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博弈故事 办公室的高纸板
在一间大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白领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但是平静的日子被其中一个人打破，他在整齐划一的办公桌之间的木隔板上，自作主张地增加了一块纸板，比左邻右舍高出了大约20厘米。尽管他选择了一个夜晚来实施这一行动，并请油漆匠将纸板漆成了和隔板一致的颜色，但是第二天同事们上班时，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
他们一致抗议。理由是在这间巨大的办公室里，这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打破了整个办公室的协调与统一。他们认为，这20厘米高的纸板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和个性，或者说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对周围整体环境协调性的蓄意破坏，更是一种骨子里的自私和对于秩序的蔑视和背叛。
单位里一位新提拔的处级干部，一大早巡视办公室，立刻发现了这一变异。尽管他并不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而且这点变化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他马上对这个人的举措表示了不满和担忧，规劝说：“年轻人，不要标新立异，更不要别出心裁，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在以后的若干天里，人们来到办公室，都不免要议论几句。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块起初被视作眼中钉的纸板，渐渐地在同事们眼中习以为常了。于是，当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主动将它拆掉时，也没有谁大惊小怪。
这个故事中包含的道理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博弈中的一种策略，即—鹰鸽博弈。
）第二节 博弈解析 进化稳定的博弈
鹰鸽博弈的模型如下：
鹰搏斗起来总是凶悍霸道，全力以赴，孤注一掷，除非身负重伤，否则决不退却。而鸽是以风度高雅的惯常方式进行威胁恫吓，从不伤害对手，往往委曲求全。
如果鹰同鸽搏斗，鸽就会迅即逃跑，因此鸽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鹰跟鹰进行搏斗，就会一直打到其中一只受重伤或者死亡才罢休；如果是鸽同鸽相遇，那就谁也不会受伤。
每只动物在搏斗中都会选择这两种策略之一，即“鹰策略”或是“鸽策略”。对于为生存竞争的每只动物而言，如果“赢”相当于“+5”，“输”相当于“-5”，“重伤”相当于“-10”，“不受伤”相当于“0”，最好的结局就是对方选择鸽策略而自己选择鹰策略（自己+5，对手-5），最坏的结局就是双方都选择鹰策略（双方各-10）。
鹰鸽博弈的稳定演进策略共有三种：一种是鹰的世界，即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一种是鸽的天堂，既各种乌托邦；还有一种是鹰鸽共生演进的策略，这要求混合采取强硬或者合作的策略。
这个博弈很多人认为等同于斗鸡博弈。不过，斗鸡博弈的双方是两个兼具侵略性的个体，而鹰鸽博弈却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博弈，一个和平，一个侵略。在只有鸽子的一个苞谷场里，突然加入的鹰将大大获益，并吸引同伴加入。但结果不是鹰将鸽逐出苞谷场，而是双方按一定比例共存，因为当鹰群增加一只鹰的边际收益趋零时（鹰群发生内斗），均衡将到来。
由此产生了进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说一旦均衡形成，偏离的运动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打击。也就是鹰群饱满后，再试图加入的鹰将会被鹰群排挤。
进化上的稳定均衡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保持稳定。但问题在于形成强势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胜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会被当作出头鸟干掉，而整个集体只会止步不前。
鹰鸽博弈
）第三节 博弈活用 稳定局面，共同发展
群体决策的重要性
在鹰鸽博弈当中，如果两者强行地选择鹰策略或者选择鸽策略，都会让参与者感到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最好的情况是出现鹰策略的同时也出现鸽策略。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决策是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策略的。一旦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同某种策略的时候，那么就会沿那个策略的方向坚定地走到底了。
科学家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试验，来证明这一规律。
他们将四只猴子关在一个密闭房间里，每天喂食很少食物，让猴子饿得吱吱叫。然后，实验者从房间上面的小洞放下一串香蕉，一只饿得头昏眼花的大猴子一个箭步冲向前。可是当它还没拿到香蕉时，就触动了预设机关，被泼出的滚烫热水烫得全身是伤。后面三只猴子依次爬上去也想拿香蕉时，一样被热水烫伤。于是众猴只好望蕉兴叹。
几天以后，实验者用一只新猴子换走一只老猴子，当新猴子肚子饿得也想尝试爬上去吃香蕉时，立刻被其他三只老猴子制止。过了一段时间，实验者再换一只新猴子进入，当这只新猴子想吃香蕉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不仅剩下的两只老猴子制止它，连没被烫过的半新猴子也极力阻止它。
实验继续，当所有猴子都已被换过之后，没有一只猴子曾经被烫过，上头的热水机关也被取消了，香蕉唾手可得，却没有猴子敢去享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由于取食香蕉的惩罚印象深刻，因此虽然时过境迁、环境改变，后来的猴子仍然无条件服从惩罚的规则，从而使整体进入路径依赖状态。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各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要么是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是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急速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想要完全摆脱变得十分困难。
换句话讲，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种群的大多数成员在做什么。由于种群的其余部分也是由个体组成，而它们都力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各自的成就，因而能够持续存在的必将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旦形成，任何举止异常的个体的策略都不能与之比拟。
通过改进促进更大的进步
在鹰鸽博弈当中，参与者会经常要抉择不同的方案。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方案会比另一个方案好得多。但即便如此，并不表示更好的方案一定会被采纳。如果一个方案已经制定了很长时间，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出现了更可取的方案，这时要想改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键盘是电脑配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件，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输入设备，无论是操作电脑还是玩游戏都得通过它来完成。近140年前的1868年，键盘出现在斯托弗·拉思兰·肖尔斯所发明的机械打字机上，当时的键盘是由26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按钮所组成。因为打字机的设计是人在打字时按下的键，通过字棒打印在纸上，当人们熟练应用，打字速度加快时，字棒开始追不上人手打字速度，经常交叠在一起，从而出现卡键现象，直到19世纪后期，对于打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1837年，克里斯托弗·肖尔把键拆下来，将较常用的键设计在较外边。较不常用的放在中间，从而形成目前众所周知的Q、W、E、R、T、Y键排列在键盘左上方的方案。这种排法也就因其左上方第一行的头六个字母而被称为“QWERTY”排法。
选择这一排法的目的是使最常用的字母之间的距离最大化。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有意降低打字员的速度，从而减少各个字键出现卡位的现象。但是销售商对这种排列产生疑问，于是肖尔斯撒谎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后得到的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排列结果，可以提高打字速度。这完全是撒谎，凡是用熟练键盘的，字母怎么排列打字速度都会快。可是当时人们就信以为真，并且把用其他方法排列字母的打字机挤出了市场。
QWERTY的设计安排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因为设计者错误地把问题定位为人们打字太快。但是，“快”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使用打字机，时间一久便会熟能生巧，愈打愈快，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打字机是为了方便人们以短时间完成文章的，所以快也是应该的。因此，设计者应把问题定位于字棒太慢才对。然而，随着1904年纽约雷明顿缝纫机公司大规模生产使用这一排法的打字机，这种排法实际上也成为产业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电子打字机已经不存在字键卡位的问题。工程师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键盘排法，比如DSK（德沃夏克简化键盘），能使打字员的手指移动距离缩短50%以上。同样一份材料，用DSK输人要比用QWERTY输人节省5%-10%的时间。但QWERTY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排法，被人类广泛利用到电子词典、电脑等地方，成为键盘的标准设计。不仅几乎所有键盘都用这种排法，人们学习的也多是这种排法，因此不大愿意再去学习接受一种新的排法。于是，打字机和键盘生产商继续沿用QWERTY标准。
假如DSK标准从一开始就被采纳，今天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不过，鉴于现在的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转用另一种标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在QWERTY之下已经形成了许多不易改变的惯性，包括机器、键盘以及受过训练的打字员。这些是不是值得重新改造呢？
从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曾广泛使用DSK打字机对打字员进行再培训。结果表明，再培训的成本只要使用新型打字机10天就能全部得到弥补。
私营企业主愿不愿意做这个再培训的工作呢？假如他们知道这样做从经济角度上看是合算的，大概也会这样做。但是发现DSK的好处是一件并不容易而且要付出代价的事情。因此没有几个私营企业主愿意提供再培训服务，却要由某个像美国海军这样的大型机构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着机械打字机被电子打字机和电脑键盘取代，即便是现有的QWERTY键盘存货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阻挠改革。因为现在各键的排法只要改变一个小芯片，或改写某个软件就能完全实现。
不过，事实证明我们就是跳不出那个恶性循环。没有一个个人使用者愿意承担改变社会ESS策略的成本，个人之间的难以协调，把我们紧紧束缚在QWERTY之上。历史上那个导致几乎100%的打字员都使用QWERTY的偶然事故，现在看来具有使其自身永生不朽的本事，即便当初推动发明的理由早已不存在了。
QWERTY不过是历史问题怎样影响今日选择的一个证明。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必须考虑的理由，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无关紧要。今天，在选择相互竞争的技术时，类似打字机键卡位这样的问题与最终选择的得失已经毫无关系。在历史无法重新来过的情况下，如果使这种不好的路径依赖得以改变，仍然有可能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但历史上出现的偶然事故，不一定可以由今天的市场加以修正，市场的力量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用武之地，我们选择QWERTY键盘的经历，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相对比较差的技术。
通过鹰鸽博奔论的分析我们发现，出现相对较差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上的问题，不如说是行为上的问题。
假如要改变一个相对比较差的标准，公众政策可以引导大家协调一致地转向。在键盘的例子里，如果多数电脑生产商一致选择一种新的键盘排法；或者一个主要雇主（比如政府）愿意培训其职员学习一种新的键盘，就能将这个均衡完全扭转，从一个标准转向另一个标准。
一步一步实现改变
从上一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在鹰鸽博弈当中，如果一旦形成了依赖，人们就会一条路走到底，而不追求变革和更新。那么要怎么做才能让最好的方法得到实施呢？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一味地满足于目前的技术、目前的方案，那么新的点子、更好的方案可能就不会被考虑。我们要学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不要过分依赖于已有的水平。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例子。
春秋时期，楚庄王起用了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孙叔敖。孙叔敖青年时随父亲到郢都，正碰上令尹都越椒作乱，父亲被杀，孙叔敖回家乡隐居。后来，楚庄王在大臣虞丘子的推荐下，派人用王辇去迎孙叔敖。庄王同他谈了一天，发觉他很有见识，就拜他为令尹。孙叔敖治国的最大特点是施教导民，唯实而不唯上。在想办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时，不靠脱离实际的行政命令，而是依靠高超的政治智慧。
随着实力的增强，楚国与中原各强国的冲突也日益增多，对于作战用的战车的需求也相应的增加。但是楚国民俗习坐矮车，民间的牛车底座低，不适于在战时用作马车。楚庄王准备下令全国提高车的底座。孙叔敖说：“下令太多，民不知所从，这不好。如果您想把车底座改高，我请求您让各个地方的城镇把街巷两头的门限升高。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发布政令，而是由官府机构统一放弃底座低的矮车，而改造高车乘用，同时在大小城镇的街巷两头设一较高的门限，只有高车才能通过，矮车就会被卡在那里，靠人推才能通行。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全国的牛车底座都升高了。对这件事，司马迁评价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实际上，孙叔敖的这一做法，包含着很深刻的博弈论智慧在其中。在他的方法中，提高门槛的高度，相当于对底座较低的矮车进行的一种惩罚和为高车提供的一种便利。最开始的时候，使用矮车的“君子们”受到种种限制，产生种种不便，无法顺利通过街巷的门限。而与此同时，官府所使用的高车又给了他们一个示范。为了得到这种通行便利，改造自己的车辆底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优势策略。
孙叔赦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一个短暂而立竿见影的执法过程，其效果不仅远远胜过无法触动现行习惯的任何行政命令，而且大大高于一个投入同样力量进行的一个长期而温和的执法过程。
任何法规政令，无论它的规定多么严密周详，如果无法严格执行，那么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负面作用，那就是阻碍更新、更有效的法规的出现。
非正式规则一样重要
在鹰鸽博弈中，我们知道，一旦选择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低层次状态下。
亚太经合组织在上海开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次访谈节目，一个美国在华女投资人说了一句话：“我们美国人吃香蕉是从尾巴上剥，中国人总是从尖头上剥，差别很大。但没有谁一定要改变谁的必要吧？”
世界上许多事—国家间的大事，人与人之间的小事—许多都与这个“从哪一头吃香蕉”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各持一端，也许都有道理。一个人很难让自己改变剥香蕉的习惯。无论懒惰者还是勤勉者，养金鱼都没有问题。勤勉者可以每天换一次水，懒惰者尽可以一月一换。只是如果突然改变换水的习惯，变一天为一月，或变一月为一天，金鱼都可能莫名其妙地暴毙。勤勉者据此得出结论：金鱼必须一天一换水。懒惰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金鱼只能一月一换水。
这就如同我们剥香蕉的方式。很多人之所以急于改变，其实是出于一种自卑心理。如果遇到难以进行的改变，我们不妨先试试换个角度去想：它是不是一个香蕉问题？如果是，那么既然香蕉是可以从两头吃的，这种改变又有什么必要呢？
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惯例，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规范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规则系统”，尽管它不像种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的硬性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但是它巨大的影响力却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共同知识的重要性
在鹰鸽博弈中的路径依赖作用下，人们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惯例的共同知识。这些共同知识能提供给博弈的参与者一些确定的信息，因而它也就能起到节省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交易费用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型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合同条款，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因此，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要订立合同，就必须全部接受合同条件。现实生活中的车票、船票、飞机票、保险单、提单等都是格式合同。在进行一项交易时，只要交易双方签了字，就产生了法律效力，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一项交易活动。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契约和格式合同，在每次交易活动之前，各交易方均要找律师起草每份合同，并就各种合同的每项条款进行谈判、协商和讨价还价，那么所浪费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没有共同知识的博弈，会给整个社会无端增加许多交易成本。
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有一个《知县见巡抚》的著名段子，说的就是一个因为缺少共同知识而产生的笑话。
光绪年间，浙江杭州有个茶叶铺，字号叫“大发”。掌柜钱如命深通生财之道，十几年的工夫就开了好几个分号，还在安徽买了座茶山，坐庄收茶，大发其财。可就是有一样：钱掌柜斗大的字不认识两麻袋，是一个大文盲。钱如命的钱越赚越多，就开始觉得当官比做买卖好，又赚钱，又威风。
当时做官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科举及第，凭学问和本事考中；另一种是捐班，靠花钱来买官。钱如命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于是就花八千两银子买了个实缺知县，走马上任。
钱如命做了一年多知县，八千两银子的本儿早已不知翻了几番，官瘾也就越来越大，想弄个知府做做。于是他带着大批银两到省城，托人给巡抚送了一份厚礼，另加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巡抚一看礼物不轻，当时就派人传唤。钱如命换了身新官衣来到衙门，见了巡抚，行完礼，落了座，差人献茶。
在当时，官场上为客人献茶只是一种形式，客人并不真正喝茶，尤其是当下属拜见上司时，即使面前有一杯茶，也绝对不能喝，当正事说完后，主人会举起茶杯说“请喝茶”，那就是告诉你应该走啦。这时客人会识趣地赶快告辞。因此端茶是一种送客的暗示，这实际上也是官场上的一种共同知识，无须交代。像巡抚这样的官，只要一端起茶碗，底下的差人马上就喊“送客”，你有多重要的事情没谈也得告辞。这个官场规矩叫“端茶送客”。
可是钱如命是茶叶铺掌柜出身，不懂这一套，他心想：他是巡抚，我是知县，应当主动客气。坐了一会儿，他双手捧起茶碗对巡抚说：“大帅，您喝茶！”巡抚听了心里一愣：怎么，你跑到我这儿“端茶送客”来啦？你打算把我轰哪儿去呀！钱如命看巡抚没言语，又奉承了一句：“大帅，您这茶叶真不错，我一尝就知道是地道的西湖龙井！”巡抚心里不高兴，脸上可没露出来。倒不是这位巡抚大人宽宏大量，实在是看在那银票的分上，要不然早就翻脸了。
事实上，在生活交际中，共同知识起着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而已。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了解到，共同知识对于生活于社会上的人们，具有如何重大的意义。
在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这类共同知识，当然并不仅限于端茶代表送客这样表层的东西，像某些习俗、同业行规、银行信用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是共同知识。
除了这些显性的惯例，还有一些隐性的但是心照不宣的惯例，同样在支配着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著名作家吴思将其称为“潜规则”。
打破惯性思维
依据鹰鸽博弈的路径依赖理论，人们一旦作了某种选择，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久而久之，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支配下，你终将沦为经验的奴隶。
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用创新的思维打破常规，争取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一次，一艘远洋海轮不幸触礁，沉没在汪洋大海里，幸存下来的九位船员拼死登上一座孤岛，才得以幸存下来。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加糟糕，因为岛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在烈日的暴晒下，每个人都口渴得冒烟，水成为最珍贵的东西。
尽管四周都是海水，可谁都知道，海水又苦又涩又咸，根本不能用来解渴。现在九个人唯一的生存希望是老天爷下雨或别的过往船只发现他们。
九个人在煎熬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然而老天没有任何下雨的迹象；天际除了海水还是一望无边的海水，没有任何船只经过这个死一般寂静的岛。渐渐地，他们支撑不下去了。
八个船员相继渴死。当最后一位船员快要渴死的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扑进海水里，“咕嘟咕嘟”地喝了一肚子海水。船员喝完海水，一点儿也觉不出海水的苦涩味，相反觉得这海水非常甘甜，非常解渴。他想：也许这是自己渴死前的幻觉吧。于是他便静静地躺在岛上，等着死神的降临。
然而，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惊讶之余，他依靠喝岛边的海水度日，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船只。
后来人们化验海水时发现，这里由于有地下泉水不断翻涌，所以，海水实际上是可口的泉水。
通常我们都知道，海水是不能饮用的，对此我们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也就是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故事中的船员根本没有做任何尝试就认定那里的海水是不能喝的。可是他们临死都不知道那海水其实是清甜可口的泉水。
路径依赖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经验成了我们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存在的当然变成了合理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经验的丰富，我们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路径依赖已经成为人类同自己的内心进行博弈时的一大障碍。
思维定式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思维状态，当它支配我们的常态生活时，似乎有某种“习惯成自然”的便利。但是用僵化和固定的观点认识外界的事物，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围炉夜话》中指出：“为人循矩度，而不见精神，则登场之傀儡也；做事守章程，而不知权变，则依样之葫芦也。”在人生博弈中，为了做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我们必须打破惯性思维，不要做经验的奴隶。
一个短暂而立竿见影的执法过程，其效果不仅远远胜过无法触动现行习惯的任何行政命令，而且大大高于一个投入同样力量进行的一个长期而温和的执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