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经过改组，豉舞了士气，斗争得到加强，持续不断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28年11月，成功拦截上缴县政府的粮款上千元。12月初，陈作范率领50余人的农民武装，参加了金坛县的白塔暴动，后又参加攻打大地主陈武刚住宅的斗争。1929年4月18日。共产党员郦大炳、郦琴等奉命到窦庄庙周群茶馆，将作恶多端的郦小龙镇压在赌场上。陈作范、徐步庭、袁阿成等率领战士在吕城、运河及武进边境频繁活动，打击土豪劣绅，震动了乡镇反动政权。
中共丹阳县委经过改组，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加强。由于环境恶劣。县委和活动分子开会都在偏僻的农村，每集中一次，有的同志要步行七八十里，有的同志生活十分清苦，身无分文，仍然斗志昂扬，欣然接受任务。全县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扩大影响，经过整顿和党员登记，组织有了较大发展，据1928年10月《丹阳县委给慕群信》记载，全县有党支部28个、党员864人。
丹阳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多次遭到打击后，便精心策划对策。1929年2月，国民党丹阳县党部改组。3月，丹阳县总工会改组为丹阳县总工会整理委员会。4月28日，又在吕城成立了丹阳、武进两县临时军警联防委员会（简称：两县联防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两县联防会由驻军第三旅第六团团长张忠颊、省民政厅委员卢仲英、武进县县长章烈、丹阳县县长张焯统率军警武装。统一部署指挥，协同”围剿“。两县联防会成立前后，反动当局紧锣密鼓，联合行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27日午夜，水、陆公安警察和驻军，配带机枪等精良武器。分别对奔牛、罗墅湾、西夏墅、运河等革命活动中心区域进行
”围剿“，逮捕无辜农民22人。接着，又在吕城会商”围剿“办法，继续向导墅桥的大华、小华等地围攻，还将部队分别驻屯在大华、蒋墅镇、霍家桥等地，以加强控制和镇压。
6月17日，共产党员”飞毛腿“孙火庚夜宿新庄，被几十名警察包围拘捕，8月6日，惨遭敌人杀害。
6月20日，在大地主荆济生阴谋策划下，共产党员荆鸿生等人中计，落人圈套被捕，于12月16日被敌人杀害，先后还有20多人被逮捕。
6月23日，县委书记陈作范和郦大炳住在折柳刘巷里王宝根家。珥陵警察20多人前往搜捕。双方开枪射击。郦大炳突围脱险。陈作范中弹，身负重伤，边战边撤，终因流血过多，落人敌手。
他面对敌人怒目横视，大义凛然，高呼”我为共产主义而死“”我是为解除民众痛苦而死“，后壮烈牺牲。警察在王宝根家翻箱倒柜，搜得《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刊20余本。
7月2日，两县联防会从丹阳、奔牛、武进等地抽调军警200余人，分四路围剿丹阳县的大华、小华、东泊和金坛县的河头等革命中心区域。贡金荣、荆和尚等14名群众被捕。
7月30日，县委委员徐步庭隐蔽在丹徒县姚家桥沙墩村，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牺牲。
丹阳县委经过4个月的艰苦斗争，部分领导牺牲。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害、被通缉，县委委员张我华等被迫相继离开丹阳避往他乡，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江苏省委为了帮助丹阳县委走出困境，于1929年8月17日派巡视员来丹阳，决定补充县委缺额，成立临时县委，书记汤醒白、组织委员顾洪、宣传委员余意农、工委委员刘大鹏、农委委员吴志立。临时县委担负全县的组织整顿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全县有支部17个、党员200多名。9月，召开全县支部代表会议。推选县委委员，改建中共丹阳临时县委为中共丹阳县委。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颜辉任书记，余意农、郦竞文、卞仲华、曹×为委员，继续进行整顿工作。12月，丹阳县委举行第二次党员总登记，全县有区委7个、党支部24个、党员300余名。
1930年1月中下旬，江苏省委巡视员来丹阳巡视工作。他在城厢、胡家桥、荆林、陵口等地区检查了解党员的思想和斗争情况后，拟定了报告提纲，在各支部召开会议，进行党的纲领、性质、任务及当前形势任务的教育，纠正不正确思想，稳定斗争情绪，增强全体党员的素质。同时，巡视员还批评了丹阳县委的右倾思想，不懂得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向江苏省委写了对丹阳工作的巡视报告。建议改组丹阳县委。2月，江苏省委又一次批准改组后的丹阳县委由3人组成。
（第四节”立三路线“指导下的”镇江暴动“
”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一般说是3个多月，从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起，到1930年9月24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错误止。实际上在6月11日以前，立三路线已在党内有了一定的影响。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立三等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在策略上，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这种观点虽遭到周恩来、何孟雄等同志的反对，斗争很激烈，但多数代表还是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并得到中央代表的肯定。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问题的第七十号通告，提出”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3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七十一号通告又要求”五一“劳动节在全国重要城市举行总示威罢工。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
当时的中共镇江县委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积极执行者。从镇江县委根据中央七十一号通告制定的《镇江五一行动计划大纲》所提的总路线和口号就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大纲》提的总路线称：”……准备武装暴动。组织工纠，加以训练，使其成为将来斗争和行动的中心力量“。《大纲》的宣传口号是”拥护全国苏维埃大会“”拥护苏联，参观苏联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举行五一总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拥护全国五次劳动大会总纲领“”拥护全国总工会“”拥护纱厂总工会“”准备第四次暴动“等等。镇江县委不仅提了这么多”左“的口号，在行动上也是积极认真地在准备武装暴动。各地党、团、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是在1930年7月18日中央组织会议作正式决定后的事，而镇江在4月20日就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早在立三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以前，镇江县委就配备了一名党员红军团长（但没有一个兵、没有一支枪），在国民党士兵、警察中开展工作，准备武装暴动。
正因为镇江县委上述态度，加上镇江当年地处京畿，是首都南京的门户，属军事要地。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三）在中原大战，又有大批伤兵从前线运到镇江治疗。这些伤兵对新军阀的混战普遍有不满情绪，所以党中央十分重视在镇江组织暴动，打算在镇江发动”兵变“，打响武装夺取政权的枪声。
李立三为了在镇江搞暴动，接连采取措施，不断加强镇江党组织的领导力量。7月份决定调南京市委书记王弼到镇江任县委书记。王弼因南京工作走不开，又改调上海法南区委书记王玉如来镇江任县委书记。另外，李立三确实曾派聂荣臻、伍云甫、涂作潮等来人镇江计划与镇江县委一同组织武装暴动。在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内容：”……在1930年7月，李立三叫刘伯承去武汉策划起义，要我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长沙、南昌的我军会师武汉。……我问（李立三）起义有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1931年1月17日，在王稼祥同志写的《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一文中也写到：”立三命令党去组织南京的士兵暴动……，命令党去组织镇江、上海的兵士暴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甚至主观地认为：
”……现在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
然而，从镇江当时的主客观情况看，根本不具备发动暴动的条件。镇江的党组织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1929年11月，党组织曾遭遇过一次破坏。部分党团员被捕，县委书记陆钧因身份暴露被迫离开镇江。从继任县委书记鲍躬义在1930年3月底写给省委的汇报中可以看出，有些入党时间不长、没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消沉了、畏缩了。汇报中说：”1月12日，我同老陆一同来此，他交给我17人，其中大多数消沉、畏怕，或公开拒绝，或无形退出。
在这份汇报中也谈到发展了新党员12人，连原有党员共29人。
由此可见当时镇江党的力量十分薄弱。至于伤兵情况，他们确实对新军阀混战有不满情绪。他们平日生活极苦，从前线转到镇江后，不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基本的医药用品包括绷带等等常没有着落，连极低微的薪饷也难拿到。例如省保安处向省府借得大洋2800元，发给第三十三后方医院负伤官兵的薪饷，标准是已借过给养者每人只发给2元，未借者发3元，负伤的军官也只发给4元。伤兵的情绪和处境自然很坏。然而，被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批伤兵，既非共产主义者，又都是些不掌握武器来自不同的部队而又分散在各处的伤残人员，如临时建立的第十八后方医院的伤兵就分散安排在金山、焦山、北固山及南郊各寺庙中。国民党对伤兵防范很严，伤兵到镇不久，南京伤兵管理委员会立即派了一个连的武装进驻镇江第十八后方医院，专事管理伤兵，以防伤兵闹事。
轻伤员略有好转，立即押送回原部队。而敌人的势力则十分强大。
镇江虽然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中小城市，由于其地处南北交通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都在镇江驻有重兵，特别是1929年春，江苏省政府由南京迁到镇江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关林立，还安排了一个叛徒担任侦缉队长。
根据上述主客观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当时的镇江根本不具备组织暴动的条件，“发动起义，进攻南京，会师武汉”，只是立三路线及其追随者、执行者的主观愿望而已。
中共镇江县委在酝酿和准备“镇江暴动”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镇江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0年6月13日夜，江苏省会警察总队中的共产党员、中士巡长王茂忠及一等警刘乃斌为参加武装暴动，利用在黑桥站岗的机会，携带驳壳枪1支、子弹151发，准备乘船过江，不幸在途中被捕，被敌人严刑拷打后，供出此举是由红军团长陈小三子（本名：路广，化名陈作屏、陈一亭、陈宜）指使06月14日。陈小三子即被捕。因此事件被捕的共19人，其中有国民党军警人员7人。警察中的党支部、警官学校的党支部均遭破坏。连江苏省镇江中学的党支部也遭到了破坏，数名党团员被捕。县委书记鲍躬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不得不离开镇江。
7、8月份，聂荣臻奉命来镇江搞暴动，一到镇江，得悉镇江县委已遭破坏，根本接不上关系，只得返回上海。在此期间，涂作潮也曾奉中央军委之命，来镇破坏国民党的电台，参加镇江暴动，也因根本接不上关系，立即离镇返沪。在此期间，约在8月底，在镇江搞暴动的江××等8名中心干部被捕。9月11日，因发动数十名伤兵到保安第三团特务连抢夺枪支的汪跃庭被国民党枪杀
在“立三路线”指导下的“镇江暴动”和武汉、南京、上海“暴动”一样，完全是立三路线和它的追随者、执行者头脑中臆想的暴动，由于它脱离实际的阶级估量和完全错误的敌我力量分析制定的计划是盲动主义的计划，所以“镇江暴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次“暴动”给镇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镇江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受到极大的影响，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和斗争。
（第五节中共镇江地方组织遭严重破坏
1930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取消了城市暴动的计划，撤销了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党、团、工会组织恢复正常活动，应该说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已基本上解决。然而，1931年初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的直接干预，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
为宗旨，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他们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倾，气焰更盛。而且有更多理论的粉饰，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本来就极为困难，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到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以致无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