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三十年了，无论是互文性本身还是其在中国的接受都发生了深度的变异，本书以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与研究,重现其理论提出的来龙去脉。本书在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西方互文性理论本身及其在中国的流入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这一研究以互文性为个案研究为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影响情况勾勒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图景。一方面，可以看出诞生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如何进入中国，被中国学者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有何变异，中国学者如何误读了西方理论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作为异质性的西方文论缘何能够进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接受语境的描述，说明互文性在中国嫁接成功的原因。除此外，还略带描述了西方学者如克里斯蒂娃等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及这种误读带来的后果。总体看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中西文论在差异中共存是世界走向多元共生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类研究的价值就不言而明。总体说来，本书共论述了以下内容：
本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诞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研究及变异的情况，并且将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文性研究情况，主要是欧美的研究状况系统地向国内做了介绍，可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在第一章中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互文性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语境，指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哲学美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及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是其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书中还区分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常常被学界混淆的概念，论述了后现代在西方的兴起，论述了后现代精神与互文性精神在思想内涵上的契合。同时，本书指出并阐述了五月风暴的革命原因、革命过程及其在文化上的解构意义，指出五月风暴催生了全球的解构思潮，后现代主义则是革命在文化上的产物。本书还指出了由五月风暴而催生的解构思潮对互文性理论在思想上的启示意义。当时作为互文性提出者的克里斯蒂娃虽然忙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由于她身处风暴中心的巴黎不可能不受到革命的副产品解构思潮的影响，这也是她的互文性理论颇具解构色彩的重要原因。
本书还追溯了20世纪哲学领域的两大转向之一语言学转向，指出其是互文性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在20世纪的这一重大转向中，语言从工具论转化为本体论，人们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更趋深入，语言学转向几乎影响到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整个文论，正如有学者在当时所说的那样，“在当代如果谁不懂得语言学，那他就生错了时代”。动一发而牵全身，语言学观念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哲学的命运，影响了诗学的命运。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互文性理论的三大理论渊源，分别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复调小说、洛特曼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圈三个层面论述了互文性理论的渊源，并指出有关互文性的思想其实在巴赫金的诗学思想中已经脱出，克里斯蒂娃作为巴赫金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者只是将其集中化、系统化和明确化。本书同样指出了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与互文性思想的相通之处，这是国内学界目前还没有论及的问题，克里斯蒂娃懂俄语，她不但对巴赫金的诗学理论非常熟稔，而且还接触并整理过洛特曼的著作，并从他那里吸纳了不少文化符号学思想，很难说明她后来提出的解析符号学不是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深入思考和研究之下的超越。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这一部分可成为今后学界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书还论述了互文性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诗学嬗变，这部分内容国内学者已有深入研究。书中在吸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对互文性诞生的前前后后、互文性思想基本内涵、互文性提出后的诗学嬗变作了进一步的有益探讨。此外，本书从人物传记入手，对互文性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的学术背景，如何来到巴黎，来到巴黎后如何进入巴黎主流学术圈，如何与巴特、索莱尔斯、拉康、托多罗夫建立起友谊，如何在研讨班上初露锋芒引起以巴特为代表的学术巨子的赏识，如何进入巴黎学界及其与“泰凯尔”集团，并在上面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如何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之后又如何得到学界的推崇等热点问题作了动态的详尽描述。这些，对于互文性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作为研究的佐证。本书还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丈夫索莱尔斯的先锋派创作实践及其互文性主张，论述了他对互文性理论的肯定和强化作用。他的《戏剧》、《女人们》、《数字》等先锋小说在国内的研究十分薄弱，因而这部分的介绍与论述就显得极为重要。另外，本书还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个路线分别介绍了互文性理论的重要阐述者，当然这种区分只是出于一种便当的考虑，两派之间的思想各自鲜明却也有偶合之处。结构主义一路有T·S·艾略特、热拉尔·热奈特、里法泰尔、孔帕尼翁等人；解构主义一路有罗兰·巴特、德里达、哈罗德·布鲁姆等人。
笔者披览大量资料，详尽地论述了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及国内研究的具体情况，把国内的互文性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1980—1990年的初步译介阶段，1990—2000年的继续发展阶段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拓展阶段。从这三个阶段进行分段介绍与论述，以期对互文性在国内的接受情况作全面深刻的把握。本研究描述了“泰凯尔”集团1974年访问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对这段历史进行还原，关于这次访问，国内学术界较少提及。本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情况下，指出了当时“泰凯尔”集团对中国的误读及由于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正在进行，而使中国错失了一次正面进行学术交流的良机。
本书论述了互文性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指出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引进热潮下进入中国的，而在此前的1974年作为互文性理论的主要阐述者的泰凯尔团体成员曾对中国进行过短期访问。这次访问没有留下任何学术方面的资料，这与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脱离不了关系的。而到了80年代西文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互文性就是这股文化强流中的一股小流随风潜入。
本书将互文性与中国文论中的互文性思想做比较研究，论述了与互文性相关的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资源，指出了傅玄、刘勰、皎然、黄庭坚等人的诗学思想与互文性的诗学关联。书中论述了互文性与用典、互文性与诗注的挖墙脚、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互文性的相通之处。
本书论述了90年代之后，学者们开始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论进行理性思考，反思其对中国文论发展的利弊。文论失语症的提出就是这股反思思潮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一种学说。本书论述了互文性传入后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以李冯和李修文的文学创作为例，论述了他们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互文性特征。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上，列举了近年出现的以互文性为理论武器的批评文章，并以王宁、陈晓明等人的文学批评为例，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界所受的互文性影响。在互文性对读者的阅读方式的影响方面，论述了互文性阅读方式使读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阅读模式，使阅读显得更为随意、轻松、自由。
最后，本书论述了互文性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及互文性理论在国内研究的不足。在局限性方面，论述了在意义的追寻、文学性的偏离、作者地位的消弭、对于独创性的否定等方面互文性所体现出来的偏颇。而国内对互文性的研究则出现了误读、同义重复、泛化、译介落后、研究落后等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