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江学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大江》杂志也只出了一期，但我们从罗隆基所阐述的大江学会的宗旨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由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在美国并没有停止思考，也并没有因为远离故土就不再关心自己祖国的事，他们对于自己当年在清华的活动有很深刻的反省。大江学会的成员多数是当年清华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的反省来得较早，当时罗隆基和闻一多他们都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在这样的年纪，能及早地反省刚刚过去的清华生活，实属不易。对于罗隆基在大江学会的这一段经历，20世纪40年代末，梁实秋在他的《罗隆基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罗隆基本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眼看着华侨受外人欺侮，他自身也感到外人的歧视，尤其是在以种族偏见最深的美国为尤然，所以他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他的朋友们，便组织了一个"大江会"，宣言是他主稿的，里面有这样的字句："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中国目前之变乱，其要因为何？曰：外人之阴谋耳。进言之，外人帝国侵略主义之阴谋耳。""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
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和罗隆基的思想很相近，可以说那时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并且他的国家主义建立在爱国这一点上。纵观闻一多的一生，他的这个底色一直没有变，无论他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化，他本人一直都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闻一多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JohnGould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过着学者和诗人的生活，基本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并且因为生活非常安定，他那时对他的老朋友罗隆基依然那样热心政治还很反感，他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严格而论，闻一多那一代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思想上并不僵化，他们也都曾激进过，但当他们从美国回来，多数人早已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清理，这大概也是大江学会成员后来多数弃政治而改就学术一途的原因。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着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St.Vincent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和《大连》。其中《澳门》《香港》两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着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并有《闻一多全集》出版。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出版书籍《闻一多全集》。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後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6月18日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残害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着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着名的“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
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
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