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道院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出家人直接或间接投入了抗日斗争。从茅山道院印宫惨案现场侥幸逃生的青年道士汤念义、陶念忠就怀着满腔悲愤参加了抗日武装。陶念忠参军后多次负伤，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汤念义到了部队由于作战勇敢，不久提拔为干部，后来，在茅山乾元观附近与日军的一次激战中光荣牺牲。当年，茅山顶宫内虽然住着日军，但道士们身在虎穴不惧虎，常暗中为新四军提供情报，并悄悄下山为新四军带路捉汉奸。
有个作恶多端的潘姓汉奸，就是顶宫1个小道士带领新四军去抓获的。1939年3月中旬，镇江县上会和句容县白兔两镇的数干名群众在元庄、薛村两次集会追悼在上下会战斗中壮烈牺牲的肖国生等58名新四军英烈，当地20余名和尚自动到会，不要任何报酬，连做佛事7日，为烈士超度英魂。并振臂倡言：“虽出家，未出国，和尚也要爱国、参加抗战！”同时成立和尚抗敌协会，要求新四军发枪，教他们打仗杀敌，为烈士报仇。1944年夏，镇句县抗敌自卫总队吴本明等两人下乡帮助抗日政府收税，晚上借宿在上会合偶村寺庙里。翌日晨，突遭白兔据点敌人搜查。为顺利脱身，吴将所带短枪暂交该寺元昌和尚保管。元昌和尚机智地将枪藏进菩萨背后的空洞中，若无其事地敲着木鱼诵经，瞒过了敌人。敌人离去不久，吴本明即返回从元昌和尚手中取走了短枪。
中共长江工委在团结争取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战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冬，长江工委书记彭炎一行到傍依焦山的和尚洲开辟工作，经深入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了焦山定慧寺派驻和尚洲的执事僧无碍和尚的同情和支持。无碍和尚热心帮助自卫团团长陈安义安排料理彭炎等人的生活，工委干部王大中就住在他的僧房内。无碍还专门拨出50亩滩田的收入支持陈安义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长江工委在基本控制了和尚洲的基础上，决定向焦山发展。焦山是个拥有15座寺院、固定僧人200余名、挂单和尚众多的大禅林（其中定慧寺规模最大），执掌焦山禅林大权的是焦山佛学院院长兼定慧寺方丈（住持）静严法师。彭炎在陈安义和无碍和尚的引荐、协助下，多次拜访静严，以文会友，对诗和词，说古论今，侃侃而谈，十分投机，令静严法师颇感相见恨晚。在此基础上彭炎对静岩晓之以民族大义，动之以爱国之情，相机讲述革命道理，介绍根据地情况，推崇他曾书状日本天皇，迫敌放弃在焦山建海军码头的义举。并让其渐渐觉察彭炎的新四军身份，从而对彭倍加敬重和信赖。经过几番工作，彭炎很快从静严法师的座上客进而成为其投身抗日的引路人。静严法师在配合和参与长江工委的斗争中，觉悟不断提高。经过对静严一段时间的考察，长江工委决定吸收他为中共秘密党员。
其时，彭炎特作《临江仙》一词相赠：“几番曾经风雨，半生不染纤尘。华严阁上论鲸鲲。同仇憎敌寇，报国识高僧。潮涨三山松吼。枕边千里江声。禅林院落夜深沉。梵钟仍断续，斜月更光明。”
静严法师入党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搜集敌人情报和掩护地下党活动等方面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由于长江工委艰苦细致的工作，加之静严法师的热心辅助和影响，焦山僧人中能够帮助和支持长工委工作的逐渐扩大到20多人，形成了一股极其宝贵的特殊力量。就这样，长江工委不仅在焦山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步使焦山成为长江工委的重要活动基地和指挥中心。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遇到紧急情况在这里研究对策，枪支、弹药和机密文件一度也秘藏在静严法师独居的退居寮密室里。1942年5月。中共特别党员、和尚洲自卫团团长陈安义被敌特暗杀后，静严法师派专人把陈安义烈士的老母、妻小接到焦山奉养，并拨出50亩芦苇滩作为烈士遗属长期的口粮田；又为陈烈士立牌位，每日晨昏焚香祭祷。静严法师虽不能直接与长江工委的同志共同战斗，但关切战友的安危冷暖，不时秘密派人给战斗在和尚洲的同志们送去食品和电池等物资。1942年秋，伪镇江县政府对静严法师产生了怀疑，逮捕了他。敌人纵然万般威胁利诱，静严法师不为所动，坚不吐实。后经镇江青帮大头目杨二太爷（杨善之）营救出狱，被迫离开焦山，还俗（俗名陈炎）经商。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继续为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在静严法师的直接动员和影响下，镇江城里的麒麟庵尼姑道纯和白衣庵尼姑福来、仁祥等出家人，也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使得这两所庵堂也成为长江工委在城区的秘密联络点，白衣庵还一度成为长江工委继任书记凌菲开展锄奸等抗敌斗争的指挥所。特别是道纯等尼众在党的教育和鼓励下，长期冒着生死攸关的风险为长江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抗日斗争作出宝贵的贡献。
后来继任焦山佛学院院长兼定慧寺方丈雪烦法师仍保持与长江工委的秘密联系，积极支持抗日斗争。1942年冬，长江工委工作重点西移，继任书记凌菲写信给雪烦法师，商请援助抗日经费。雪烦法师立命无碍和尚卖掉和尚洲庄房内的50石（合5000斤）小麦，步行100余里，将这笔款送到茅山脚下西旸的凌菲手中。
丹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也十分重视团结争取宗教界人士抗日，使境内圃山上下及其周围地区众多的寺庙。差不多都成为抗日军政干部隐蔽、转移的秘密场所。一次，山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文豹一行凌晨转移到圃山鸽仙洞庵，尼姑特地做茨菰红枣汤给他们去寒，并主动出门探听敌情，帮助他们在日军突然围山包剿中安全突围。1944年5月的一天黄昏。山北县武工队长聂老虎来到大港巷岗村太平庵借宿，庵里主事尼姑张龙泉热情安排食宿，并派两个徒弟到庵外放哨。由于坏人告密，翌日晨聂离去后不久，驻埤城的几十个伪军围住太平庵搜查，捆绑拷打张龙泉，逼她交人，直至打昏过去也未讲任何口供。后经抗日政府派遣担任伪保长的张元义具保救出这个出家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中共镇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范敏动员，绍隆寺方丈砍了数千棵松树出售后悉数捐作抗日经费。为了支持反清乡斗争。山北县丁岗葛村后观音殿的当家和尚青山，毅然接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文豹布置的任务，精心安排县政府军事科长马文钦隐蔽在庙里当“和尚”，不仅为他准备了袈裟、僧鞋、僧袜、木鱼等行头，还耐心教习使用法器，诵经和佛事一些技能，以防露出破绽。每天晚上，青山同他合睡一床，以贴身保护，并在山墙上架一木梯，供遇敌搜捕时翻墙转移使用。每当马文钦外出离庙，执行任务，青山更是巧妙予以掩护，使其安全地完成任务。在山南县，1943年10月。第三、四边区区公所军事助理言玉润等4名游击战士因遇敌情避人永安乡（现运河镇）路家塘元通庵。庵主忠海和尚将他们隐蔽在小阁楼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跪在蒲团上诵经礼佛。10余名日军冲进庵里。对忠海和尚边问边打嘴巴，但和尚拒不招实，敌无奈而离去，保护了4名抗日战士的安全。在扬中，1939年5月，永胜镇玉皇庙和尚静池无数次苦苦动员要求入庙削发为僧以谋生计的当地青年施光盛参军抗日，施光盛怕当了新四军给家里带来灾难，静池和尚耐心地晓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说得施光盛茅塞顿开，决心投军报国。第二天一早，静池和尚即送他到老郎街管文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报名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1943年前后，扬中全县多次掀起参军热潮，广大青年参军抗日，给家庭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有个叫普静的和尚，想到自己年岁大了，不能上前线抗日，帮助那些抗日干部、军人的家属解决些困难也是为抗日出一份力，于是他划拨4亩庙产赠给附近抗属耕种。该县第三区的庙产账房先生也拨出3亩田给抗属耕种。
（第五节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
一、打入日伪内部开展内线工作
镇江敌后各地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组建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精心挑选一批立场坚定、政治可靠、精明机警、社会阅历和革命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由领导直接派遣并联系，秘密打入敌人内部，获得合法身份，开展内线工作。打人人员担负起搜集、传递敌人情报，营救被捕人员，锄奸、处决投敌分子和运送军需物资等特殊使命，为坚持敌后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9年秋。挺纵第四团团长韦永义就成功地教育争取了新老洲原国民党税收官员鲍海珊，并派他打人镇江的警察局和日军宪兵队工作，直接受韦永义（后王龙）单线领导。鲍担任敌侦缉大队长后，又陆续将几名曾在挺纵特务队工作的人员安插进侦缉大队，协助其工作。鲍海珊经常利用职权，为新四军采购布匹、纸张、药品乃至武器弹药，设法秘密送往根据地。原中共镇丹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谷隐蔽在镇江城内，以协成南货店账房先生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斗争遭日军逮捕。鲍及时设法将其取保释放。鲍还不时提供敌人重大行动情报，有效地保护中共地方组织和负责干部的安全。有一次，1个叛徒奉敌之命率伪军假投降，企图寻机暗杀苏中第五分区首长，由于鲍海珊及时报告。使敌阴谋破产。不久，苏中五地委1个秘密交通员叛变投敌。鲍海珊获悉后，立即以宪兵队侦缉大队长身份将其抓获，并转交五地委特工部处决。
1940年初，汪伪特工总部在镇江城内正东路94号建立特工站（简称94号特工站），这是日伪在镇江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要害部门。1941年秋，山北县抗日政府县长赵文豹指派许瑞麟（后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通过台湾人黄振东结识日宪兵队特高科翻译、台湾人欧阳仲篪，并经欧阳仲篪引荐，先后打人94号特工站、伪镇江县警察局和镇江“清乡”公署，从而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中共长江工委也秘密派遣辛丰镇和今三山丁甸村的3名人员打人94号特工站，从而得以开辟了一条特殊的秘密交通线。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中共重要干部安全过境等任务。如1942年11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及潘汉年等从上海撤往苏北。就是经94号特工站内线策应和安排而顺利过境的。
1941年冬，中共（京沪）路北特委为及时掌握敌情，做好反清乡准备工作，派遣保安司令部参谋陈志带领32名武装人员。以假投诚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当上了丹阳日军宪兵队侦缉大队长。
在敌营垒近4年中，陈志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帮会组织形式，广收包括不少日伪军政头目在内的门徒4000余人，依靠这些广布丹阳城乡的众多耳目和各种渠道。收集并及时向根据地传递敌方重要情报资料，使抗日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陈志还巧妙地借敌人之手处决了叛徒、特务朱玉宝、束志华，并千方百计营救出了被日伪逮捕的敌后根据地副县长、区长等数十名党政军工作人员。1943年初，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南下时，陈志巧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内部失去联系，从而保证了部队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陈志还通过敌人小头目，从敌军库中陆续“提取”了13支步枪和4万余发各式子弹运往根据地。
各地还派了一些党员和干部打人敌人内部。山北县委布置翟嫦文（女）化名纪芳打人汪伪镇江94号特工站镇东特工组，伺机送出情报，除掉了镇江特工组组长蒋启文和伪区长张克刚。中共铁道工委乘敌特机关发展特工人员之机，派秘密党员尹锁荣和尹明生打人丹阳特工站，又派赵瑞发、李洪生等打人镇江94号特工站。他们收集、传递情报，使根据地领导机关能够经常掌握敌人动向，及时做好准备，避免了许多损失。山南县委派陈竹林、路平分别打人武进县罗溪镇任日军据点情报员和丹阳吕城镇任汪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扬中县委派左光华、施田打入敌人内部，分别任伪政工团团员、“教育协进会理事长”和伪特工站情报组长、汪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伪政工团在扬中第三区发展汪伪国民党员时，一次就发给左、施260余份空白登记表，他们按时完成了发展“任务”。其中共产党员就有160余人，其余除老国民党员外，大部分是抗日积极分子。他们还对伪县党部王明春、伪教育局局长李光中、伪第三区区长施跃华和翻译赵瑞珍等人做争取工作，使这些人保持中立，有时还将敌人动向等情报透露给左、施，及时传递给抗日政府。
二、构建秘密交通网
镇江地区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南下，实施战略展开和战略转移的后方基地和前进阵地，也是新四军及其创建的苏南、苏中、淮南抗日根据地实施南北战略联系的重要交通要道和枢纽。各地各级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建设连接长江、铁路、运河两岸的秘密交通线和交通网。
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即在大港、大路沿江的王家山嘴、孙家场和高桥镇的四方桥、大沙等地建立了若干水上交通支站。
但其中王家山嘴的山北港到四方桥的交通线一度中断。1942年3月，中共（京沪）路北特委敌工委副主任俞逎章到大港镇，与伪军营长谈判成功，恢复了这条交通线。同时，俞逎章又武装拜会伪镇江特工站别动大队长、伪镇江县刑警大队长兼镇东特工组组长谈朝宗，并以韦永义名义收谈为“徒弟”，令其出任伪镇江县第七区（高桥区）区长，撤走驻大沙和莲花池据点的伪军，调走高桥镇的反动自卫团团长，从而确保了新四军从龟山头到大沙、王家山嘴到荷花池和四方桥的交通线畅通无阻。是年春，山北交通分站在大路新武乡朱家场复建，由负责人文必才（不久吸收为中共党员）以江上捕鱼为掩护，在山北港与大沙之间传递情报和信件。山北交通总站设在大港席家村，由席和清负责。分站与总站的联系则由女通讯员潘佩芳负责，再由总站经埤城、段家桥等交通站送达上级领导机构。大沙交通站一度由陈雨霖任站长，分站设在天福洲，北与八江口交通站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