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山地区，中共茅山地委决定，茅山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樊玉琳、洪天寿亲自出面开香堂收“徒弟”，结拜“把兄弟”，利用青、红帮组织形式开展日伪军工作。樊玉琳在句容第二区收了青帮头目俞满堂为“徒弟”。由于俞在伪自卫团中收有不少徒弟，樊玉琳与俞满堂及其许多徒弟之间就形成了徒子徒孙的关系，这些徒子徒孙在提供日伪情报和掩护共产党、新四军活动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汪伪第一方面军第三师有个上校团长吴廷锴，其部队内有其老家镇江石马同族12人分别任营连级军官，被称为“13把指挥刀”，加上不当兵的吴宗肃，号称“13把半指挥刀”。吴团各部分驻于镇江、丹阳、句容交界地区的一些集镇和交通要道口，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秘密交通工作威胁很大。洪天寿以茅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通过换帖弟兄、石马开明士绅吴宗肃，对吴廷锴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终于使吴转变态度，多次在关键时刻真诚倾力为抗日斗争服务。1942年5月25日，谭震林调离苏南赴淮南新四军军部履新，同时率领第五行政专署专员朱春苑、地委副书记汪大铭、县长凌康（后叛变）、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洪天寿和财经处长樊绪经等组成赴淮南地区参观考察团同行，就是通过对吴宗肃、吴廷锴等人进行统战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谭震林一行党政军重要干部得以由镇句地区顺利出发，经高资横渡长江，直达江北十二圩，安全到达淮南抗日根据地。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忠心救国、真诚相交的精神感召下，那些在开展帮会工作中被吸收为“徒弟”、“学生”或结拜的“把兄弟”，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在开展日伪军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削弱敌人的统治基础，发展抗日力量，开辟边缘区、敌占区等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山南县县长王鹏收的1名“学生”是丹阳的敌特情报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职务之便，将宣传抗日的传单秘密送到日伪机关头头家里和伪职员办公室的抽屉里，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据1943年10月统计，当时在驻丹北（不包括澄西）的2944名伪军中，已有1701名伪军被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部门所控制。
二、运用“一二一”政策团结争取两面派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即使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
镇江敌后各地党组织特别是丹北中心县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捕捉和利用敌对阵营中的一切矛盾和缝隙，善于正确把握并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采用“一二一”政策，团结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以对付主要的敌人，从而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斗争形势下，取得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一二一”政策，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工作，将伪军政人员中的某些本来倾向于日本侵略者的一面派，先转变为既能为侵略者服务又能为抗日军民服务的两面派，然后再将其中大部分人转变为倾向抗日而敷衍侵略者的一面派。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创造。
1940年之后，日伪在镇江沦陷区极力推行保甲制度，凡10户左右设甲、10甲左右设保，并指定保甲长，以强化其殖民统治的基础。日伪开始仅在镇江、丹阳、句容、扬中诸县城和设据点的集镇周围地区编制保、甲，后来逐步向游击区延伸，至1942年底前后，镇江敌后日伪乡（镇）、保基层政权已普遍建立。镇江敌后，特别是丹北地区，作为敌我双方长期较量、争夺的要地。两面派乡（镇）、保长的较多存在势所必然，共产党、新四军要在这里站住脚，坚守住这块重要的抗日反顽阵地，团结、争取汪伪基层政权中的两面派人物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和迫切。这些两面派伪乡、保长，有自私落后的一面，想保住自己眼前的一些利益或乘机捞些油水，为了个人一时的得失而见利忘义，但他们也有民族意识，不甘心当亡国奴，同情抗日，要求进步的一面。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以为共产党、新四军做事为主，敷衍敌人：有的见风使舵，两面应付；有的则基本倾向于敌，以为敌人做事为主，而敷衍共产党、新四军。但是在日本侵略者凶残的统治下，处处仰入鼻息、看人脸色行事的所有两面派乡、保长，与侵略者都是有矛盾的，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形势下，这些人又不能不考虑将来的前途，不能不为自己留一点后路，所以不敢把坏事做绝。有鉴于此，苏皖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精神，于1943年夏召开了苏南区第三次敌工会议，对开展团结、争取两面派的工作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接着，中共苏皖区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于同年9月1日发出关于敌区政治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善于利用日伪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灵活运用打拉政策，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团结争取两面派的工作。以陈光为书记的中共丹北中心县委和随后的路北特委一班人也正是在分析、掌握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伪军政人员心理状态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政策和策略，制定出一系列打击分化敌人的策略和方法，从而把党中央提出的打拉结合的方针应用得恰到好处。
“打拉结合，又打又拉，打中又拉，拉中又打。”陈光和丹北党、政、军领导班子一班人正确把握运用这个对敌斗争方针注意把握分寸和火候，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效。对付武装的敌人，要靠军事斗争。要靠武力。因此，一有机会，路北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就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以震慑敌人。如1941年8月，第五十一团等攻打丹阳、武进边区的小新桥伪军姚金发部据点，同时袭击龙虎塘据点，毙敌数十人；9月，第五十一、五十四团和扬中县警卫营合击扬中县伪警察大队，歼灭该部大队长周广发约300余人：1942年2月，第五十一团第一连在三江营伏击伪第三师乐晓东部队1个加强排，将其全部俘获，从而控制了三江营港口；3月，第五十一团长韦永义率部围歼大路镇伪军据点，全歼伪独立第二旅4个排的伪军。此外，特委还指示长江工委处决了叛徒聂行、敌特赵成章，指示铁道工委镇压了敌丹阳特工站特务俞柏春，指导扬中县县长施光前设计除掉了伪警察大队长季广根，击毙该大队第二中队长崔振华。这样就使伪军政人员看到共产党和新四军威慑一方的力量，迫其收敛行事。
与此同时，丹北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积极部署和开展分化瓦解伪军政人员的工作。路北特委除成立敌工委和开展帮会工作外，又部署开展与伪军政人员交朋友的工作。特委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从调查研究人手，选准伪军政人员中的一部分对象，利用机会结识他们，交朋友，然后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耐心地开导和感化他们，努力促使他们逐步向爱国、抗日一面转化，至少不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山北县兆庆乡伪乡长龚定文开始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一度逃到镇江城里。韦永义专员亲自写信给他，又托人传话给他，交代党的政策，允许爱国有先后，觉悟有早迟，只要回来，既往不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龚定文回到兆庆乡。抗日民主政府仍叫他干伪乡长。要他为抗日效力。从此，龚定文长期配合抗日工作不动摇，成为党和新四军的挚友。山北县龙泉乡伪乡长吴有高于1941年下半年与丁央华两人，曾带领日军烧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文豹、区长贺承仁和其他几个区干部家的房子。不久，贺区长抓住了吴、丁两人，正准备杀掉他们。
这时赵县长恰巧赶到。说服区干部刀下留人。赵县长恩威并施，当面严斥吴、丁该杀的罪行，同时给他们指明出路。令其改恶从善，立功赎罪，并准予取保释放。这两人由此对共产党感激不尽，再不敢与党和新四军为敌，而且遵照赵县长的要求，想方设法保护抗日军民。经常将敌人行动的情报送给抗日政府。吴有高还利用机会除掉了1个作恶多端、避藏其家的伪军，还将缴获的两支步枪和服装交给了贺区长。翌日，吴被日军抓去，虽遭严刑逼供，仍坚不吐实。赵县长立即设法将其救出。从此吴有高更加积极为抗日工作。扬中县德隆乡老国民党员郭家祥当伪乡长后，敲诈勒索。向敌人密告情报。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对其既往不咎，尽量教育争取。经县长施光前的争取，郭改邪归正，不仅再也不欺压百姓。而且还积极为抗日政府收税征粮，密报日伪下乡清剿的情报。
对汪伪基层政权中的两面派人物在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动摇和倾斜，敌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则采取既宽容、教育，又斗争、打击的策略，以团结、争取两面派的大多数，并促使其向抗日一面转化，孤立和打击他们中间的极少数顽固不化乃至投敌叛变的分子。1941年春，山北县委、县政府得悉日军即将进攻大路、姚家桥，即召集伪大路镇长肖巾等人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忠告后撤离了这个地区。日军占驻大路镇后，一些原来表现较好的两面派保长纷纷动摇，唯有肖中冒险赶到赵县长处报告敌情。为了稳住两面派和群众，县委、县政府派常备队袭击陈家滩伪军和税所，击毙伪军副连长和班长，迫敌撤回大路镇据点，促使已经动摇的两面派再也不敢投靠敌人了。后来形势好转后，抗日政府并未追究那些一度动摇、表现不好的伪保长们，只是告诫他们要吸取教训，从而鞭策他们坚持转向为抗日军民服务的立场。但对极少数死心投敌、尽干坏事而经教育警告无效的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如山北县第二区经县抗日民主政府批准，即镇压了3个作恶多、民愤大的伪乡长。
为了确保“一二一”政策贯彻实施卓有成效，丹北各县还相继组织两面派乡（镇）、保长举行座谈会或学习班，深入宣传党的政策。1942年下半年，山北县委、县政府以区为单位，先后举办了两期、每期10天的伪乡（镇）保长学习班，由县、区领导干部作抗战形势报告，对两面派提出要求与希望，并对表现好的予以表扬鼓励，表现不好的则予以批评警告。
“一二一”政策严重动摇了日伪的统治基础，因此敌人常常撤换或调动被怀疑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的乡（镇）保长。但是撤换一个，抗日政府就设法补上一个，敌人再撤，就再补。这样基层政权始终基本上控制在抗日军民手中。据1943年10月丹北中心县委统计，当时丹北地区243个伪乡长中，就有党员34人，进步分子43人，两项合计占伪乡长总数31.7%；中间分子88人，占36.2%：落后分子有78人，占32.1%。全地区1903个保长中，有党员183人，进步分子356人，两项合计占保长总数28.3%：中间分子930人占48.9%；落后分子434人，占22.8%。
三、团结争取宗教界人士支持抗日
镇江地区不仅有享誉中外的金山江天禅寺、焦山定慧寺、茅山道院和宝华山隆昌寺，在城乡各地还有大量规模不等的寺庙和宫观庵院。长期以来，众多僧尼道士在社会上既与被统治阶级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也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乃至上层军政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深浅不一的联系。他们虽然“遁人空门”，但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和不屈服于外敌的民族意识。焦山定慧寺方丈静严法师和监院雪烦法师在日军攻打焦山前夕，对僧侣、工役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动员和组织全寺青壮年僧人和工役全力协助守军搬运大量炮弹至山顶，使焦山守军坚守3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俩还组织僧众在华严阁下石壁挖凿防空洞，当日军攻打时，这个防空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焦山沦陷后。众僧精心保护未及撤走的守军。他们给守军换穿上袈裟，将守军藏匿于隐蔽之所，并冒死设法安全送抵江北。老和尚德峻还让一位姓周的副官扮作居士与自己住在一起。一年之后，才将其安全送走，实践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佛愿。金山寺僧人发扬佛教大慈大悲和护国救生的精神，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七七事变后，金山寺方丈霜亭亲书《仁五》《报恩》二经，以此激励鼓舞寺僧们守住金山道场，保护江天古刹，并寓意为民族和江天禅寺祈愿祝福。该寺同时接办牌湾跑马山上的孤儿院。使一群无依无靠的儿童得以在战乱中受到庇护而成长。南郊竹林寺僧众还在该寺监院震华法主持下，与城内外大小寺庙出家人办起了僧袈救护队，救护了大批前线受伤的抗日将士和过境难民。
日本侵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血洗火焚，更加激发了出家人同仇敌忾、挺身抗敌的爱国热诚和斗争精神。镇江地区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界的广大有识之士，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新四军英勇抗战的鼓舞和各地各级党政军组织及抗日群众团体的支持、鼓励下，发扬中国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以各种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宗教界的许多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或著书揭露敌人暴行，或掩护抗日军政人员，或给新四军带路、探情报、送消息，或为抗日部队抬担架、看护伤员、备粮筹款，或保护祖国珍贵文物古迹，或为抗日英烈虔诚祈祷超度。
镇江焦山定慧寺僧人德峻和尚亲身经历了焦山沦陷的全过程，“丁此浩劫，虎口余生，悲不自胜”，乃著《焦山沦陷记》“以留劫痕”，后在焦山佛学院主编的《中流》刊物上发表，成为实录日军在焦山禅林所犯残暴罪行的信史和警示世人的绝好教材。焦山藏有享誉“大字之祖”的国宝《瘗鹤铭》碑。1937年冬，镇江沦陷前夕，焦山定慧寺监院雪烦法师为防日军侵占镇江后抢掠此国宝，便在德峻和尚的支持下，将耸立在伽兰殿南侧的南朝石刻《瘗鹤铭》碑移藏至大雄宝殿后面偏僻处的乱瓦碎砖堆中。日军占驻焦山后，果然一再向雪烦法师追逼，要他说出《瘗鹤铭》碑的下落。雪烦法师为摆脱敌人纠缠，以“早被国军拆走，现在不知何处”诓之，并嘱众僧亦作如是答问，一时使敌人无可奈何。有个日军将官乘汽艇从南京专程来到焦山追查此碑，纵然厉声威逼并派兵搜查，也无功而返。直至抗战胜利，《瘗鹤铭》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定慧寺所藏的其他许多历代珍贵文物，雪烦法师也在沦陷前协助静严方丈将之运往苏北海安县曲塘镇“焦岩别墅”保存起来，免遭敌人荼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