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邓·哈托格
（Harry den Hartog，城市语言（Urban Language）工作室创始人）
中国城市化正经历着快速、大规模的发展，我们不能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视而不见。不断出现的“令人头痛的城市病”，如建筑质量问题、资源匮乏、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等，都显而易见。中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又如何借鉴欧洲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经验？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那时的城市在城墙的环绕下是可控的。而如今城市的标志是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毫无章法的向外扩张。在城市和村庄毫无限制的发展下，农业用地饱受威胁。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加快，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十年前，城市化被定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越来越多人正变成新的中产阶级市民，消费增加，经济利益也会增加”，住建部如是说。城市化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中心议题，因此，城市化进程将继续。然而，如何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如何使日常生活过得舒适又健康？城市不应该只是刺激GDP增长的工具。
欧洲城市化水平很高，但与中国相比，就规模和速度而言似乎要逊色些。然而，欧洲近代的城市发展史要广泛得多，有许多共同问题需解决——如有效利用土地。在欧洲，城市化进程在工业革命（1750—1850年）后开始加速，二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城市设计成为一个重要行业，新专家开始开展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研究与规划，最初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随后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其中。在欧洲的共识是：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高效地长期思考、爱护和持续维护。
因此，有许多中国城市规划者可以参考的先例，这提供了不少与欧洲各领域专家合作的机会，如城市设计、能源、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提供卫生保健和教育等。比如，特别重要的是能为农民工创造更优良的机会，以帮助弥合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
不可否认，交流行政改革和城市治理方面的观点是有益的。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有稳健的社会保障房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和治理的程度在增加。在全球范围内，荷兰被视为建筑、城市设计和社会保障房领域的典范。对中国来说，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包括注重细节、长远规划、修建时更多地考虑人性化、城乡统筹，以及多学科综合的方法。
但当代中国城市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私人开发商享有很大的自由，因为需求巨大，所以他们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修建。这往往会导致建房质量低劣，短期思维或贪婪行为。如今，也缺少市场研究。白手起家的新一代开发商主要将精力放在房地产的价值上，而很少理会居住环境的品质。毋庸置疑，中国的住房存量会得益于严谨的市场研究，从而能有针对性地满足住房供应。有必要增加房屋类型（不是风格）的多样性，特定类型针对特定群体，如上海的老龄化人群。有必要进行一种转变，将住房从一种大众产品变成量身定制的产品！欧洲在为特定人群设计住房以及设计可变通住房类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人们需要多样化的产品以及多元的选择。在规划过程中有潜在用户参与其中，似乎更合适。
但当下的中国，供需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在过去十年中，很多家庭因投机原因购置大量新房。后来，不少公寓空置。同时，经济适用房的需求巨大，许多移民和新市民不得不住在宿舍或合租房。中国新的保障房政策只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双管齐下的城市发展之间寻求健康、平衡的第一步。
在从国外寻找创新输入过程中，中国欣然采用自认为有益的想法，并在必要时辅以自己的见解。越来越多的西方设计师在这片“充满无限建筑可能性”的土地上，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过程诞生了几个令人惊奇的项目，但对很多建筑师而言，他们的梦想以失败告终。这些失败的经验不仅在于空间距离或中西规划文化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于难以控制的建筑节奏与决策程序的差异。很多西方设计师抱怨，在获取规划所需信息方面不仅不够清晰，而且存在困难，对整个过程的控制也太少，有时甚至会发生施工已经开始，但建筑未来的用途仍尚不可知的现象。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设计师从一开始就知道空间和规划方案的功能、背景和用途等，这会影响他们如何塑造和组织建筑的空间。
大多数欧洲国家有跨学科合作的传统，有多方参与，包括建筑师或规划师会参与从设计到竣工的整个项目过程。建筑师或城市设计师经常充当监理的角色。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客户常常将建筑师当作华而不实的设计草图的提供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采用或不采用设计图。与此相反，在西方国家，草图只是建筑师工作的开始。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建筑过程非常多变。没有“固定的结论”，一切都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在规划过程中频频变化规划方案要求，以及缺乏与未来用户群的直接接触，强化了已经存在的卡夫卡式气氛。过程是次要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外部形象。“面子”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西方设计师通常采取另一种做法，体现了“形式配合功能”的概念。通常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以抽象分析和计划开始。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合理化。然而，中国人更喜欢现实的（闪光）效果图，他们发现相比于从一开始进行深入分析、对比不同方案，通过这样的效果图更易于评估一项计划，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令人惊讶的是，欧洲建筑师在中国的贡献往往停留在表面，西方设计师通常被当做一味“调料”，使作品在市场上更容易推广。对于新的富有阶层来说，一切昂贵的或外来的都是美好的，这体现在各种形状怪异的装饰性线条、拱门等建筑外表上，张扬肤浅的身份象征。这一主流趋势似乎是一种滑稽的经典设计语言，简单地拼贴复制欧洲古典样式。这种虚假的复制忽略了欧洲建筑和城市设计的精髓。同时，也忽略了欧洲的现代发展。建筑内在空间的合理设计远比外在虚假的装饰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当属上海的“一城九镇”开发规划，引进西方的概念创造核心认同点，但西方的贡献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很狭窄的层面，只充当了门面。比如，“泰晤士小镇”等建筑物也许在商业运作上是一个成功的“品牌”，或者旅游目的地，但这不是为普通老百姓创造生存的城市。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许多的地方建筑法规仍基于旧体系，深受1949年之后苏联的影响。如今，中国的建筑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具备专业知识的建设者、优秀的设计师和监理却严重短缺。中国人学习能力强，知道如何适应，甚至改善事物。在某些方面，中国处于落后状态，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却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崭新、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与高密度建筑结合而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例子。中国人的房屋通常朝南，容差为30度。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基于两点实际考虑：朝南可以充分利用阳光的温度；太阳能热水器已被广泛应用。然而，这同样也阻碍了设计创新。
一个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围墙和大门隔断了城市肌理。这一习惯根源于“单位”制，甚至更早之前，当时靠围墙围起来的社区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工作与居住的地方不同以往。不同社区间需要交互和沟通。围墙和其他障碍物无助于此。相反，大多数欧洲城市是可自由出入的“开放城市”。
中国需要超越复制欧洲建筑风格的阶段，要学习技术、理念和管理体系。特别是一线城市如上海和北京已进入城市开发的新阶段，它们越来越类似欧洲特大城市。由于缺乏维护、选材不当、不注意细节、建筑过程缺乏协调，中国的一些建筑竣工几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已破败不堪，令人震惊。
当下，迫切需要从量到质的转变。房产和城市不能只是投机对象，它们是有生命的机体。重要的是，设计建筑物时要考虑到它们所处的物理和非物理环境。这一综合方法在当代中国是缺乏的，单个建筑物往往看起来与周边环境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需要向欧洲学习文化遗产保护、再利用以及更新旧建筑方面的很多经验。
建筑物产生的二氧化碳几乎占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中国可以做更多工作，在绝缘、节能方面采用先进技术，并采用现代建筑标准。通过改进现有方法和技术，中国应在建设可持续建筑物和持久城市方面起带头作用。必须找到一种周全的方法，既降低资源的消耗，又可以提高能效，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采用绿色建筑技术与相应的评价制度，如可实施“被动式住宅标准”，不仅适用于单个住宅，也要适用于整座城市。为克服气候变化影响，可将综合性回收利用与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先进技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农村传统相结合，如将有机废物转化为沼气。资源短缺迫使我们寻找更新、更清洁的能源。甚至还可以设想，人们可以创建无石油城市和新燃料驱动汽车。假使如此，这将是一场全球范围内城市规划领域的真正革命。
食品安全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欧洲人一方面一直在寻找更安全的食品，比如在值得信赖的农场种植的庄稼、没有合成激素或其他人工添加剂的肉类等；另一方面，建立先进的食品质量监控体系。现在，都市农业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以此重建城乡生活之间的联系。
然而在中国，也许是由于目标群体数量庞大，大多数计划没有为民间活动提供补贴，如售卖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街头小贩，或都市农业。但民间性是一个完整城市以及重新连接城乡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有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地方当局和当地开发商牵头，主要关注以短期GDP为导向的动机或职业。因此，很显然，需要跨国合作，需要制定一个长远的区域整体远景。要减少现有的体制障碍，使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相匹配。水质污染、空气质量、资源枯竭等问题将超越行政界线，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在欧洲，城市化进程是渐进式的，这一过程曾导致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伴随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而产生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因此，我们应共同寻找新的出路。许多欧洲专家乐意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凭借其经济实力与发展活力，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真正无碳发展的理想之地。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后，我想引用伦敦《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的一句话结尾：“19世纪，英国和欧洲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人们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能引领21世纪，那么它必将教会我们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3年2月20日，翻译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