存在。
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里，上帝说，这个（人）怎么死，那个（兽）也怎么死。上帝的这种说法与笛卡尔的有关的说法不一致，因为笛卡尔认为，人和兽不一样，人有灵魂，动物则没有。动物的死就是不存在灵魂问题，而人的死则仅仅只是肉体的死，灵魂却是永恒的。为了协调两种说法，笛卡尔对上帝的说法进行了新的解释：上帝所说的人与兽同样死法，以及人强于兽“显然这仅仅是指肉体说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仅仅说到属于肉体的东西。至于人死后灵魂怎么样，笛卡尔认为这是人的理性所不能知道的，“人的灵魂不是物体性的；但是至于说到它是否将上升，也就是说，它是否享受上帝的光荣，我承认只有信仰能够告诉我们”。这样，笛卡尔就把人的灵魂和肉体分别看待，人的生和死分别看待，把理性和信仰分别看待。人活着，应用上帝赋予我们的灵魂把握今生今世，用理性掌握科学知识，通过努力创造幸福。至于灵魂在死后的着落，只能信仰。
关于人的自由问题。在笛卡尔看来，自由主要是意志的自由，意志属于精神的一种，与理智相并列。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善，是真理的源泉，是一切完美之物的拥有者，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按他的意志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世界处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他在创世时意志处在“无所谓”状态。“在上帝那里的一种完全无所谓是他的全能的一个非常大的证明”。人不可能处在这样的自由中，虽然说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是受到理智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人越是明显地认识好和真，就越能自由地接受好和真，只有在人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或者更真的，或者至少当他看得不够清楚，不能不怀疑的时候，他才抱有无所谓的态度”，由此看来，人的无所谓与上帝的无所谓不一样，人的无所谓是人处在无知而不知其所从的盲目状况下，上帝的无所谓是随心所欲的创造。“无所谓并不属于人的自由的本质，因为，不仅仅是当我们对于善和真的无知使我们抱无所谓的态度时我们是自由的，而且主要也是当我们对一件事物的清楚、分明的认识推动和迫使我们去追求时我们是自由的。”由此可见，在笛卡尔看来，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我们人所特有的权力。既然是上帝赋予的，那就是人人都有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人所拥有的这份权力。但自由意志要想达到善的趋向必须有真的知识为基础，而所谓的知识应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必然的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无所谓”其实就是人处在一种盲目必然性状态中。人在努力争取自由时，必须克服这种“无所谓”的生存状态。
“当人们认真考虑上帝的广大无垠时，人们看得很清楚，没有神秘感的东西是不取决于他的，不仅凡是存在的东西，就连秩序、规律、好和真的理由，都无不取决于他。”所以，“上帝，作为一个至上的立法者，永恒地安排了建立了这些真理。”在上帝所立的大法中，有些是我们人的理性所不能理篇的，如上帝创世的秘密，为什么1×l：1等等；有些是我们应该知道而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对我们本来很清楚明白的知识大加怀疑，这都是违反人的理性原则的。笛卡尔这个思想发展到康德就表现为：“人为自然立法”。
笛卡尔把建立在人的感官基础上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是外物与感官的直接接触，它是感官“官能的分子运动以及由这个运动所产生的形状和地位的变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运动。到了第二个阶段，精神与物体性的官能相结合，物体性的官能由于受外在物体对象的推动和感染，必然产生诸如疼痛、饥饿、气味等感觉；第三个阶段就是精神对感觉的判断，这属于理智性活动。在判断过程中，由于受习惯和幼儿时代接受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的影响，使我们的判断经常出现错误，例如小时候我们看到太阳很小，以为它真的就那么小，后来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太阳实际上比地球大好多倍，我们从天文学中所得到的有关太阳的知识，就是克服了幼年时代的错误的一种科学的判断：由此看来，笛卡尔把感觉和感觉的判断区别开来，前两个阶段属于感觉，它无所谓对错，它就是一种物体和感官的运动，最后一种则是对这种活动的判断。笛卡尔承认人的观念有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但由于他是对感觉的判断，所以这种外来的观念总是模糊的，“由于精神过于和肉体结合在一起，不能离开感官去进行思维，因此精神只能很模糊地知觉各种东西”，这不符合笛卡尔关于知识的标准。在笛卡尔看来，真正的知识应是对纯概念的理性反思。
在被问及他是如何从怀疑中摆脱出来的，笛卡尔总结到，他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怀疑中摆脱出来。大概分三步：第一步，他从怀疑中发现了确定的自我，由此确定了他认识的逻辑起点；第二步，他从自我中发现了上帝及其赋予我心中的观念；第三步，他把物体和精神区别开来，进而发现了灵魂和肉体的区别和联系，从而使他真正走上了探索真理的认识之路。笛卡尔的认识是对主体自我的认识，这标志着哲学从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由对外在客体的认识向对主体自我的反思。
最后，笛卡尔大声疾呼：“我从来没有追求别的东西，除非是这样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肯定真理理由的可靠性，发现错误的和似是而非的理由。”
是的，笛卡尔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的成就将恩泽后人。
3.第二战场
笛卡尔高见，在书没有出版以前，他就掀起了一场思想论辩。在自己这块思想阵地，他前思后想、左抵右挡，与各路思想家唇枪舌剑，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逻辑的力量守住了这块阵地。如果说，学人之间的争辩靠的是智慧和知识，要以理服人，即便有时感情用事、言词过激，也不过说几句“精神啊”、“肉啊”之类的俏皮话，借机讽刺挖苦对方一番。秀才举事、纸上谈兵，这是笛卡尔最喜欢玩的思想游戏。
就在笛卡尔与学者们围绕《沉思集》争辩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在书外还有一场争斗正在进行。这场斗争也是在学术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它早已超出了学术的界限，最后演变成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笛卡尔在自己的思想王国里是只威风八面的虎，可以把一切东西“吃”进他的怀疑里。如今的这场斗争是在校园和社会上进行，笛卡尔被迫应战、助战和参战，可当他真正参与到这场无规则的战争中后，就有一种老虎下山被犬欺的感觉。
这场争论首先是在乌特勒支大学进行的。双方主帅是笛卡尔和沃埃特，主将是勒卢阿和弗特、斯古克等。首发阵容是勒卢阿和沃埃特。争论的焦点是笛卡尔的思想。
在开战前我们应该介绍一下双方的队员：勒卢阿，原本是笛卡尔主义的热情倡导者瑞纳里的学生，1639年瑞纳里去世后他成了笛卡尔主义的旗手，在该大学宣传笛卡尔的思想。他思想解放，喜欢接受新生事物，在课堂宣传新思想，很受学生欢迎，但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
沃埃特，乌特勒支大学首席神学教授，学识不高，品质不好，学术研究没什么大的成果，但在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方面很有一套。他演讲口才不错，演讲富有激情和煽动性，但如坐而论道，从他口中说出的尽是些诸如经院哲学的陈词滥调。1641年升任乌特勒支大学校长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反对和迫害以勒卢阿为代表的新思潮的传播者。与这样的学棍和政客为敌，你可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