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兴二十六年，西湖草屋前，落日悬挂在田间山头。
我一个人依靠在草屋外的摇椅上。现在是黄昏，微风吹来，余晖撒落，我的思绪飘向远方。想起死去的亲人，还有难归的故土，我突然感到一阵极度孤苦、凄凉。
我七十三岁，已经很老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许一年，也许半年，我不知道。时间是唯一难解的问题，而我总是为之深深着迷，甚至试图想要阻止它的流逝。这么多年来，我算是明白了时间的道理：时间是唯一存在的东西，我若是紧紧抓着它不放，它就让我感到更加的虚无。
我的一生历尽坎坷，但毫不浪费。或许你会说，那是一个女人的传奇。但在我自己看来，其实我不过是想了一些其他女人不敢想的，做了一些其他女人不敢做的，如此而已。
前些天，我见孙家的小女儿可爱乖巧，便禁不住问道：“我将词章的学问传给你，怎么样？”我的话音刚落，孙家小女儿就一本正经地说道：“多谢夫人厚爱，此事不可，古人云‘才藻非女子事业’！”
我万万没想到，孙家小女儿小小年纪就能说出这样老到的话来。但我并不怪罪于她，反而庆幸起来。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我偏偏不是这样的女子。如今我一无所有，唯独词章百余篇，留于后世。
现在，我终于决定放下了。这一刻，我闭上双眼，也许就再也不想睁开了。跟随着时间的洪流，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时间又将带我去往未来的何时。在这缥缈之际，未来的你们不妨先听我讲一个绿肥红瘦的故事。或许你们已经猜到了，没错，我是李清照。我想，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向你诉说我的故事了。
宋元丰七年，我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
我的外祖父王珪是北宋有名的宰相和著名文学家。外祖父秉性宽厚沉稳，谦和礼让。他勤思苦学，天资过人，落笔则出语惊人。宋庆历二年高中进士甲科第二名，即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被召入京城在集贤院值班，随又为盐铁判官、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再以翰林院学士知开封府。后复被召入京城，为学士兼侍读。
嘉祐七年宋仁宗宴宝文阁作飞白书，命王珪诚岁月姓名，分赐侍臣，欧阳修得双幅大书，王珪夹题八字云：“嘉祐御礼赐欧阳修。”仍于绢尾书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旨题。
宋皇室议立太子，中书召他起草诏书，他说：“此大事也，非当面接受圣旨不可！”第二天，仁宗亲自召见，他对仁宗说：“天下臣民早就希望立太子，以免生乱。这次果真是陛下的圣意么？”仁宗道：“朕意已决。”他再拜称贺以后，才退而起草。
宋英宗即位，理应提升草诏人，但因有人将他在中书召见时拒不草诏事进了谗言，疑他对已不忠，于是，置而不理，以观后效。治平四年，英宗忽然召他入内殿，升他为端明殿学士，赐他龙盘金盒，安慰他说：“从前误信人言，今天朕已疑窦尽消了！”
宋神宗最爱我外祖父的文采，即位后，提升他为学士承旨，专为朝庭草拟重大典章。熙宁三年，加封为参知政事，即宰辅。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元年改革官制，超授银青光禄大夫。五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八年，神宗有病，他请皇太后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宋哲宗。于是赐他金紫光禄大夫的爵位，封岐国公。同年五月，卒于任中，年六十七，谥曰文恭。
我的外祖父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并身居宰辅高职十六年，两方面时间的长久，是历史上少见的。有人用“三旨(取旨、领旨、得旨)相公”称呼他，说他一贯顺承旨意，明哲保身。但是，在这皇帝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喜则封赏，怒则杀头的封建社会里，委曲求全，伺机进言，以保社稷安宁为目的，岂止我的外祖父一人？当官不弃学问，爵位、文章同时显重于一世的，历史上有几人能出其右。
我的母亲是家中长女。我有五个亲舅，大舅王仲修，以学登进士第，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二舅王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三舅王仲薿，承奉郎，四舅王仲琓、五舅仲煜，承事郎。我有两个亲姨。大姨适前权太常博士闾丘吁，小姨许嫁前进士郑居中。
我的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我的父亲李格非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宋熙宁九年父亲中进士，初任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教授。父亲中进士后，与我的母亲成婚，于郓州教授任上生下了我，取名清照。
生下我不久，母亲王氏便亡故。父亲将我安排在老家，由我的祖父及伯父伯母抚养。幸好老家里有声名很高、致仕还乡的祖父，和善可亲的伯父，知书达理的伯母及堂兄李迥，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沐浴着亲人的关爱，生活得无拘无束。十多岁时，我就随家人四处游玩，饱览家乡名胜。
父亲忍痛丢下我，独自进了京，入太学为官，以文章受知于翰林学士苏轼。后来，我便有了一个继母和胞弟李迒。父亲公务忙，很少回乡看我，就让继母和胞弟李迒到乡下来和我一起生活作伴。直到十五六岁时，我才被接进汴京，跟父亲住在一起。
我父亲的赁屋在在汴京经衢之西，题名“有竹堂”。父亲还特邀好友，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撰文《有竹堂记》：“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
我的生母虽然早亡，对我的成长别无影响，但却给了我楚楚动人的生命，还有聪慧颖悟的天赋。继母虽为继母，但毕竟也是出自士大夫家庭，很有文学修养。于是，我从八岁起便受其鞠育，耳濡目染，家学熏陶，也算是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后来，在汴京生活的日子里，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我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受到了晁补之叔叔的大力称赞。宋元符二年，我写出了词章《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我的这首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还引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太学生，他叫赵明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