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四军战士并没有开枪，却扶起了他，可他却拳打脚踢，拼命挣扎，还趁人不注意差点儿拉响了新四军战士腰间背着的手榴弹！要不是一个战士眼明手快，一枪托击中了他的手臂，可就要上演一出悲剧了。这个家伙不仅自己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还要再拉上几个新四军战士做垫背！
战士们可被这个混账东西给气坏了，这哪里是个俘虏，看他那理直气壮的样子，倒像个民族英雄似的。如果不是首长们一再强调不准打死日本俘虏，战士们真想一枪送他上西天，成全他的英雄梦！
寻死不成的松野觉赖在地上大喊大叫就是不肯起身，战士们只好七手八脚把他绑在门板上，抬到了驻地。
他来到新四军驻地后，仍然愚顽不化地抱着“杀身成仁”的想法。有一次，他偷偷跑出去投河自杀，但被救了上来。可没几天，他又不见了，这次他差点儿逃跑成功，一气跑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在根据地的边上被我民兵抓获。他在被押回区公所时，还念念不忘着“成仁”，在挨近一张放有菜刀的桌子时，抓起菜刀就往脖子上抹，幸亏被民兵夺了下来，要不然这下他准玩完了。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那个时候的日军战俘大都是这样顽固不化。1941年底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狂妄气焰正是到了嚣张的顶峰。新四军和日军作战无数，打死鬼子也不少，可每次战斗中活捉一个却比打死一个还难。这些小鬼子，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战败，只要一打仗，顽强的程度令人无法想象！如果他们负伤有被俘的可能，那么就千方百计去自杀。自杀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除人们熟悉的剖腹，还有许多种，比如在一次战斗中，十几个鬼子被新四军包围在一个孤零零的草房里，不投降绝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哪知这些亡命徒，绝望中竟点燃了草房，烈火伴随着阵阵惨叫，十几个人集体自焚了。
不过，这些日军下级士兵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这场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使得他们骨肉分离。这些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他们觉得如果在这场“圣战”中战死，就会有一块刻有自己名字的木牌放在靖国神社里，供后人朝拜和敬仰，这对于出身低微的人来说将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可如果当了敌人的俘虏，就会成为孤魂野鬼，魂游无归。（日军士兵普遍认为新四军对待俘虏就和他们一样，不是杀就是剐）因此宁肯自杀也不投降。
但我军对待这些日军战俘，从来不虐待更不要说残杀了，只要放下了武器就不再把他们看成是敌人。自从松野觉来到新四军的根据地后，没有人歧视他，敌工科长程叶文和政治教员宋之光，还用日语和他谈话交心，副师长叶飞和3旅长陶勇还亲自请他吃饭。在饭桌上叶飞亲切地对他说：“你们日本人喜欢吃鸡蛋吧！来，多吃一点儿。”陶旅长也和蔼地说：“刚来这里，有不习惯的你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
松野觉看到新四军的大首长对自己这么客气，还以为他们是想从自己这里榨取什么军事秘密，猛然站起来说：“我绝不泄露皇军秘密，你们从我口里不会打听到什么的。”
“哈哈，你一个士兵，能知道多少秘密？”
“我对你们既然没用，要杀就杀吧！”“不！”叶副师长严肃地对松野觉说：“我们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绝不伤害他的生命，也不侮辱他的人格。这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听了这话松野觉心想：“我们的长官说过，共产党抓到日本兵，是要挖眼睛、割鼻子、剥皮的。可是，他们对我倒是文明得很，这可怪了。而且长官说共产党都是文盲，是野蛮的土匪武装。而我亲眼看见这里好多人身上都挂着钢笔，刚才同我谈话的那个姓宋的，还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现在对面新四军的师长，还同我谈武士道精神，看来他对日本的历史很熟悉。长官说他们是乌合之众，这真是大大的轻敌。”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松野觉“效忠天皇”的顽固思维，开始出现了转机。
1942年春，松野觉从3旅来到新四军1师师部，这里有几位已经解放过来两三年的“日本同志”，他们已经积极地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而此时的松野觉还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次几个日本同志开玩笑说自己是日本鬼子，松野觉听到后很不高兴，激烈地和他们辩论道：“不应该把皇军叫成日本鬼子！”佃田是新四军解放的第一个日本兵，听到这话他对松野觉说：“松野君，日本军队无恶不作，还能算人吗？不叫鬼子叫什么？”
“我们自己是日本人，不管怎样，都要爱国、爱自己的军队。我认为不应该把自己的军队叫做鬼子。”松野觉还是不服输。
“我们是要爱国，要爱日本的山河，要爱日本的人民。但我们不能爱日本的军阀！皇军就是大军阀，它对内镇压日本劳动人民，对外侵略别国。我们不能糊涂地爱啊！”佃田说道。松野觉听后无言以对。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松野觉震动很大。有位叫山本的日军战俘得了严重的传染病——“日本痢”，得了这种病的人在日本军队里是没人肯接近的，然而新四军后勤部的陈部长却亲自照料他，给他各种好吃的。当时这种病只有回日本本土才能治疗，在他病情稍微稳定一些后，新四军又把他放了回去。谁知山本回去后，却被长官用火活活烧死了。松野觉知道此事后，愤恨地说：“这种军队，不是人，是鬼子！”在这之后，他彻底转变了。
有一天发完津贴，松野觉就跑来找陈部长，把一沓钞票放在桌上，高兴地说：“陈部长，我不要肉贴了！”（那时候虽然生活很困难，但部队为了照顾日本同志，每人每月发给相当于四五斤肉的“肉贴”）
陈部长笑着对松野觉说：“肉贴是首长批准的，是对你们日本同志的照顾，你拿着吧。”“不！我在新四军工作，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是为了日本人民的解放，为啥还要特殊享受呢？我要同中国同志一样，我还要求正式参加新四军。”松野觉认真地说。
后来组织上根据他的表现批准他的要求，松野觉加入了新四军军籍，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1942年秋，日本反战同盟成立苏中支部，松野觉当选为支部宣传委员。到了第二年，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中支部在苏北成立，7个日本同志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加入共产党，松野觉也是其中之一，这个两年前还是满脑子封建意识的日本侵略军士兵，终于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了。
到了1944年，新四军开始对敌展开军事攻势，这些日本同志便配合我军积极地展开战地政治攻势。在一次战斗中，松野觉摸到离敌据点50米的铁丝网边，拿起喇叭大声地喊：“喂，战友们，我叫松野觉，日本广岛县人，我代表反战同盟和你们讲话，请不要开枪！”
“混蛋东西，你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碉堡里一个粗嗓门的骂了起来。
“昨天是开国纪念日。”松野觉回答道，“但日本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日本天皇和军队创造的。我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欢乐，才来叫你们停止这祸国殃民的战争的。”
“叛徒，你完全忘记了大和魂！”敌军抬出了大和魂。“我没有忘记大和魂！”松野觉理直气壮地说，“请你们想想，现在你们的父母妻儿到底好过不好过呢？他们同我的家人一样痛苦吧，伴随他们的只有眼泪罢了！难道这就是大和魂吗？”敌军没话说了，恼羞成怒，突然“叭、叭”打了几枪。
子弹从松野觉身边飞过去，但他仍旧沉着地喊着：“我代表日本工农大众利益来同你们讲话，为什么要打枪？”松野觉冒着被击毙的危险，耐心地解释，“你们看看，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不干活却天天享乐，大部分劳动人民成天辛苦劳动反而吃不饱，穿不暖，没得住。天皇是什么，就是最大的地主！”碉堡里的敌人很沉默，不打枪也不说话了。松野觉趁这机会，唱起一首名为《战争是痛苦》的日本歌曲，唱完后，碉堡里传来了哭声和鼓掌声。这场战火中的劝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半夜3点多，在松野觉的耐心说服下碉堡里的日军放下了武器。新四军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当这次车桥战斗打响的时候，松野觉拎着喇叭筒，低身飞快地跑着到一个日军碉堡前喊话。此时大风夹着黄沙；吹得满天昏黄，再加上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喊话很困难。松野觉拉开嗓子，拼命的叫，但对面没有答话。渐渐地天快亮了，枪声也稀疏了不少，松野觉趁此机会，又喊起话来。
这次碉堡里的敌人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喊话声了。可他一喊，敌人就开枪。松野觉喊：“战友们，不要打枪，我代表日本工农大众来和你们说话。”但敌人还是打。看来这次碰上的敌人非常顽固，喊话没法继续下去。战斗经过一度沉寂，又激烈起来。松野觉没法喊话了，他非常恼火，从身旁的新四军战士那里夺过一支枪，直接参加了战斗。松野觉的枪法很准，而且他的位置离敌人也近，只见他瞄着碉堡的射孔射击，连续打中了两个敌人。可第三枪没有打到敌人，他眉头一皱，用力又推上了一颗子弹。这时，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他了，射来的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头部，松野觉就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日本士兵的觉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松野觉牺牲的消息激怒了参战的新四军官兵，“为日本友人报仇！”的喊声响彻阵地上空……
车桥战斗中新四军生俘了24名日军，其中有14名俘虏参加到反战同盟组织中。虽然松野觉倒下了，但数十名新的反法西斯战士站立起来了！战斗胜利后，松野觉和他的许多中国战友一同安葬在车桥镇烈士陵园。
10、 与伪军进行特殊交易
与投降日军的伪军做交易，恐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做到。作为人民军队的雄师劲旅的新四军便在车桥战役后的战略反攻阶段，成功地同伪军进行了一次次交易。
车桥战役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随后，新四军在局部地区的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敌占区日趋缩小，在新四军对其包围封锁日益严密的形势下，敌人粮食和副食品等相当缺乏，特别急于得到粮食；而新四军后勤供应最困难的是军工生产正“等米下锅”。
新四军供给部摸清敌人在芜湖地区设立的军粮统筹委员会及其主任汪子东的情况以后，决定由皖中行署财经处副处长蔡辉以商人的身份给汪子东发邀请信，约他在长江北岸安徽省无为县的汤家沟镇直通长江的南街大河沿会面商谈。
按照约定日期，新四军派出一个团在汤沟镇作了临战部署，以防万一；汪子东乘坐一艘由众多荷枪实弹的伪军护卫的小军舰如期前来汤沟镇赴约。经过蔡辉一番晓以利害的攻心战之后，这笔亦军亦商的特殊交易就在汤家沟附近的长江里谈成了。
谈判结果，对我们很有利，汪子东也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可以向日军交账了。
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汪子东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物资共分3类：一类是军火物资占30%，包括梯恩梯炸药、雷管、轻机枪、收发报机等；二类是日伪统制物资占30%，包括铜、钢材、机床和五金工具等；三类是日用工业品占40%，包括药品、火柴、食盐、电池等。我们以粮食、山货作价为支付手段，其中山货占30%。
新四军供给部之所以敢于通过敌伪汪子东为我采办物资，主要是正确地掌握分析了敌伪和汪子东的情况，一是汪子东虽已投靠日军，但与日军也有矛盾；二是如果我军封锁粮食加紧，使他在芜湖收不到粮食，难以向日军交差，可能使他乞求粮食的心理日趋迫切；三是全国抗战形势，特别是我军局部反攻以后的形势对我有利，如果晓以民族大义，指明前途，能可争取他为我服务；四是据情报了解监视汪子东的日本人南木是日共，可能得到暗中相助，此说虽无更多根据，但也绝非没有可能。以上分析，得到军的有关领导的支持，并指示沿江部队加紧封锁，必要时派部队予以掩护，配合后勤供给部的行动。
经过与汪子东的多次交易之后，又通过他接通了与南京有关方面的关系。新四军把从根据地收集的大量法币、伪钞，通过汪子东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地运进南京、芜湖，进出日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新四军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弄到新四军急需而又难以弄到的日元、美钞，并由他们押送物资运出芜湖、南京。这一系列活动，如果没有汪子东及日伪机关的掩护，是难以想象的。
11、 1师作战所用弹药大多为自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