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从五岁开始读书，很快便显现出了勤奋好学的天分。《清圣祖实录》记载，他八岁时“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康熙帝每每读书到深夜，竟不知倦怠；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于劳累，以至咳血，也不肯休息。孝庄太后担忧他的身体，曾加以劝阻。他却依然苦读不辍。康熙帝不仅好学，而且读书兴趣十分宽泛，经史百家、佛经道书，无不涉及。
读书不是康熙帝的最终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从历史典籍中领悟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从而付诸实践。学习越深透，康熙帝的求治之心愈切。他六十年如一日，为政无一时懈怠。其为政之道有二：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求实效。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唯恐有怠政务”；即使在病中，也要坚持上朝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即使在出巡途中，康熙帝也日日处理政务，而且坚持当天事当天毕。
康熙帝推崇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规定将朱熹所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内容。他崇德治，重教化，用正统的伦理纲常统一风俗。他优待汉族知识分子，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崇儒重道在当时的朝野上下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文化景象。
康熙帝还十分重视典籍的收藏编纂。除了已有的翰林院，他还在宫内外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佩文斋等修史馆所，组织编辑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
康熙字典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下谕令张玉书、陈廷敬参照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编纂大型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编成，刊印发行全国。它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字典，“字典”之名从此成为同类辞书的通名。《康熙字典》体例完全仿照《字汇》和《正字通》，沿用其214个部首，以十二地支分12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首列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末附补遗、备考。《康熙字典》收字47 043个，在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之前，一直是中国收字最多的字典。不少冷僻字，其他书不见，往往于此书可以查到。
康熙帝对西方文化也很感兴趣。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来自各国的传教士。康熙帝向他们虚心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康熙帝重视天文学，曾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让他对观象台旧仪器加以改造。康熙帝南巡至南京时，还亲自登上观象台观察星象。为了观察风向，康熙帝在宫廷院中设立小旗，来查看风向、风速，还在一些地区设点测风，又命各省作晴雨风雪奏报，从中得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的结论。此外，康熙帝对人体解剖学也有极大兴趣，还曾亲自解剖冬眠的熊。
在当时，康熙帝堪称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康熙帝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只是在于个人。由于时代和思想的限制，他并无意在国内推广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统治，他还曾实行残酷的文化思想高压，大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