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因为热闹对于她来说早已是过眼烟云。
张爱玲在上海时，好奇装异服。当时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同时期在上海活跃的着名女作家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是“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民国时期，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是蜚声上海文坛的四大才女。同一时期，上海还有一大批“小姐作家”。她们相互之间作矜持状，各自谈及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让：“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苏青与张爱玲则互唱互和仿佛唱双簧：“只看张爱玲”（苏青语），“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语）。潘柳黛在《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中，对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尖刻地讥讽这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以上海人脑筋之灵，不久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随后果真有“贵族排骨面”上市；后来张爱玲到香港，有人告诉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回答说：“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
香港大学文科就读时有位好友炎樱，张爱玲书中屡有描述，并录下一些炎樱语录。张爱玲对炎樱的描述有：“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也就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炎樱进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校方指派的学生长，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我们回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她读到毕业，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
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等。在当时的上海，张爱玲不仅是个有名的才女，更是着名的时尚中人。她穿的衣服都由自己亲手设计，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很大胆，这也成为了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人情练达，但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她后半生的凄凉结局。
1961年张爱玲为了搜集写作材料，自美飞台转港。这是张爱玲唯一的台湾行，后来写入英文散文题目是《重回前方》。十一月到港后为电懋电影公司赶写了两个剧本，其中之一是一九六一年极为卖座的《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在台湾旅行期间，丈夫赖雅在美中风瘫痪，此后对张爱玲的生活和精神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当时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的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因为热闹对于她来说早已是过眼烟云。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着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着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从没落的贵族家庭中出走，经历了香港求学时期的战火、沪上卖文成名的风光，经历了抗战时期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姻缘；五十年代初远走异国，尔后再嫁他乡；老年寂寞自得，住在“雪洞一般”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度日，甚至寂寞的客死于中秋前夕的异乡。尽管还有不少的人在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参透这位女作家传奇的一生，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全集》衬页用一句话做出了最精准的概括：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初次走红文坛的时候，班公预言：“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经过这么多年学者的研究、评论，夏志清在对张爱玲的悼文中，证实了班公的预言：“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即使“她创作的灵感都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即使她“创作的题材略显狭窄”也还是无碍于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她对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的先驱作用。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中说道：“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对于女性，张爱玲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李昂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她笔下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们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时下，正是张爱玲的第三次热潮，少了学者的研讨和评论，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以“小资”的面目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模仿。这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的。“随着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温儒敏在《顺应时代的文化符号——张爱玲》如此解释。
余秋雨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她确实寂寞，寂寞到当今文坛，一睹她真容，得见她风韵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也只能仅凭众人描述中的样子去对这位传奇的女作家进行勾勒，“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来再来，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在所有能见到的影像中，我们记得有一位如此姿态的女子，一如李碧华的描述：“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