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六下江南，并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那么，他如此兴师动众地往返于南北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做为太平之君，乾隆帝比他的先人更加安于享乐，骄奢靡费。他对富饶而美丽的江南水乡充满了向往，因此，游玩享乐是他南巡的动机之一。然而，他南巡的目的又不仅仅是贪慕风景，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原因。
从经济上讲，江浙一带，物产丰富，富甲天下，是国库的命脉所系。源源不绝的大批漕粮，从江浙沿大运河北运，供给京师；大量的征银，成为国库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乾隆帝要通过南巡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督察税收情况。
从政治上讲，江浙儒汉文化深厚。从明末清初起，那里一直是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反清斗争的旗帜。清入关以来，为了驯服江南的汉人，曾上演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人间惨剧。随后几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这里发生了不少起文字狱。乾隆帝需要以南巡为契机，缓和尖锐的满汉对立局面。
在地缘上讲，江浙地区的河工、海塘工程非常重要，每年耗费国库大量开支，直接关系到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稳定。
乾隆帝相信自己通过南巡江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这次南巡规模盛大、声势隆重，随行的王公大臣、侍卫官员、兵丁仆役等达2 000多人，用船1 000多艘。为了维系民心，避免劳民伤财，乾隆帝下令沿途所经州、县当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三，其中受灾歉收地区蠲免十分之五；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当年应征的地丁银全部蠲免。乾隆帝继承了康熙帝南巡时务实的传统，每到一处，均接见官绅了解当地的治政情况、历史沿革、人文风俗、本朝事迹，参观考察重要的工程、厂房和名胜古迹，祭祀历代汉族帝王、名人的祠庙和陵墓，处理当地一些重大的政事。对重大的水利工程，乾隆帝亲自勘查，广征民间的意见。在苏杭一带，乾隆帝鉴于“群黎士庶踊跃趋近，就瞻恐后，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谕令内阁对上献诗文者进行考试。乾隆帝用这种方法，既选拔了一批人才，又优容和笼络了江浙的文人学士。回程时，乾隆帝祭奠了明太祖陵，这对于安抚汉族士绅的情绪，巩固清朝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五月四日，乾隆帝返回北京圆明园。此次南巡，往返行程水陆共计5 800里，历时5个多月。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到四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第二次南巡。
五年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四日，乾隆帝第三次南巡。
第四次南巡从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十六日开始，至四月二十一日从陆路回京。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五日，年逾70但仍精神矍铄的乾隆帝开始了第五次南巡。他视察河防后由水路北归，从德州登陆路，于五月九日返回圆明园。
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是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于四月二十三日返回圆明园。
乾隆帝六下江南，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政治上，乾隆帝选拔汉族人才，祭奠孔庙、周公庙等一系列行为，赢得了汉族士人的认同，进一步维护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有利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上，乾隆帝在六次南巡中，五次阅视河工，四次阅视海塘，有利于河工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的顺利进行。
然而，乾隆帝南巡的消极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乾隆帝一路极尽铺张奢华；随行官员乘机贪污舞弊，榨取钱财，中饱私囊；而地方官员只求逢迎献媚，造成了国库帑金的大量浪费，滋长了官吏的营私舞弊之风。乾隆中期清代社会经济达到了极盛，国库存银高达7 500多万两。但经过历次征伐、南巡、河工、海塘的消耗，到了乾隆末年，清代建国百余年来积累起的财富几乎已经消耗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