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在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是意者繁，因此往往人身疲惫。只有心胸宽广，把生死置于脑后，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
俗话说：“心病须心药医”。曾国藩对自己的心病也有办法根治，他所开的药方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好郎中”。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刘邦）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即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有大人格者之所为。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他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忿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这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
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它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
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忿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忿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忿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份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至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守制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决。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有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及旷达了。
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心病”常采取漠然视之或者逃避不敢正视甚至恐慌不已，以至于真的得了病。其实治疗心病最好的方法也只有自己知道，有些人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又何谈去根治它呢？所以大家最好去学学曾国藩试着给自己开点“药”，一剂不成我们再来一剂，我想一定会好起来的。
成功语录：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