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礼作为工党领袖，其言论与政治态度无疑对政府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张伯伦为首相，在国内推行绥靖政策，为了英国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弱小国家的主权，从而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气焰。艾德礼起初是支持张伯伦的，并粉饰地说过“每个议员都承认他（指张伯伦）对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这样的话。但在后来，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时，引起全英人民的强烈反对，艾德礼作为工党领袖，在议会中对该协定投了反对票，并在工党领导的全国劳工理事会上发表声明，反对政府向希特勒让步。这一举动深得人心，艾德礼的审时度势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国家危急时刻获得了成功。丘吉尔曾致电他说：“你们的声明给不列颠民族增了光。”
1940年5月，丘吉尔上台，艾德礼代表工党入阁，任掌玺大臣。他全力支持丘吉尔的内外政策，次年任副首相兼自治领大臣，丘吉尔出国期间，由他主持内阁会议。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以他顽强的性格率领英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他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英国军队和人民，粉碎了希特勒的一个个侵略计划，直到战争即将结束，丘吉尔才因大选失利离开首相位置。而艾德礼作为丘吉尔的得力助手，在二战期间全力执行首相的政策，深得全国上下拥戴。及至战争结束前，大选在即，艾德礼的权力欲也开始膨胀，由于工党选票不断增加，他想取代丘吉尔由自己组阁。当时丘吉尔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世界名人，对大英帝国的胜利起到无人替代的作用，试图以联合内阁的形式继续掌握权柄。而且以为下届首相之职非己莫属。不料1945年5月，大选前的两个月，艾德礼致函丘吉尔，拒绝他战后继续维持联合内阁的要求，反对把现任内阁任期延长到日本投降，称那是一种类似法西斯独裁的作法。为了挫败丘吉尔，艾德礼率工党的内阁大臣于当月全体辞职，公开站在丘吉尔内阁的对立面，并着手组织竞选活动。
艾德礼不愧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在竞选中，他清楚地看到英国战后存在的社会问题，拟出了一份调门很高的竞选纲领，以满足英国人民的心理。他提出，战时规定的国家对经济的监督应予保留，主张把经济的主要部门如英格兰银行、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动力经济和运输业收归国有。他宣传并许诺，工党有信心实行土地国有化，保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艾德礼的纲领迎合了英国人民的心理，而保守党只提出一个对工党的批评的纲领，没有对内外政策提出明确的保证，加上自从“慕尼黑协定”以来，保守党尽失民心，大战使人民不堪重负，最终，丘吉尔下台，艾德礼获得空前胜利。当丘吉尔从波茨坦会议中提前回国听到自己失利的消息时，不禁神色黯然地说：英国人民忘恩负义。艾德礼则春风得意地开始了他工党内阁真正意义上的首相生涯。
1945年，艾德礼主持内阁，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并力求将竞选纲领中的许诺变为现实。如把主要经济部门国有化；恢复工会的合法权利；实行保健制度；实行居民免费医疗；发放食品津贴；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给经济困难者发给补助金等。此外，英政府还修改议会法，削弱上院的权力，使法案能迅速通过。同时，政府缩减了民用工业，导致数以万计的工人失业。还增加税收，降低粮食配给额，压缩社会福利费和房屋建设费。这一系列政策，既使一些公民获得某些实利，也使一些公民增加了经济负担。艾德礼把自己政府的施政措施说成是建设“新社会制度”，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一思想渊源于他早年的“费边社”的纲领，而在他出任首相时，也有机会加以实现。艾德礼在1948年1月曾得意地评价这个制度，说是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外交上，艾德礼基于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不得不允许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加拿大、新西兰等一系列海外殖民地相继独立，或给予较大的自治权。他积极支持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允许美国空军驻扎在英国。
1949年4月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组织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英国在中国长江上的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先后驶向解放军防区，破坏解放军渡江。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伤我军252人，紫石英号则被击伤，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事态一时十分紧张。不久紫石英乘隙逃跑。其间艾德礼曾于4月26日在议会中发表讲话，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又编造谣言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对此，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声明，驳斥了艾德礼的谎言。
艾德礼在任职期间，一反过去工党反对重整军备的政策，鼓吹军事实力是最可靠的因素的论调。1951年1月，他提出了庞大的军费预算，宣布“英国可望在今后一年内组成22个装备齐全的步兵师”。与此同时，工党政府积极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派出6000名陆军和一些海军舰艇参战。这是艾德礼对美国的一种媚态，也表现了他作为国家首相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性。
由于中国和英国有着长期的贸易关系，加之英联邦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艾德礼政府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1954年亲自率工党代表团访问我国。艾德礼这种务实的作风体现出个人的特点，政治的需要和个人的作风在艾德礼身上灵活地运用于一体。尤其在外交事务上，艾德礼创造了他斡旋于共产党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从容自如的方略。当他1954年以工党领袖访华时，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已有了明显的好转。
1951年，英国大选时，工党失利，艾德礼被迫下台。但他继续充当反对党的领袖，主持工党的“影子内阁”达5年之久。他欲图下一届东山再起，不料1955年大选，工党再度失败，艾德礼自知政坛不再有昔日辉煌，旋即引退，不问政事。不久，他被封为贵族，获伯爵爵位，并进入上院。
1964年，艾德礼出任英国战略研究所所长，直至1967年10月8日逝世。艾德礼身后留有若干著作，包括《社会工作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工党的展望》、《英国面临战争》、《幸运时刻》及演讲集等。
Δ作者点评
艾德礼作为一名政治家，其对英国的贡献应置于英国的历史中去考察。他极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英国灰色的历史中的一缕亮光。然而，英国毕竟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他的改良，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体制。所以艾德礼执政期间的一些政绩从历史角度看，不免充满了矛盾，这种充满矛盾的艾德礼政策，正体现了英国这个在20世纪以来日薄西山的大帝国主义的分崩离析，也体现了艾德礼个人性格的复杂性。
观其一生中几次关键性抉择，可以知道艾德礼在务实和理想之中倾向于前者。为了长远利益，他可以作出暂时的牺牲和忍让，而一旦胜券在手，他又善于一改初衷，强拳出击，打倒敌手。而当他站在国际政治人物的前列时，他一贯的审时度势的思维作风，又影响着他对国际事务的决策，与其说他是从英国利益考虑，不如说是从他个人利益考虑。他执政期间留给世界政坛的形象往往是个人的形象，而并没有给英国塑造出某种新的或保守的形象，英国仍如以往，而艾德礼则不同于前任。他的个性使他的任何决策都留有余地，从不走极端，并能随时转变自己的策略，已期获得最终胜利。这些手段曾使他多次获得成功，但不能使他每次获得成功，他仅任一届首相便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已翻过沉重的一页，今天来审视艾德礼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排除其个人的私利因素，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的。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任首相，在英国以至世界历史上所描绘的一笔不应该是丑恶和昏庸的，它有其较明亮的色彩和明智的思辩，甚至有些措施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艾德礼的影响毕竟太小了，他所设计的蓝图终究被新的历史所冲淡，人们还会记得本世纪二战以后英国这位流星般划过的首相吗？尤其是在丘吉尔两度为相的间隙之间，他的微弱之光被丘吉尔炫目的亮光所掩盖无遗。从此来看，这不免是艾德礼人生的一种悲哀。
【刘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