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藏彝走廊民族戏剧乐舞研究
李强
在中国西部的西南地区，有一条从北向南蜿蜒而伸的国际通道，即驰名中外的“南方丝绸之路”。她将中原地区与遥远的云贵川地区，还有西南边疆各民族地区，及其东南亚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些年来，国内又在此沿途勘察细划出更为重要的“巴蜀古道”与“西南藏彝走廊”，从中发现与钩沉出许多古老久远的中华民族文明成果。在这条尚未被全面、系统认识的历史文化空间中，其中要数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文化，以及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戏剧乐舞艺术最为吸引人的视线。
我们只有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具体历史通道，诸如西南地区川滇缅印古道、南诏通安南道、滇越道、博南古道、蜀布之路，或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等,以及对沿南方丝绸之路途中各地区所遗存的与各民族传统戏剧乐舞有关的文物古迹、图文资料、礼仪世俗、口碑传说等文化信息进行综合性考察与梳理，方能真正认识到此地传统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一、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
巴蜀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板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建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之中，曾扮演着非常有个性、有特色、有典型意义的古代文化角色。自先秦、汉唐期间，在此偌大的史地空间所开辟的地域性经济、文化、宗教、民俗通道，为更大规模的西南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基础。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是中国八大文化板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独立文化单元。一般来说，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为古代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范本。
“巴蜀”是一种特定的称谓，如今可简称为“蜀”，但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可谓泾渭分明。“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川东、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主要地理位置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区。由此观之，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如今的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广大地域。
巴蜀文化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地区，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此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仗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以来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宋治民著《蜀文化与巴文化·绪论》援引了著名学者夏鼐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的一段话：“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我国的‘巴蜀文化’。”追溯巴蜀之称谓，“在古代文献中有巴人、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巴、蜀的记录，这样便有了巴蜀文化的名称”。由此延伸，到后世学界达成学术共识：
今天之四川省、重庆市在我国古代的商周时期为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国王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他族已经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他们辛勤地开发了巴蜀大地，将四川盆地建成天府之国。
查阅历史，西南丝绸之路自先秦开始，是古代从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国际交通线。以四川成都为起点，分三条主要路线南行：一是经云南，入缅甸，抵印度，通往中亚和西亚的蜀身毒道；二是从蜀入滇，经红河水路出云南抵越南的安南道；三是从蜀入黔，经红河、黔江、西江水路抵广州至南海的牂牁道，从而钩织成古代中国与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巨大交通网络。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接着到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条路途入越南，一条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在历史上，此涉外行动为中越两国，乃至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埋下了伏笔。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历史文化有明显的交流，即兼容着如下三种因素：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耕渔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种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如此看来，巴蜀文化实为中华民族传统历史复合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广汉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
在巴蜀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以及欧亚文化之中，论及古代文明程度的久远与高深，莫过于四川广汉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与中国先秦文物和中原殷商文化相对应，甚至与南亚、中亚、西亚文明相呼应，形成一道难以破解的世界考古课题。
“三星堆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三星村，于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内，珍藏着许多珍贵的青铜文物。诸如金质权杖、黄金面罩、青铜立人像与人头像、青铜龙头、青铜虎、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铃、青铜树，以及各种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瑰宝，另外还有一些造型奇特、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青铜人面具与兽面具。
据国内外专家学者考证，“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年代在殷墟文化早期至晚期(前14世纪—前10世纪中叶)，于我国夏商时代在巴蜀地区竟然出现了技术工艺如此之高的青铜艺术，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另外根据出土的人与兽面具雕像造型特征所辨析，那些高鼻、深目、浓重胡须与宽嘴大耳的人物形象，或出自周边的西南夷族，更多出自西方中亚、西亚的胡人。再如中原地区绝无仅有的青铜人像群雕、神树与黄金面罩，更应来自远方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由此可证实历史上巴蜀少数民族与西方诸国的戏剧乐舞与美术文化有过神奇的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大量青铜器问世，给后人带来很多的难解之谜。例如：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以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文化影响的产物·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三星堆两个坑属为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古代蜀文化的重大课题“巴蜀图语”何以解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金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宗教祭祀与戏剧乐舞符号·上述种种千古之谜均有待于后人解说与破译。
据中央民族大学陈兆复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记载，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具，一号坑特点是：“宽脸，圆下颌，粗眉大眼，尖鼻子，有两只云雷形小耳。”二号坑“根据形态可分为三型”，其A型被称为“纵目人面像”，其特征是：“长眉，棱形纵目，低鼻梁”，其“眼球均凸出眼眶”。B型其特点是：“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阔嘴”。C型“面像瘦长，眉较短，杏叶眼，宽额，鼻棱尖直突出，嘴角上翘”。另外如青铜兽面具，其显著特征是：“头上出两卷云形角，双眉斜出向外，眼细长，双眼浑圆，鼻梁细窄，大嘴，嘴角下勾，上下两排牙齿紧咬。”根据出土人、兽面具的尺寸大小与系绳穿孔，“推测当为祭祀之际巫师所配戴的面具”。此书记载出土“黄金面罩”与“青铜人头像”的学术价值时指出：
黄金面罩，则与常人脸型大小相当，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十三件青铜人头像，与真人等大，空心铸造，头戴平冠，高鼻阔目，丰颐大耳，表情各异，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此外，还有数十件青铜面具、青铜人坐像、青铜龙头、青铜虎等。这些青铜造像，风格独特，线条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铸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宋治民先生在《蜀文化与巴文化》一书中考证：“广汉三星堆实应包括月亮湾遗址在内，换言之，月亮湾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广汉月亮湾遗址于1929年偶然发现，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认为是一处古代遗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查并于1963年秋季在月亮湾进行发掘。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由于有重大的发现而闻名全国，并使世界考古学界感到震惊。”关于所挖掘的遗址遗物的具体方位、时间，祭祀坑形制与器物，他在书中如此记载：“在三星堆1986年的发掘中，在第II发掘区发掘清理了两座祭祀坑。根据发掘简报介绍，1号坑开口在第6层之下，打破生土，坑呈长方形……坑内出土各类器物三百件，另有烧骨渣。出土器物有金器、青铜器、青铜人像、玉石器及陶器，以及象牙、海贝等。发掘简报将1号坑的时代定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的后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2号坑位于坑东南约30米处，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生土。呈长方形竖穴，口大底小，无坑道。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经过夯打。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青铜人像、玉石器，其他有金器、象牙、海贝等。发掘简报认为2号坑的时代晚于1号坑，大体相当于殷墟晚期”。
广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金器有杖、面罩、虎形饰等。青铜器有尊、罍、神树及其他器物，青铜像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有牙璋、边璋、戈、琮、瑗、斧、铲、凿等及其他器物。陶器有尖底盏、器座。其他有象牙、海贝等。这些均与古老的巴蜀文化有关系，并对南方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艺术的发展有所促进。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白皋生咸鸟，咸鸟出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熊笃、程世波著《巴渝神话传说》考证：“巫文化可谓南方文明之源。事实上，进入奴隶制的商周时期，覆盖南国半壁的巫楚文化就源出巫巴山地的巫文化；巫文化既孕育了巴文化，又进而扩散促进了楚文化。”他还指出：“廪君是巴人原始社会最早的部族首领。”关于他的事迹传说，先秦的典籍《世本》最先记廪君的事迹：“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君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祇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之事。在其他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他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管维良著《巴族史》认为巴人所盘踞的夷城在今湖北“恩施一带，当地水曲山险，易守难攻，宜于设为政治中心，故廪君在此筑城为都，因夷水而名夷城，建立起部落联盟似的国家——巴国”。说明远古巴国的地域更为广阔，后世的“下里巴人”文化即在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流域交织地带。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