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如若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反易致祸伤身。为人处事,居之以裕,守之以贞,则无难不解,无往不利。
曾国藩修身养生之智,首在内心,意在:反省、好评、名号、乐天。他认为变乱之际,更应有一付“清明内心”的面具,使其身心之间充溢一种清纯之气,来冲淡、缓和变乱中的浮躁与不安。
曾国藩注重品行,以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练的功夫,这是因其戴面具的想法所致,至少不能让人坏面子。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生成一付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1)反省
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曾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赋有《君子慎独论》和《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得阅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方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的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胜少败多,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下下者软熟和同之气,善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2)好评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请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旰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秉义,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如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曾纪鸿附贡生,孙子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3)名号
曾国藩的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曾白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4)乐天
曾国藩以抱残守缺的态度看待人世,故能乐天知命,才能无忧。
年有四季,岁有轮回。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飞黄腾达日,也有潦倒落魄时。这就要求你宁静、平和,淡然处之。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周易》)
曾国藩说,君子处顺境,兢兢业业,常觉天之过厚予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处困境,也兢兢业业,常觉天之厚于我,其实并非真厚也,而是与更困难的人相比,才觉得优厚的。古人说,处困境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懂得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姠》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福祸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悔改、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悔改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悔改。这件事我明明没有过错,从何悔改?也许这件事你确实没有过错,然而别的事情就没有过错了吗?难道我从来就没有过错吗?
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不要总奢想外力,把自己的心管好了,让它不再迷茫,面对纷扰多变的社会场景,你也就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成功语录:宦海之风波,仕途之通塞,非意计所预期,亦非人谋所可自主。气之说,贤者所不屑道,而鄙人则笃信不移。故常劝人委心任运,静以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