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还成立了临时农民运动委员会，派两名党员到农村开展工作，在宝堰、上党、高资、黄墟等地发展党员，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党支部。如北乡连城洲（地点在对江，1929年划归江都县）党支部有党员40多人，上党的党支部也有七八名党员。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农村搞土地丈量，要农民按丈量后的土地面积交纳田赋。还要交纳丈量费。农民因此增加了负担，还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对此十分不满。县委决定以反对敲诈和负担过重为由。发动农民反对丈量土地。1929年秋，国民党镇江县土地局在当地地主、镇江16市乡总董事夏伯安的配合下，派出若干土地丈量预查组、到大港对田亩进行”丈量“，遭到农民强烈反对。大港苦竹村农民王阿寿秘密发动群众于11月2日点火烧了办事处的大门。县政府命第六公安分局派警察抓人，结果一无所获。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下午，马墅村（今属丹徒区丁岗镇）农民夏长寿、夏凤鸣拒绝实报田亩，遭到土地局测量员毒打。村上妇女在夏大娘子、夏二娘子的带领下，手持马桶刷（刷便桶用的专用竹帚），痛打测量员。驻大港的第六公安分局闻讯前来捕人，将4名无辜农民抓去关押，进一步激起群众强烈愤怒。当天下午5时左右。大港北角里村的农民严宝元首先鸣锣，接着马墅村的夏长寿也敲锣响应。村村巷巷很快锣声震天。姚家桥、埤城、华山一路的农民数千人，每人手执一股香、一把草，有的扛着钉耙、铁锹、锄头，像火龙一般浩浩荡荡涌进大港镇。驻大港的军警见农民队伍人多势众。吓得逃匿一空。暴动群众利用当地向有”用香火烧死人不犯法“的民俗，高呼”一人一股香，烧死夏伯安“，捣毁第六公安分局和土地丈量预查组办事处，烧毁全部文书档案，抄走步枪9支、子弹500余发。大队人马接着涌向拘留所，砸开牢门，救出被押的4位农民。包围了拘留所隔壁夏伯安的住宅，搭人梯翻进院墙，”前门烧家具，后门烧衣物“，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夏伯安的5进房屋被焚为废墟。
大港农民暴动，使当地的土地丈量不了了之。在大港农民暴动的影响下，直到1930年上半年，镇江近郊三茅宫、冯家湾、桃园乡等地方也发生了不同规模的农民反对国民党暴政和地主剥削压迫斗争。
二、中共句容县委的建立及主要斗争
在镇江地区中共党组织建立比较迟的县是句容和扬中两县。
1927年11月，中共句容小组成立，宣告中共组织在句容建立。党小组最初有6名党员，后来发展到17名，于1928年4月成立中共句容县支部。省委从上海派陈剑平来句容指导工作，是为了对准备暴动加强领导的。1928年8月至9月间，陈剑平为发动工人罢工和暴动到龙潭中国水泥厂进行活动。中国水泥厂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水泥厂，有近2000名工人。由于条件不成熟，没能采取行动。
1928年10月，经过贯彻”工农组织路线“，中共句容支部有党员16人，其中农民9人、工人4人、其他成分3人。这与3月份成立党支部的党员多数为小学教师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党组织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1929年3月8日。中共句容县委建立，辖2个支部、28名党员，直属江苏省委领导。1929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组建6个特委、1个市委。中共句容县委属沪宁特委管辖，此时县委已拥有3个支部、36名党员。1930年1月，龙潭中国水泥厂的工人成立救济会，向厂方提出抚恤被机器压死的工人家属，并要求发给年关双薪。这次斗争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事后损失很大，有8名共产党员被捕，200名工人被开除。
三、扬中县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丹阳等地的中共组织曾派人去扬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物色建党对象。经过考察，1926年在扬中首次发展过一名党员。1928年，中共镇江县委建立后在扬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以裁缝、铁匠身分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中共镇江县委每月拨款10元（大洋）给其作为活动经费。
1928年夏，中共江阴县委书记茅学勤，率领红军游击队来到扬中活动，决定攻打老郎公安分局。12月初，江阴红军游击队派俞坤甫化装成商人到老郎街侦察，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察看地形，摸清了敌情。12月20日，江阴红军游击队西路支队负责人高大生、高小生，在武进县龙虎塘北贤庄一带集中红军游击队和暴动农民400余人，奔袭扬中公安局老郎分局，大获全胜，缴获步枪30多支、子弹1800多发，还将缴获的几千斤大米当场分发，救济贫苦农民。以后在1932年夏，中共江阴县委又派人来扬中开展建党工作，共发展党员19名，建立了扬中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太平洲支部。在中共江阴县委的领导下，太平洲支部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有40多人参加，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还组织农民自卫小队，开展游击斗争。以后由于中共镇江县委和江阴县委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扬中党组织也与之失去联系。
扬中县建县历史虽短，但封建势力很强。至20年代初，仅占全县人口3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30%的土地。三涫拘大地主杜三（杜楚卿）占有良田、芦滩3000多亩。丰裕乡营房旗人庄房占有土地7000多亩。地主豪绅勾结官府，残酷地剥削压迫贫苦农民。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农民，在大革命运动和镇江、丹阳、江阴等周边地区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从来没有停止过顽强的抗争，规模较大的斗争是发生在1928年的反”清丈“斗争、1929年的德兴洲的抗租斗争和1933年的抗税斗争。
1.反清丈斗争
国民党扬中县长茅乃封原本因增加田赋附加税已引起农民的不满，1928年夏，又以”清丈田亩“为名每亩收清丈费大洋1元2角5分，还与大地主杜三等人相互勾结，借”清丈“勒索乡民。清丈田亩，不仅引起全县农民的反对，也引起开明士绅的不满。第二区田佩绅是全区有威望的乡董，他对自己的亲戚杜三与茅乃封合流曾蔑视地说：”楚卿者，乃小人也！“杜得悉后，捏造罪名，诬告田佩绅。茅乃封派人去田家敲竹杠说：”出500块大洋，方可了结官司。“遭田佩绅严词拒绝。不久，茅乃封将田佩绅关进行了监狱。
田佩绅事件发生后，进步士绅戴雨香等人召集正直乡董和农民代表开会，列数茅乃封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陈述百姓卖儿卖女、离乡背井的悲惨遭遇。戴雨香开导说：”吾等请求减免附加税，县府不理不睬，要求释放田先生又遭到拒绝，请各位看看怎么办？“话音刚落，大家就纷纷议论起来：”象这样子，只有官逼民反了！“”茅县长不走，民无天日！“”我们不能等死“。一个农民大声地说：”砸烂县政府，赶走茅乃封！“戴雨香根据大家的意见商定，每户出一人，去县政府请愿，如果不答应废除”清丈“，减免附加税，就把茅乃封轰跑。会后。各人分头秘密串联，发动农民起来斗争。
1928年8月的一天凌晨，锣声一响，四面八方的农民迅速聚集。在戴雨香等人的率领下，手持大刀、钉耙、铁叉、木棍，蜂拥进城，3000多人将县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废‘清丈’，减附加“的呼声此起彼伏，吓得反动官绅闭门不出，反动军警也不敢贸然动手。暴动群众口口声声要见茅乃封，一个官员撒谎说：”茅县长因公外出，不在府中。“群众见茅乃封不肯露面，更加气愤，随即用钉耙、锄头砸了县政府的门窗和收钱粮国课的柜台，还将官员的箱子、桌椅和档案文书统统摔出门外，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茅乃封吓得躲进厕所，还觉得不安全，又溜到杜三家藏身。无奈之下，不日更衣乔装经北固乡马家港偷偷地离开了扬中。暴动群众说：”往日茅老爷猖狂无道，今朝见了我们拔腿就逃。“中午，发泄了愤怒的农民暴动队伍撤出了县城。
茅乃封的继任者郭泌一上任，就在施政演说中表白：”……本县长愿与百姓同舟共济，爱民如子，造福于民……“接着宣布暂停
”清丈“，释放田佩绅，不究暴动”首犯“，以缓和矛盾。这次农民暴动，虽然没有达到减免田赋附加税的目的，但”清丈“勒索终于被取消，茅乃封也被赶出了扬中。
2.德兴洲抗租斗争
德兴洲和尚圩（今新坝镇新生村、新坝村和联合镇江联村）原归丹徒县管辖。当地农民开垦耕种，要去镇江缴钱粮国课。由于交通闭塞，往返需步行160多华里。民谣”纳粮过长江，累死在路旁“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交纳钱粮国课的艰难情况。德兴州农民就委托来这里”化缘“的和尚代缴。时间一长，金山寺和尚乘机前来强建庄房，霸占良田，使这块土地成了”和尚田“。
”和尚田“里的农民遭受的剥削同样残酷，夏熟每亩交麦租2.5斗，秋熟交稻租8.4斗。交租时要过”三关“（筛子漏、风箱过、太阳晒），稍不如意，就一顿打骂。农民气愤地说：”踏进庄房门，就像见到二郎神“，”一担谷子半担回，苦日熬到何年头！“1929年夏，连降暴雨，内涝成灾。”要求减租“成了农民的共同呼声。大伙儿推举许自由、胡元山等人为代表，与庄房管家交涉减租的事，遭到拒绝。许、胡二人连夜召集各村代表商量，许自由说：”南方各地农民暴动，痛打地主老财，难道我们就不能同和尚庄房斗一下吗？“大家经过议论决定：先说理，迫使庄房让步。如果不答应减租，就赶走和尚，烧毁庄房。会上详细讨论了参加暴动的人数、联络信号、行动路线。会后，各村代表分头动员，发动大家投入抗租斗争。
9月的一天中午，金山寺的5个收租人员刚到和尚庄房南边的童家桥，就被陆厚元、陈世安等人拦住说理，提出强烈的减租要求。他们不仅拒绝农民的要求，反而恶狠狠地说：”凡耕吾寺田者。都得交足全租，若少颗粒必执田也！“陆厚元大声说：”你们不讲理，莫怪我们无情！“话音刚落，一个农民立刻鸣锣，男女老少300多人手持钉耙、锄头、铁叉、木棍，齐喊：”和尚庄房不减租，坚决不答应！“农民队伍在许自由、胡元山等人带领下，迅速从东、北、西3路云集童家桥，痛打了金山寺的收租人员。
第二天，集中起来的农民正准备冲击和尚庄房时，金山寺的和尚和一个连的军警已从镇江乘船赶到德兴洲。愤怒的群众以农具为武器与其搏斗。军警鸣枪示威，殴打暴动的农民，农民被迫撤退。接着军警大肆搜捕，60多人被关进三茅镇监狱。
第三天，德兴洲农民以鸣锣为号，集结了500多人赶到县政府门前抗议，高喊：”要求减租无罪，政府关人是残害百姓！“用石块砸坏了县政府大门。同时严正提出：”如果不放人，我们就要斗争到底！“全县各地开明士绅也积极声援，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农民。县政府担心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作出让步，除扣留陆厚元、陈世安进行”审查“外，其余农民全部释放。
3.1933年的抗税斗争
为了抵制国民党县政府不断加重田赋附加税的苛政，扬中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写了许多请愿书送往县和省政府，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终于1933年激起了有万余农民参加的大暴动。那年8月19日，戴实夫、黄植三、戴中选等在油坊桥召开有200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气氛十分紧张。大家感到向当局磕头请愿决不会有什么结果，一致认为：不减税，只有硬拼。
最后，戴实夫提出再请求一次，不行就用暴力斗争。
11月21日中午，戴中选、刘元福、蔡志相等34人，从落虹桥赶到玉皇庙第四区公所找区长何玉卿，向他提出减免附加税的要求。群众的要求又一次遭到拒绝，戴中选等立即鸣锣报信。听到锣声的农民，很快涌进区公所。痛打了何玉卿，并将其绑起来，要他带路去找五区区长张元乔。暴动的农民边敲锣边喊，到了油坊桥，队伍已聚集到数千人。在油坊桥没有找到张元乔，大队人马立即向四墩子张元乔家迸发。到四墩子，愤怒的人群，举火烧了豪华的张宅”走马楼“。接着，又先后将县政府的几大要员张子诚（国民党扬中县党部委员、县政府教育科长）、刘焕章（县保安团团长）、刘余琳（县政府官员）、鄂振声（三区区长）、陈爱棠（县征收钱粮国课总管）和大地主杜三等6家房屋烧了个精光。
从中午到黄昏，由落虹桥、玉皇桥、油坊桥、四墩子转而向北，到老郎街、兴隆镇、道士庙、三消范围波及到扬中半个县，时间持续10多个小时，暴动的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后达到万人以上。趁着天黑，队伍准备赶往三茅镇，烧掉县政府。当队伍到达廿四桥时，遭到县政府保安队警察的镇压。一个陈姓农民当场牺牲，暴动领导人戴中选被捕，暴动队伍被迫退下。下半夜，另外几个暴动领导人集中共商对策。大家决定趁群众情绪高涨，反动政府官员惊魂未定之机，再给他们一个重重的打击，决定22日晚上烧毁县政府，救出戴中选。
22日，数千农民汇集，奔向三茅镇。当队伍到达三茅镇南的中八桥时，遭到反动武装的伏击，一时枪声大作，4人中弹牺牲，暴动队伍被迫退散。接着，县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昼夜到处抓人，有13人先后被捕入狱，戴实夫、黄植三、陈学诗、朱春华、蔡志柏等42人被通缉。暴动的领导人先后避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继续开展斗争。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对”扬中火案“以”赤匪暴动“之罪名行文上报国民党政务院，院长汪精卫批示：”对农民暴动，应持慎重态度，不宜镇压，以防再激民变。“扬中县政府只好释放了抓捕的13人，撤销了对42人的通缉令。当时，苏北有两个县长因镇压农民暴动被撤职查办。次年初春，扬中县长冯沛三应召去省城，自料厄运难逃，船经镇江时，在北固山江面投江自尽。
（第三节中共丹阳县委的改组与整顿
中共丹阳县委自1927年7月恢复以来，根据省委要求，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几次来到丹阳补充缺额，健全组织，都因人力、财力困难，各项工作开展十分困难。为扭转这一局面，丹阳县委经过筹划于1928年10月17日在导墅区东泊村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改组县委。参加大会的有20多人，新县委由9人组成，黄达（即汤醒白）、李×（名不详）、兆×（即张我华）3人为常委，黄达任书记。大会还作出以下决定：1、全县党员进行总登记，限半月内完成（后延期半月）；2、全县建立永济（访仙、吕城）、桂永（皇塘、蒋墅）、高石（里村、导墅）、尚仁（陵口、埤城）、寿练（全州、延陵）、城厢区，另设宝堰独立区，每个区都建立区委员会，直属县委领导；3、县委会每10天召开一次，农历每月逢一为会期，逢十五为活动分子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