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本质上卡是一个既不抱有任何政治理想又不问世事的诗人，他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抱着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坐在角落里写诗。”在血腥暴力的卡尔斯实现他这一目标如痴人说梦。不过帕慕克总在读者的意料之外，让主人公卡在卡尔斯找到了写诗的灵感，三天的时间里写了19 首诗，组成一本诗集《雪》，以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为内容分别把19 首诗放置在一片雪花的不同方位，成为小说构架的主要依据，而且把整篇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放置在雪花上，另文本浑然天成，构成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只可惜这本诗集在卡被迫害后，“我”准备写一部关于政变的小说而收集资料时没有找到，不知它何时已不翼而飞了。
“我”对照卡所画的雪花图与上面的标着的诗的题目，结合“我”在卡尔斯收集的多方资料还原出当时政变时的各种情况。这样，看上去卡所追求的幸福与作者想要他达到的形式之间相悖，其实不然，帕慕克只是为读者呈现了卡的短暂幸福，爱情的短暂、诗意的短暂。对于卡的幸福从正面来说，找到了他所希望的幸福：爱情、诗意；从另一方面来，他又一无所获，他的幸福观念注定他要卷入政治的漩涡不能自主，成为各种相互冲突势力利用的工具。这跟导火线引向了他四年后被暗杀的命运。
二
主人公卡， 笔者认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西方与东方或世俗与信仰的复杂感情，这也是帕慕克在所有的作品中呈现的相同主题之一。卡，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流亡法兰克福，在那里不学德语，不与当地人交流，拒斥当地的文化与主流思想，来到卡尔斯对真主的信仰又不虔诚，穿着标志着西方风格的法兰克福大衣保护自己；受过一点萨德亭教长的宗教熏陶之后自认为“越来越靠近真主”，但骨子里是一个世俗主义者，迫于权力的压迫与军方合作。在卡尔斯冲突不断中，他想方设法逃离卡尔斯，回到没有争端的法兰克福。这种悬置状态帕慕克用《雪》中描述的三座城市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卡尔斯、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卡尔斯在高加索地区，虽然有过40 年的俄国占领，但《雪》中一再说，那些曾经很漂亮的俄国建筑现在都破败了———俄国转口的欧洲影响已经消亡。贫穷和落后使得卡尔斯成了宗教热忱的温床。当伊佩珂整理行装，准备跟卡去法兰克福时，把前夫在伊斯坦布尔买的一件礼服也放了进去，因为后背露得比较多，她在卡尔斯不敢穿，而在伊斯坦布尔就可以当街卖。卡是从法兰克福流亡回到卡尔斯的伊斯坦布尔人，作为一名临时被任命的记者，在卡尔斯人眼中他代表了双重的生疏。卡的伊斯坦布尔身份让卡尔斯人怀疑卡看不起他们，卡的德国经历更让他们羡慕和自卑。在《亚细亚旅店的秘密会议》一章里有一段话，将这一复杂感情推向极端。反对政变的各种政治势力联合签署了一份谴责声明，让卡带去德国发表，卡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暂且不谈，有没有求助于德国人发表这份声明的能力搁置一边，而是事实本身就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签名之前，他们纷纷与欧洲人划清界限。一位年轻人说：“我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骄傲，为欧洲人眼中天真、残暴和愚昧的我而感到自豪。要是他们美的话，我就丑，要是他们聪明的话，我就蠢，要是他们现代的话，我就原始。”极度的自尊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但从卡尔斯人的内心里对于西方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们对于卡的友好和毕恭毕敬中以及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宗教领袖“神蓝”的表现中，这一感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盲目崇拜与盲目排外的矛盾集中地体现出来。卡尔斯人想象的法兰克福代表西方，那里富有、民主、开放，人们没有对于“阿拉”的痴狂；而卡尔斯则专政、暴力、肮脏、混乱、贫穷，人们是由于足够的贫穷才去信仰真主；伊斯坦布尔在这里作为一个缺席的城市，介于卡尔斯和法兰克福中间，它的过去是卡尔斯的现在，它的现在是法兰克福的过去，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呈递关系或者是回忆、逻辑与幻想的关系，构成了小说所要表达的三块内容，笔者大胆认为：帕慕克有意使伊斯坦布尔的缺席，正恰恰说明了它的隐现，他只是借《雪》这部小说来说出伊斯坦布尔的变化历程。
三
小说《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宗教狂热分子与军方的斗争，或者是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是这部小说里的主要矛盾，也是整部小说主要表现的主题。卡尔斯的雪的突如其来是整个纷繁事件的生发点。这是帕慕克奠定的小说基调。卡尔斯这个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遗存下来的小城，随处充斥着警察暗探、伊斯兰教狂热分子、自杀、暗杀、军人政变、政教分离派分子、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之间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在卡尔斯，实际上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教育学院院长因反对学生戴头巾被枪杀，事先写好而尚未发生的报纸上的新闻和军事政变。更加反讽的是政变就在电视直播的一幕戏剧中进行，排除异己的枪杀发生了，现场的观众还在投入地看戏，直到有人倒下了，他们才如梦初醒。在雪中，仅仅三天时间一系列荒诞可怕的事件接连二三。这个充满阴谋和暴力的小城，越来越清晰的事件和怪诞令读者触目惊心。在《雪》中，雪就是那种寒冷、暴力，黑暗的隐喻，卡尔斯在雪的掩盖下，几乎没有温情，只有残酷的荒诞现实。卡尔斯只有监狱、警察、军队、宗教狂热分子，不同政见者、弄虚作假的新闻媒体，投机的艺术家等，事实上现实就是这样，卡尔斯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教育学院院长因反对戴头巾的女孩进学校校门被杀害在新人生糕饼店，当时为时还早，对这一事件糕饼店里至少有六名见证者，最不可思议的是到处充满密探的卡尔斯，此刻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让凶手逃之夭夭。在民族剧院上演的第一场戏，戏剧的主要情节是一个穆斯林姑娘（冯妲扮演，苏纳伊的妻子；苏纳伊：一个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演员）烧掉黑袍又鼓动穆斯林信众“从这些使我们灵魂受到玷污及落后的标志—黑袍、头巾、费斯帽和缠头中解救出来，奔向文明和现代的民族，奔向欧洲” 。后来被宗教狂热分子抓获，警察的出现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救了这名想要挣脱穆斯林身份的女人。这场戏激怒了台下穆斯林信众，引起了剧院的混乱，军界人士开枪射击，镇压暴乱，开枪射杀了他们当中行为最激进的几个代表人物。事后又逮捕了一大批的宗教学院学生，进行逼供、严刑拷打。事隔一天在民族剧院又上演了另外一场性质相同的戏剧，稍有不同的是舞台上的苏纳伊居然把枪给了卡迪菲（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让她射杀自己，最后苏纳伊真的死在了舞台上。这场戏明显是由市政府刻意安排的，通过牺牲一个演员平息前一场戏引起的穆斯林信众暴乱。文中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一军事政变的原因了，“三天以来，苏纳伊和他的同伙们以西方主义和阿塔图尔克主义为借口，制造了残忍的暴力事件”。（包括苏纳伊本人在内，总共死了29 人从这个方面来说，不仅是卡迪菲，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苏纳伊算计了）是的，这一切包括前面提到的教育学院院长的被杀都是政府谋划的。市政府预先知道有三天的暴雪，他们利用这场雪的阻隔作用，堵塞了宗教狂热分子的跳跑路线，给他们来一场精彩的瓮中捉鳖，同时，这场暴雪隐喻了政府的残暴、奸诈。仅仅用苏纳伊的死打垮了在第四天即将在选举当中稳操胜券的繁荣党，也即代表宗教势力的一方。而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仅仅是上演了两场戏剧，用艺术的形式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普通民众即使想提出异议也只能无可指责，因为“它”只是一场戏。帕慕克用零散的片段式的描述，讨论了艺术与政治、生命和戏剧的关系，隐喻了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那么对于塞尔达尔作为政府的口舌未卜先知的预言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是作为戏中人的人是当局者迷，未能识破它的阴谋而已。善良的穆斯林信众与伊斯兰政教徒都被政府玩弄于手掌之中。这正是帕慕克的独到与高明之处。
结语《雪》以卡的视角与“我”的叙述相穿插，对军事政变多层面碎片式的罗列，表面上有拼贴之嫌，实际上帕慕克用世界、历史、宗教、文化的大背景全方位地来审视和思考卡尔斯的一次军事政变，与卡的幸福观二元对立；同时以卡和上演戏剧为代表的艺术与历史真实构成了“二律背反”，帕慕克给我们提供的悖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对历史的反讽。通过这些，帕慕克试图从人道主义来审视国家、政治、民族冲突，从东西方文化冲突、交织和信仰冲突来审视人类的处境和出路。
作者简介：陈丽青，女，山西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08 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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