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世纪毁灭了西部帝国的日耳曼人大迁徙当然也给教会带来强烈地震撼：此前的教会是与晚期罗马帝国高度耦合的，这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大一统帝国”（Universal Empire ）与“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的神圣结合，当然，教会拥有自己独立的行省主教管理区网络，可是教会的活动是以服从帝国的最高目标为归依的。震撼西部帝国的蛮族入侵使得西部的帝国管理人员或是逃跑，或是退隐，主教们实际上掌管了所在区域的一切日常行政管理，成了一个个的“土皇上”——这就在大一统帝国崩溃的同时产生了普世教会也同时崩溃的可能。
古代晚期帝国的教会统一体转变为罗马、拉文纳、米兰和阿奎莱亚教长席位的极度紧张关系之中；高卢，这个西方最后的繁荣行省，没有教会领导；西班牙教会的固定中心在托莱多教长管区；爱尔兰分裂为由修道院主宰的部落；伟大的格列高里一世教皇之后，教皇敕令的教会法汇编不再继续进行，这种各地教会的民族化进程阻碍了教会法的进一步形成。同时，日耳曼人的阿里乌斯教派也扰乱了世俗社会的信仰统一。在教会的内部结构中，集中在城市的主教管区受到地方教区的侵蚀；基督教.文明的城市区域发生了野蛮化和疆域化；修道院制度在许多地区内展开——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这时的西方天主教会远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处于分裂瓦解的边缘。
与这个分崩瓦解的过程相反，各地方教堂和民众教堂以及整个基督教会均非常顺利地坚持了“罗马人的旧法”。主教们通过宗教会议和巡视巩固了各自主教管区的统一。在西部帝国的行省体系瓦解后，行省宗教会议仍在召开。这些宗教会议又为更广泛的联系铺平了道路，并且从六世纪开始在民族的公会议中得到延续。六世纪阿里乌斯教派的瓦解促使基督教重新统一；彼时也正是罗马主教们公开展示“圣彼得遗骨”，干涉西方各教区事务，努力为自己的野心寻找借口的关键时期。在法兰克国家的修道院制度和修道院中，即在其与中央和地方掌权贵族和主教贵族的个人联系和思想联系中，产生出欧洲社会和文化的新要素。圣徒，尤其是图尔的圣马丁（墨洛温王朝的王国圣徒）、圣卜尼法斯（查理大帝的东法兰克王国圣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地、区域和普世一体化的代表人物和促进者；到八世纪初，西欧有了共同信仰；教会的建筑物、制度和法规支配了各个地方，并得到贯彻。
通过研究遗留的资料，现代学者们相信，在5世纪末到8世纪的所谓“黑暗年代”，教会通过努力适应了社会的新发展；它与尘世社会和天堂社会的联系变得困难了，因为帝国统一的瓦解、新的统治者权力和盛行的民众狂热崇拜创造了新的局势。教会也曾面临瓦解的危险，但是新教区和主教管区体系的建立、修道院制度和修道院免受主教控制却为罗马教皇重新取得优先地位作了准备。教会经受住了从罗马帝国到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从高度文明向古代.野蛮结构的过渡。这个新世界感激地接纳了这些传统，并为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一体化利用了它们。
教会与法兰克人的国家，与加洛林王族的关系当然不会是完美无暇的。正如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一样，也是经过了一翻磨合、调整，最终互相适应的。
且说就在教皇格雷戈利二世给东部皇帝利奥三世写去他着名的抗议信的同时，加洛林家族已经是由查理.马特在法兰克王国牢牢地掌握政权，他正在南方对付桀骜不逊的阿奎丹公爵以及凶狠的阿拉伯人。虽然在随后的732年至737年，查理.马特成功地保卫了神圣教会的南方边界，可是这位圣战勇士并没有得到教会太多的赞许，原因很简单：胜利的征伐带来了大量的奖赏问题。由于征战连年，找不到新的财源，查理.马特和他的手下征收教会地产，授予将领们封地。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使情况看来是查理.马特在遭遇到困难局势而做的事情，的确不是对教会财产一般地下令没收。
在许多场合，他使用那在理论上属于王室的收回赠与的权利，为的要从这里的主教区或那里的修道院取得土地把它们赠给勇敢的将领；他派遣这批将领去统治辽远的省分，担任郡守或抵抗弗里斯人（今比利时一带）或萨拉森人。在这样的许多场合下，土地的真正使用权并不会变更，但这“恩赐地”的租种者被指令不把他们的地租交纳给教会而应交纳给遥远的边区伯爵。有人称之为“不合法规的强制借用”。这一行动导致他受到教会不公平的谴责，和对教会关系的紧张。
739年、740年，教皇格雷戈利三世连续向查理.马特发出邀请，请求查理.马特的援助，作为回报，愿意授予他罗马贵族长（Patricius Romanorum）的称号。但是查理.马特从维护在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的盟友伦巴底王柳特普兰德的角度出发，对阿尔卑斯山南边的事务保持了缄默。加洛林家族和教会的关系问题直到742.745年通过多次的宗教会议才获得部分解决：一部分教会地产应该继续以缴租形式出租；待受封之人死后将土地归还，但是给予宫相以重新租种机会；只有已陷入困境的教会才可以立即收回其地产。这次和解为双方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基础。
教士们通过垄断读写教育、书本知识和文字注释而发挥“有教养者等级”的作用。教会为教士和僧侣在世俗社会中有保证的特殊地位而工作。教士和修道院因而成了从非自由上升到自由和受教育的必经之路。查理曼大帝曾让其宫廷神学家阿尔克温领导下的一批博学人物拟就了新基督教教育原理，这种教育原理是建筑在由教会拯救的、围绕早期基督教教父的空想和知识而增加的古代精神财富之上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应服务于王国行政管理和政治（比如传教和高尚的灵魂拯救）的典型神职人员。
在八至九世纪新占领的东部、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传教是教会的重大“事务”。整个八世纪，在法兰克王国的整个东部和北部掀起了兴建修道院的巨大浪潮（圣加伦、赖兴瑙、洛尔希、富尔达、赫尔斯费尔德、尼德阿尔泰希、克雷姆斯明斯特、因尼辛、舍费特拉恩、本尼迪克特博伊伦）。它们主要是上层贵族的捐输，可是或许被强制转到了国王手中；它们代表国王家族传统和君主传统以及王国思想，并常被转赠给主教管区。诸多主教管区和修道院（美因茨、维尔茨堡、富尔达、雷根斯堡的圣埃梅拉姆、克雷姆斯明斯特）在进行传教工作。传教是为政治和占领效劳，洗礼是强制向统治者表忠心；这是仗剑传教（正如我们在“武功记”一节所说，"基督教堂和修道院代替了冬季兵营，接受洗礼代替了授予罗马公民权"）。尽管教皇哈德里安一世激烈反对，但是查理曼大帝仍试图对教会的信仰教义施加影响，尤其是在792年的法兰克福公会议上他甚至在与拜占庭结束的圣像之争的问题上表明了立场。教会给查理曼提供了扮演为西方强大统治者的讲坛。
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我们已经看到过，宗教分歧怎样使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在贝利撒留的精兵面前灭亡；它怎样成了西哥特西班牙衰落到不堪阿拉伯人轻骑一击的根源。相反的，在法兰克王国内，教会成了加洛林政府的支柱，而且——也许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在罗马化的天主教居民和法兰克人之间，不存在对立的情况。这一事实产生了政治上的和谐的效能，也促进了两族人民间的通婚。
一句话，从498年法兰克王克洛维皈依正统派天主教开始，法兰克国家就没有内部不和景象。这种同一性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效果的意义，成为法兰克国家与其他蛮族王国最大的不同之点。此后教会恰好在强大的统治者查理曼当政时发挥了最大的服务功能。它给予宫相丕平以神圣王权的合法性，同时教会获得了罗马教会统治区的基础。它成功地使加洛林王朝国王的思想基督教化，通过君权神授观念和职务观念加以丰富和教会化。虽然最初作为罗马教皇使节的圣卜尼法斯在调整高卢教会和罗马教廷关系的改革中遭到了失败，教会仍然通过卜尼法斯卓有成效地将北阿尔卑斯山的地方教会与罗马联结起来，并推动了古老的法兰克王国教会的改革。
到8世纪末为止，西方教会已经变得很强大，它已赢得包括一切的使命和地位。这种地位已经几乎渗透在西欧的君主制世界和领主世界中。世俗社会与教会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结合越来越紧密；世俗社会越来越基督教化，教会社会越来越政治化，它的宗教虔诚多方面地与世俗社会的思想、感受和传统相吻合。它成了法兰克强大政权的工具和代表。该政权接纳了它，并对它加以促进和保护，但是为此要求它交纳贡金。像僧侣统治制度控制教会一样，非僧侣的普通教徒世界的带剑贵族的上层控制着世俗社会和“国家”。
正象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一样，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也不存在缺乏实力支持的权威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世俗的或宗教的。以罗马主教为其首领的天主教教会逐步由罗马皇帝的驯服工具演变为遏制西欧君权、甚至凌驾其上的神圣力量，这个过程当然离不开教会在尘世利益的长期扩张。
早在6世纪墨洛温朝的法兰克王国，就出现了教会经济力量的增长。这个时代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混乱、血腥，只承认暴力、不讲究秩序的看来就快完结的世界。虔诚而又愚昧的大小贵族、自由农民们带着发自灵魂的战栗，听着狡滑的法兰克僧侣诵读这样的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