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联系到巴蜀文化与欧亚文明之间的关系，则可从世界文明源流说，以及三星堆出土的与中原地区、周边国家人物造型相左右的古器物进行考证。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埃及源流说”、“西亚源流说”、“中国源流说”等主张；关于文明发展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明生态史观”，德国的斯宾格勒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确切地说犹如人一样，有其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或者说如季节一样，须经历春、夏、秋、冬各季；至于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由于欧亚内陆地区与云贵川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大戴礼记·少间》记载：殷商成汤时期，中国就与海外一些国家与地区有交往：
发阙明德，顺民天心啬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诸侯，作八政，命于总章。服禹功以修舜绪，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此段文字记载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已是海外许多国家与民族交往的文化桥梁与渠道，肃慎、北发、渠搜、氐、羌等外来地域文明已经陆续输入。至于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诸国的一些文明成果，也不免或多或少地传入中国。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鼻、深目、浓重胡须与宽嘴大耳”，“黄金面罩、青铜人面具与兽面”形象就含有许多不可知的外域文明因素，需要我们认真辨析。
“桥梁”起着输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西方文明到东方的功能，自身互动的独特的文化，对东西两方又各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二者文明交往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
在西汉以前，中国灿烂的丝织品就已经借助陆路销往缅甸、印度、罗马等国家。在张骞以后，这种交流呈高潮之势。中国特产丝绸是沿此路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西方商旅沿此道东来，要寻求的第一种东方产品也是丝绸。丝绸联系着东方、西方。这条欧亚陆上交通线就有了“丝绸之路”的美名。丝绸之路被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明的桥梁。
三、西南藏彝走廊的民族戏剧乐舞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文字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服还归，遗其玄珠。”（《庄子·至乐》）后又见贾谊《新书·修政语》记载：
黄帝济东海，入江内，取录图，而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时期，华夏君王更是接往迎来、长足跋涉、四处探视，如“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周代，“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于青鸟所解”。随后亦有周穆王乘驾西去昆仑山瑶池会见西王母的文字记载。对上述文字，陈尚胜教授评析：“由此可见，周代有关文献记载与传说，反映了西周与中亚地区古代游牧部落之间文化交流的信息。”
汉代，张骞也先后两次率队出使西域。历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乌兹别克、塔吉克）、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地，并得知条支（伊拉克）、大秦（罗马）等国情况。另外作为巴蜀文化圈内的杰出人物，秦岭南汉中人氏张骞还经四川、云南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实际上在中国西部西南地区两汉时期未开辟“南方丝绸之路”之前，从中原关陇地区至巴蜀及滇黔地区，自先秦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一条“汉藏走廊”或“藏彝走廊”，这一狭长文化板块在历史上，曾是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古今许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平台，也是酝酿南方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藏彝走廊”是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而这一学术概念又是与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息息相关的。费孝通先生这一学术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贡献，值得人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在此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藏彝走廊”，不仅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两横一纵”的中华民族三大文化走廊的“西北走廊”与“南岭走廊”相联系，而且与南方三大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安南道”与“牂牁道”相连接，构成了中国古代通往亚洲南部诸国的巨大交通网络。
在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时空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民族戏剧乐舞，如藏、彝、壮、傣、布依、苗、佤、白族戏剧与汉族戏曲，都与远古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近古的藏彝走廊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过去我国学术界对此关注与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文化信息的流失和误解，本文就此作一必要的学术铺垫与梳理。
杨曦帆著《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曾就南方丝绸之路或藏彝走廊的民族乐舞文化进行过如下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探索：
藏彝走廊之所以成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之走廊，就在于在地理上，横断山脉及六江流域地区以险峻的地势将汉文化与其相对隔离，从而为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与文化形成构建了必要的空间。从民族音乐之乐舞角度来看，在这一区域内既有信仰型的祭祀乐舞羌姆，也有民间巫术乐舞卡斯达温、东巴乐舞、苏尼乐舞等；既有民间习俗礼仪之锅庄、萨朗、丧葬乐舞等，也有火把节之都火、弦子等等，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多种乐舞现象进行形态梳理，还可以通过丰富的乐舞现象论及该地区所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民族（族群）文化特点。
在我国史书典籍中，南方古代少数民族被称为夷、戎、蛮、僚、爨、濮、越、罗罗等古族。《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疏注：“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又《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注：“九夷在东。”疏引《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然而在史书中，“夷”更多地总称西南少数民族，亦称“西南夷”。汉代分布在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诸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主要从事农耕，嶲、昆明等从事游牧。“昆明夷”源于氐羌，汉至唐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东汉章帝时，昆明夷首领卤承助汉击破哀牢夷，受封为“破虏傍邑侯”。唐代亦称昆弥。“哀牢夷”，汉代分布今云南西部地区，东汉永平十二年(69)曾设哀牢、博南两县，即今云南保山、永平县地。
两汉时期，西南夷流传着三首著名的歌曲，或统称《白狼王歌》，真实而生动地记载着此地少数民族游牧狩猎，以及与国内外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明帝永平年间，汶山(今四川汶川县)以西白狼王给汉朝奉献《远夷乐德》、《远夷慕德》、《远夷怀德》歌曲三首，即所谓的《白狼王歌》。犍为郡掾田恭以汉字记音并译音，此歌首始载于《东观汉记》。另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笮都夷传”中记载，《白狼王歌》又称《白狼盘木献歌》。
居住在滇西的蒙舍诏，世代臣属于唐，至唐天宝年间，在唐王朝的扶持之下，阁罗凤合并两爨，统一六诏，号称南诏。“南诏国”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唐初为蒙舍诏，贞观二十三年(649)细奴逻建大蒙政权，以巍山为首府。开元年间，其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即唐西南夷中乌蛮之越析诏、浪穹诏、登赕诏、施浪诏、蒙诏与蒙舍诏等，遂迁治太和城。南诏国全盛时管辖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曾遣使率乐舞戏队赴唐长安，为朝廷献演《南诏奉圣乐舞》与《夷中歌曲》，据多部史书典籍记载，当时西南夷音乐歌舞艺术红极中原。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自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与唐联合击败吐蕃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原朝廷的联系，特地奉献“夷中歌曲”以取信于唐皇，遂派人呈送《奉圣乐舞》至成都，四川节度使韦皋对其进行加工修改。后定名《南诏奉圣乐》贡奉唐廷。唐德宗于麟德殿亲自观赏，并命太常乐部仿效演习，仍沿袭“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可知朝廷对此艺术表演形式倍加重视。
贡奉之“夷中歌曲”，据有关专家考证为《南诏奉圣乐》之中心节目段落，另外“演出中有《天南滇越俗》、《南诏朝天乐》等南诏本土艺术……充分展现了南诏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化和西南边疆多民族乐舞文化的奇异风采”。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大型乐舞《南诏奉圣乐》乐舞表演当时阵容非常壮观，如乐手有212人，舞伎64人；所设乐部为四部，即龟兹乐、大鼓部、胡部、军乐部；所用乐器有羯鼓、腰鼓、鸡娄鼓、答腊鼓、箫、钲、笙、笛、箜篌、琵琶、钹、铙、铎等；女舞者身穿雍容华贵的“西南夷贵族”妇女服装，并根据乐舞设置依次摆为南、诏、奉、圣、乐五个大字，“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拜，复奏一叠，蹈舞抃揖”。凡奏“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至结束时“舞《亿万寿》，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章而终”。
对上述南诏王“献夷中歌”之史实，亦可从清乾隆年间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中获悉大略：贞元九年(793)寻遣使上表请从韦皋袭吐蕃，诏册封为云南王。以韦皋为安抚使，王遣使诣皋，献夷中歌。
西南夷之“乌蛮”古族，唐时主要分布于今云贵川大部，为东爨、六诏和东蛮的主要居民。元明又称乌蛮为黑爨，或罗罗，该古族似与今彝、纳西、傈僳等族有渊源关系。我们如今综合考察上述西南主要少数民族及其乐舞戏艺术，亦可追寻到西南夷及“夷中歌”的文化遗韵。
而在上述西南蛮夷古代乐舞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各种民族戏剧样式如彝剧、藏戏、傣剧、白剧、壮剧、布依剧、佤族清戏等，即真实、形象、生动地记载了西南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