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是天生的权力热爱者，他们迷恋权力，甚至可以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张居正便是这样的人！他上台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局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又面临着哪些急需医治的弊病呢？张居正一直希望手握重权，改革弊政，现在他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又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弊政的能臣？
正臣僚而正国法
长期的隐忍终于给张居正带来了回报，内阁之中的大权已经由他独掌了。一般的政客，倘若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但是张居正不然，他可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怎么会满足于只是为自身计！手掌大权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匡扶大明，辅佐幼主的征程。
很显然，刚当政的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刚刚大权在握的人，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会有大干一番的激情，这时的张居正也满怀憧憬地准备投入改革明朝弊政的行动中去；第二个方面，张居正刚一当政，就面临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需要辅佐年幼的明神宗。
在他面前的任务显得比较艰巨：既要改革以往的弊端，也要维持好现状，还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勇往无前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在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面临时局的心态：
“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张文忠公全集·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张居正才上台时的心态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他认为自己在国家大事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台，只有抛却自身，全心全意为国事操劳才是正事。
有着这样的心态是不错的，但是万事开头难，怎样打好开始的一仗，对于以后接着就要开展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居正会烧哪三把火？最关键的第一把火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力整顿纪纲，也就是大搞官员纪律建设。他为何会先从这里着手呢？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有嘉靖年间武备的荒废松弛以及隆庆年间政局的极度混乱，原因就在于整个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纪纲的不振，也就是官员纪律不严明。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其实早在严嵩当政时期就已经上疏说到过。只不过那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因此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仔细考虑和采纳。现在，时代和情况都不同了，张居正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饬纪纲。
整饬纪纲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整顿官员队伍纪律状况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纪律检查措施！因此，这里强化的是检察权。具体到明朝来说，整饬纪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所谓的“京察”。谁手里掌握着京察的大权，谁就可以整顿吏治，严肃纲常，从而达到净化官员队伍的目的。
此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手中肯定掌握着京察的大权。因此，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七月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之后，他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举行京察。张居正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改革吏治和优化官员队伍了！这次的京察，张居正仍然是依照了传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京察，到这个月的中旬时，检查结束了。
这次京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或许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隆庆六年七月十六日，由张居正亲笔写的明神宗下的诏谕，它可以看做是张居正宣告改革开始的一份宣言书：
“……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别缺，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成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成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锸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洪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
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
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胜追击”，试图实现大跃进，而是通过反思意识到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且在准备周详之后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二步，他也成功了。
在第一把火烧旺之后，一般说来，应该乘胜追击，继续燃烧第二把火。然而，做好了官员大换血之后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即开展他的改革计划。
按理说，此时的张居正握有大权，既然已经有了改革的方针，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进行部署，着手工作了！可是，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一样，张居正的改革同样遇到了阻碍。
有一帮文人不赞同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改革战略，却要在外患深重的时候实行王政，即所谓的王道政治。他们甚至公然说：“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面对这样的攻击，张居正只是一笑：“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这不只是谦虚，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审慎。的确，当这帮文人发难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其实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古老问题中徘徊：究竟是应该走王道政治之路呢，还是走霸道政治之路？表面看来，王道政治更有道义上的理由，然而这恰恰说明了这种政治道路的软弱无能：在敌人打到家门口时，唯一能做的却是用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敌人，能够起作用吗？
如此说来，走霸道政治才是现实的选择。更何况，并非先贤都一概屏弃霸道政治啊！就连孔子、周公都要谈论粮食和军事，自己为什么不能谈？这些穷酸文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只知道生搬硬套。看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主张——明朝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可是，又要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在张居正看来，富国强兵的改革方针中，“富国”是开始，“强兵”是目标。那么，一切就要从发展经济，想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在一封信中，他如此说道：
“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言边屯》）
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没有政府官员和天灾的搅扰，农业经济就会发达；农业经济发达，就能生产充足的粮食供给军用；军用充足，士兵打仗才有力气，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道理看似简单，可是要做好就不容易了！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张居正把他的眼光再次投向了改革政治制度。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六月，张居正联名内阁大学士上疏请求进行随事考成，这就是著名的“考成法”。应该说，这是谨慎的张居正一生中唯一一次创制的新法。然而，正是这一次的立法，使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有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产生成效！这就是张居正“考成法”所关注的问题。一项法律、一个政策，如果不能达到预定的成效，那就跟没有法律和政策无差别！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那就需要“随事考成”，也就是对执行的效果进行核实。按照这样的原则，张居正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他看来，只要“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那么就可以达到“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的效果。如此看来，考成法其实是将所有的官员都纳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考核体系之中。
有人或许会关心，具体说来，张居正的“考成法”包括哪些内容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本作为底册。
在这些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一概删除之后，再做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件就注销一件，如有积累很久却没有实行的，就由该科上奏，等候处置；另外一本则送到内阁进行查考。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考察具体实施的效果和情况，以做到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对于这样的奏疏，明神宗自然是十分赞同。他很快就下旨：
“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文忠公全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神宗的意思是大力支持。他也认为，政事如果不经考核，怎么能够知道执行的成绩呢？于是，他决定，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重要的必须立下期限完成；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以及那些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就写清楚了报告上来，免得增加公文的麻烦。
有了皇上的同意，张居正的“考成法”开始实行了。张居正久在官场，深知“公文政治”的危害有多大！法律、政策倒是制定了一大堆，可是当它们从北京发出后，就没有多少真正地变成现实。北京的公文到了地方，地方本来应该按规定执行，可是地方官员却只知道“办纸”，不知道“办公”。于是，一纸公文往往就变成了空文！对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久已知悉！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增加政府机构，因为问题不在于少了人去执行，而在于有人也不执行；也不能增大立法，因为问题不在于立的法太少，而在于有法也不实施。他知道，真正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实行监督和考核，先做好要做之事的账簿，内阁有一本，六科有一本，六部也有一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和考核系统。
从实行“考成法”以来，明朝的赋税征收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于“考成法”不关注公文，只关注实效，因此在税收的征缴上避免了从前的缺漏问题，很多滞留在地方的税款收归了中央，使得明朝的国库一下充实了许多。
几年下来，应该收缴的税款大多足额进了国库，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赋税制度上实行考成，该征的税收征齐了，却没有因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只能按照规定的征税方案（不仅包括征多少，而且包括征哪些税）办事，向上足额报交税款，就没有了以前为填补税款空白而对百姓乱摊派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税收问题，不仅出在地方官员身上，还出在大地主身上。举例来说，在某些产粮大州、府，在没有实行“考成法”之前，这些地方的官员为了多捞取税款，因此就往百姓身上摊派。
试想，如果不从税收征缴制度上进行改革，也就是实行税收考成，要求地方官员严格按照规定的赋税制度征税，那就还是会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扣留税款、肆意摊派，逼得税源灭绝。因此，张居正的办法不是夺田还民，他一方面主要通过“考成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他也利用政治力量打击地主。这样一来，该收的税收齐了，财政得到了好转，而且贫民的负担减轻，税源也有了保证。可以说，张居正几乎达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家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的水平。
节流：堵住财政缺口
张居正富国大计的另外一半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张居正费尽心思，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皇帝的信任，从减少皇室开支人手，多方面地节流，终于实现了明王朝的收支平衡，为大明的统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
到这时，张居正的富国强兵改革方针中的“富国”就已经实现一大半了。那么，他的其他成绩在哪里呢？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中的减少财政开支和整顿驿递。
先来看张居正是如何减少财政开支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富国”的目标，不仅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而且需要减少财政开支，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术语说就是所谓的“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一增一减，才能使得国库充实，才算得上是“富国”。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的财政开支大得吓人。据统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却达到了四百余万两。这是多么严重的人不敷出！因此，我们说，张居正这时进行减少财政开支的改革，是正当其时的！
然而，国家的财政开支项目那么多，又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节俭？张居正考虑再三，决定从皇室的花销和国防费用中减少开支。
为什么他会想到先从这两个地方着手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两处，尤其是皇室是最耗费国家财政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隆庆三年的时候，明穆宗曾向户部索要银子三十万两。皇帝要钱，户部当然要给，可是那时国家穷得丁当响，内阁于是就把岁人、岁出的状况报告给了穆宗，请求他不要拿这笔钱了。可是穆宗却说：“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皇帝都打了三折啦！这样一来，内阁没办法了，只好照办。结果，那年国家财政又是赤字！
从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出皇室的花销对国家财政的损耗有多大。可是，如果要做到“节流”，就不能再让皇室如此浪费。这就是张居正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进行的改革之一。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当政以后，就开始在节流方面“锱铢必较”，意思就是甚至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我们是可以理解他的做法的：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经理它的人不知道怎样量人为出，在平常尽量节省开支，怎么能够实现富国的目标？
有人或许要问：张居正究竟是怎样做到让皇室节省开支的呢？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来看，张居正使用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劝诫皇室成员，尤其是明神宗。比如，明神宗即位后，准备开馆纂修《穆宗实录》。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当这样的时候，前来纂修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皇室的宴请，可是，在张居正眼里，这便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于是，他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免去这顿宴席。
张居正的上疏递上去以后，明神宗深为他的为国用谋想所感动，立即下诏免去了这顿饭。虽然省下来的钱也不是很多，但也算为节约财政开支作出了贡献。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请求明神宗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以前，每逢正月和除夕，皇室都要大摆宴席，赏灯放烟火，耗费极其巨大。这一年的冬天到了，一天，张居正在给明神宗讲课的时候，向神宗提及了免去正月酒宴以及除夕灯火的事情。在这之前，张居正已经向神宗讲起过。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明神宗竟然如此地答道：“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听见这个年轻皇帝的话，张居正真是开心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国库的积蓄又可以保住一些了！果然，由于这年停止了筵宴和灯火游赏，国库节省下来了七百多两黄金。张居正对于皇帝的劝诫起了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居正对皇室尤其是明神宗要求其节约开支的劝诫每每有效？要知道，在历史上，也不乏因为劝诫皇室节省开支而失败的例子，甚至有的劝诫者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张居正为什么不但不会遭此厄运，相反还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于皇室尤其是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信任。由于明神宗相信，这位从小看着自己长大、教自己读书明理的首辅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他的建议自然也不会对自己有害，因此就比较容易接纳；其二在于张居正的劝诫水平极高。他不会一味地指摘皇室用度过大，像有的官员那样猛烈抨击皇室的奢靡，而是站在皇室的角度说话，说只有节省开支，国家才会富强，这自然是每个统治者都愿意听见的话，因此也容易听进心里去。
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张居正从皇室那里节省下来的钱财，通通进入了明朝的国库，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上面说过，张居正不仅从皇室的花销中减少开支，而且还从国防费用中节省。当时的明朝，面临的主要外敌就是鞑靼，国家的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以抵御鞑靼的进犯和骚扰。然而，就在这样需要花钱的地方，张居正也在尽量想办法以节约开支。
一方面，在俺答的问题解决之后，他尽量减少给予的奖赏。据统计，隆庆五、六两年的奖赏总共才花去了不到一万两银子，比起以前与之打仗时所花费的已经节省了很多，大概有上百万两。可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对于辽东方面的“属夷”加赏的请求，根本就是不愿多花一分钱。在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刘总督》）
张居正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人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给这些“属夷”的奖赏绝对不能再增加了，不然就会养成习惯，到时候又要来要求增加，简直没有终了的时候！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查出事情的缘起，进而加以解决，“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在张居正的严词拒绝之下，对于辽东“属夷”加赏的请求没有给予答应。这样，明朝政府又节约下来一大笔开支。
经过大力的“节流”，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充实，国家财政逐渐走上了收支平衡的轨道上，有的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收大于出的局面，这为明朝国运的延续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自然，这一切的成绩都要归功于张居正。如果没有他挖空心思地节约开支，即使通过“考成法”的实施，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只会因为过度的花费而白白流失的。可以说，在明朝已经积病积弱的年代，正是有了张居正近乎吝啬的管理财政措施，才使得明朝能够短期地出现国富的景况。现在想来，如果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能够继续遵守他的教诲，大力开源节流，明朝也不会衰落得那么快了！
整顿物流，防范资本流散
为了实现明王朝富国强兵的目标，张居正可谓费尽心思。他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驿递制度的改革。驿递制度虽然有着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已经是弊端百出，成为了一项劳民伤财的制度了。张居正重新制定了驿站的使用法度，并严加执行，使驿递制度的害处得以消减。
张居正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除了进行了制定考成法、整理国家税收制度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大力开源节流的改革之外，还进行了整顿驿递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这项制度？改革这项制度之后，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什么帮助？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明朝的驿递制度。
驿递制度其实就是管理各个驿站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的传递非常不方便。因此，为了方便信息的传递，明朝政府就在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设立驿站，其作用就是为传递信息的人提供饮食、住宿及动物工具。
就是在这里，明朝的驿递制度存在着如此的一个弊端：无论是饮食、住宿，还是动物工具的食物等都是由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来提供的。具体说来，陆上驿站的马、驴、夫役，水驿的红船、水夫，全都来自民间；这些马夫和水夫不仅没有工钱，而且还要自备粮食，三年一轮换；除了马夫、水夫以外，驿站还有专为传递信息人做饭的馆户，他们也来自民间，也没有一点儿报酬。
对于这样劳民伤财的制度，张居正自然是知道其害处的！本来设立驿站是为了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可是，到了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个制度的运作已经毛病百出，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像明太祖时代规定的驿站使用制度那样运作，问题就没有那么大。那时的规定是这样的：非有军国大事，任何人没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是王公贵族出到此地，也只许带随从一名。所以，那时候驿递制度的弊端没有现在那么尖锐。
可是，张居正当政的时代距离明太祖已经久远，就算是同样的制度，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新增的许多条例，相当于现在的法律补充规定。比如，到了嘉靖三十七年，能够申请到驿站使用权的有五十一种情况，可明太祖时候只有六种。凡是符合这五十一种情况的，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申请所谓的“勘合”，也就是护照。
虽然在制度上规定了勘合的核发机关，可实际核发起来，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勘合成了礼物，各地政府都可以发出来送人。不仅如此，这些勘合根本没有缴还期限，实际上成了终身护照，而且还可以转赠他人使用。这样一来，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可就惨了，可谓是民不聊生。张居正上台的时候，在这个制度保护下的拥有勘合的人，简直跟强盗没有区别。
对于驿递制度的弊病，张居正自然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可是，改革驿递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还要问？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对于老百姓就是暴政吗？的确如此！然而，张居正的考虑要更深一层：改革的目标不是要首先实现富国吗？
真正的富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富民，只有民用殷实，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然而，现在的驿递制度正在妨碍着人民的生活，别说让老百姓富裕，就是让他们过几天安稳日子都没法做到。因次，必须大力整改这个制度。这就是张居正的心思，他的一切作为都旨在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标。
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整顿驿递计划：
“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菜，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
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
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
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
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
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
“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
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
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
“……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