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猛地站起身来：“皇上，你如果对‘满洲国’的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那么我建议你前往日本，去向他们的天皇学习一下如何治理国家。”多么不逊的口吻！刚才还是和颜悦色的婉容皇后也错愕了一下，倒是溥仪仍无事般地、用平和的语调回应道：“是的，是的，是可以向近邻学习一下！”川岛芳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敢奢望从溥仪那里听到什么有价值的话语。迅速地吃完宴席，婉容还想留川岛芳子再待一会，川岛芳子却没有了这样的“雅兴”，她走之前给溥仪行了礼：“皇上，我会向我的父亲一样永远忠于皇室，为大清江山鞠躬尽瘁，你也要早为社稷做长久打算啊！”说完这几句亦劝亦怒的话以后，川岛芳子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溥仪并不是听不懂川岛芳子的话，只是他确实没有什么想法。他没有能力在四处荆棘之中杀出一条复辟大清的血路，他只能走别人设计好的路，和“一颗壮志，满怀雄心”的川岛芳子相比，他这只“燕雀”当然不能理解“鸿鹄”的野心。对于来自 “皇家小妹”的教训，他当时虽然没有过激的表现，但事后一直耿耿于怀。婉容此后还几次想把川岛芳子叫来，结果都被溥仪拒绝了。但是川岛芳子一如她所说的那样，为满清王室的复兴四处奔走着，甚至还积极筹划溥仪还都北平，只是这样毫无意义的事情得不到一点支持，最终搁浅。
川岛芳子陪送婉容是否溥仪有“旨”。
1931年底，末代皇后婉容由天津到大连，是否川岛芳子接的驾，溥仪在此事件上起了什么作用？有4种版本的说法：
版本1：川岛芳子去接婉容是板垣征四郎所派，与溥仪无关。
“（川岛芳子）根据田中隆吉的指令，前赴奉天特务机关板垣征四郎处接受特殊任务”，“执行从静园劫持皇后婉容逃离天津潜往东北与溥仪会合的特殊任务。”
“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驻上海参谋本部职员田中隆吉等人策划的，诱使婉容皇后逃离天津的重大任务，派给了芳子。”
版本2：川岛芳子是奉了溥仪的“旨”，拿着溥仪的信去接婉容的。
溥仪侍卫李国雄口述回忆说：“又过了些日子，静园总务处任事胡嗣瑷拿着一封信，先找着庶务处任事佟济煦，两人一起来找我，对我说：“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你把它交给皇后，并通报一声，现有两个人已经到园，要面谒皇后。”我想问问来者何人？是男是女？姓甚名谁？答称“不许过问。”继而又说：“皇后一看这信就明白了”，我很觉得奇怪，毕竟自己是奴才身份，碰上这种口气，虽说临时主事，也不敢坚持什么。
佟济煦向我告知这件事的时候，要谒见“皇后”的人正站在主楼前的台阶上。是一位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细皮粉面的翩翩少年，由一位日本人陪同，上楼直奔婉容房间。说话约有二十分钟，客人走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半小时后，婉容的太监来传，叫我去见“皇后”。
“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
“十四格格来了，就是那个身穿西服的。”这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半点都没怀疑他竟不是男的。婉容接着说，“十四格格捎话来，皇上让我去呢！今儿晚上就走。这事还要保密，皇上怎么走的我也怎么走”。
伪满宫内府文书科长周君适回忆说：“几天以后，溥仪派‘十四格格’来天津，接婉容去旅顺。十四格格系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原名金璧辉，母亲是日本人，金璧辉认日本大浪人川岛浪速为义父，改名川岛芳子，充当了日本特务，是很多文人笔下的风云人物。她此次来接婉容，是向溥仪讨了这个差事而来的”。
版本3：川岛芳子是受板垣征四郎或吉田翻译之妻请托，才去天津接婉容的。
渡边龙策在其着作中写道：“正当川岛芳子在上海与田中隆吉策划上海事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托宪立（川岛芳子胞兄）捎话，让川岛芳子去天津，把预定当‘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秋鸿皇后弄到满洲”。
川岛芳子在其《自白书》中曾写道：“十七岁时去天津，泊于法租界国民饭店，于访问学友吉田之妻（其夫为军部军官）时，据称翌日溥仪之妻将去满洲，然须坚实可靠之女人为侣，乃托余陪送，余即应诺。遂约定以主仆名义，送溥仪妻至大连。逾二日抵大连后，余即由其室内逃出，潜返北平”。
版本4：川岛芳子未参与接送婉容。
“关于本章所述的川岛芳子奉命前往天津护送婉容到大连，两人还在大连同住了一段时间等情节，作为历史亲历的润麒先生认为，这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其姐姐婉容根本就没有见过川岛芳子的面”。
阅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审判档案，1947年8月8日的庭审中，法官问川岛芳子是否曾“陪送溥仪之妻由天津到满洲国长春去了”，川岛芳子答：“没有，溥仪之妻，我连见都没有见过”。法官又说：“你在军事委员长北平行营留守处的自白书内有”。川岛芳子即刻回答：“那是张法官叫我那么写的。”
川岛芳子的供词和润麒的说法吻合。
综合上述四种说法，经过分析考证，我比较倾向于版本2李国雄和周君适的说法，即：川岛芳子是奉了溥仪的“旨”，拿着溥仪的信去天津静园接婉容到大连的。不是劫持，是有圣旨的。理由是：
李国雄先生，是溥仪离开天津静园后，负责照料留在静园的婉容皇后的主事之人，而且，他是亲身经历了婉容皇后被接走这件事，相信不会有错；
周君适先生是伪满宫内府的文书科长，长期为婉容皇后抄写课本，他记述的伪满见闻，均是亲眼所见或亲耳听说后记录下的，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川岛芳子是个女人，又是清室皇族，且有溥仪的“圣旨”（亲笔信），因此，是去接婉容皇后的最佳人选，登门求见并取得信任，使婉容皇后能够成行，合乎当年的历史背景条件；
婉容皇后在溥仪离开静园后，其心情虽是希望尽快见到溥仪，夫妻早日团聚，但如果没有溥仪的旨意或亲笔信函，婉容是绝不会轻易离开静园一步的。因此，我推定，川岛芳子在去天津之前，肯定拿到了溥仪的亲笔信，此事才得以成行。
另，版本3中关于川岛芳子受板垣征四郎或吉田翻译之妻“请托”去天津接送婉容，也可作为重要参考。
川岛芳子到底当没当过伪满宫廷的女官长？川岛芳子是否充任了伪满宫廷女官长并经溥仪同意。历史上也说法不一。笔者查阅了相关的书刊资料，有以下四种说法：
溥仪让川岛芳子当女官长，本人未同意。
北平调查统计室1946年3月20日对川岛芳子侦讯时，川岛芳子曾说：“宣统（溥仪）委我为宫内女官长。”审讯人员问：“你当女官长多久？”川岛芳子答：“因为皇上叫我保护皇后，委为官长，可是因为他们周围都是日本人，我不高兴就没去”。
板垣征四郎曾打算让川岛芳子当女官长，因溥仪不同意而作罢。
宪立曾在《川岛芳子在何处》一文中写到：“芳子回到满洲，是让她从天津接回宣统帝的皇后。她平安地完成了任务。板垣大佐念其功劳之大，曾对我说：‘今后给她个女官长什么的，让她安安稳稳地工作，最好从第一线退了吧。’”
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在《波澜起伏的上海时代和川岛芳子女士》一文写到：
“田中（隆吉）感到如果把川岛芳子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自己也危险，也不利于她，就向关东军的板垣参谋请求，让她任关东军适当的职位回满洲国去吧。川岛芳子作为已经建国的满洲国皇帝的女官长前往满洲国。
不到一个月，川岛芳子又悄悄地回到了田中的身边。据她所说，去了满洲国之后，皇后好意地接待了她，但是皇帝溥仪十分反对她当女官长，所以没有兑现当时约定的地位，还喋喋不休地骂皇帝溥仪无能，皇帝溥仪是日本政府的傀儡等”。
伪满洲国根本就没有女官长一职，何谈川岛芳子做过女官长。
1946年11月28日，河北省第一监狱刑事法庭调查时，面对法官“你在伪满皇宫做过女官长吗？”的提问，川岛芳子回答说：“没有，满洲国根本就没有皇后”。法官又问：“有皇帝为何没有皇后？”川岛芳子答：“事实上是没有这事，我不好说，我是溥仪的臣，他家不好的事，我不能说。”
1947年8月8日，河北省第一监狱狱务办公室临时法庭调查时，川岛芳子对“是不是充当满洲国皇宫女官长”的提问，回答：“没有，何况那时（1932年夏）溥仪还没有即（皇帝）位，我离开长春三年他才即位。”
川岛芳子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女官长又离开了。
上坂冬子在《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传》一书中写道：田中（隆吉）考虑到不能再让芳子呆在上海，便要求关东军的板垣参谋把她接走，板垣则让她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官长。但是，芳子虽得到了婉容皇后的欢迎，却遭到了溥仪的反对，所以在就任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又回到了上海。
针对上述4种前后矛盾的说法，笔者查阅了有关溥仪的史料，溥仪从未提起川岛芳子，更未发现溥仪关于“女官长”的提法。“女官长”一职，顾名思义，是皇家内廷女职人员的总管。据我所知，溥仪1932年就任伪满“执政” ，到1934年变成“康德皇帝”前，执政府内宅的女眷只有婉容一人，称“执政”夫人。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后，直到1937年“贵人”谭玉玲进宫前，溥仪的“后宫”也只有婉容皇后一个妻子，连女官都用不上，何谈女官长。据资料记载，婉容在长春伪满帝宫，就是由两个老妈子、三个太监伺候着，根本就没有“女官长”，川岛芳子是否当过女官长的说法就更无从谈起了。
1947年10月22日，国民政府河北省高等法院关于川岛芳子的死刑判决书中有如下表述：
“旋在北票组织伪定****，欲收编各地部队，充实武力，组织伪奉天兴安游击队，以多田为顾问，收编陈国瑞等部队。拟将溥仪接至热河行宫，组织伪政府，改变为侍卫军，由被告带至长白山。因多田召开军事会议，并允许接济枪械，未得军部同意，派机轰炸，强行解散。”
此说法如属实，那么，溥仪是否知情，是否给予了明里或暗中支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伪满帝宫禁卫军是由日本军政部控制，他（溥仪）自己出钱养的‘护军’，在大同公园游玩时，因不受日军欺负，发生冲突，痛打了日本军人，结果被日本宪兵抓去，严刑拷打，‘护军’也被强令解散。”
还有，溥仪为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曾送出几批青年才俊到日本去学军事，想不到这些人包括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在内，回国之后都被日本军部派了差，他根本无权支配。从此，溥仪“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
由此看，据目前的考证，未发现溥仪参与和主使川岛芳子组织伪定****，也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川岛芳子是否组织了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