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我们对农民工的定义是有农村户口到城里打工的人。过去这个定义比较复杂，就是有土地的农民到城里打工；现在很多90后农民工没有土地，但是现在很多进城的大学生依然还有承包地但他已经有非农业户口了，这都是中国的现实。因此在城镇化中，推进智慧城市也好，推进可持续发展也好，我们怎么来包容农民工？
集约、智能、绿色是不少人提出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大目标，但是是不是能够公认，能不能实现还需要探讨。中国面临的城镇化问题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路径选择，还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参照和借鉴。因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新理念，将积极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根本出路。我从三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毫无疑问，走向集约是中国城镇化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必须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为主要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否则无论是目前各方政府走地级市升级、造大城市的冲动，还是众多专家学者所一贯主张的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做法都无法实现新发展方式和最终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在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城市化地区内部，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全世界的规律，特别是大国的规律。协调发展不是人为的而是产业规律与城市布局结合的产物。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是开发区模式，产业和城镇是相脱节的。
因此，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城镇发展格局，不是单纯发展大城市，而是在现有格局下找到尽快形成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产业调整模式，找到发展和改革配套的重点区域，这些区域应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战略突破口。
第二，所谓智能绿色的城镇化新模式，国际上也众说纷纭。按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讲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以新能源革命为主线，以物联网为主题的新兴工业化基础上的城镇化。目前可以直接衔接的是，在欧洲已经形成的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格局。但对中国、美国、日本等以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为主要城镇化格局的国家而言，显然还要另辟蹊径。因为欧洲都是中小城镇，基本上没有特大城市，虽然有几个但与中美日的大城市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新能源发展方式看，可再生能源由于其成本下降、消费能力形成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对于传统能源方式占压倒性比重的国家而言，其接受创新的阻力也必然巨大，因为发展阶段和所处国际产业分工的初级和低端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变化、资源价格变化乃至城市开发格局、社会效益变化上都处在不利于创新乃至阻碍接受创新的处境。
举一个案例，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在中国出现，不是单个企业老板的问题，而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分工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产物。2.3平方公里聚集了20万—30万劳动力，工作、用餐、睡觉都在一起，本身就违背国家城市规划每平方公里1万人的合理规模。但是中国形成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又有谁遵循这个规律呢？相反，富士康在劳动法、公司法、劳动保障法上都是遵纪守法的公司，比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要更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大规模照搬符合国际标准的有关企业、劳工、公司运营、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标准，中国所形成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丧失殆尽，良好的就业态势以及产业发展前景都会发生逆转。如今在选择环保、低碳绿色产品和技术方面，以及传统的靠低端产品、低成本的工资、土地乃至融资环境等资源配置方面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中国的光伏产业在此次危机中遭受重创，说明市场及资源环境变化，即便是新兴产业也有严峻的挑战和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新的模式国际上也在探索，我们中国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模式？
第三，重塑需求在国际上和中国本土也不是一样的。其中创新需求靠的是中高收入的消费引导，如果说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创新需求可以在此找到广阔的市场，特别是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与消费供给升级得以衔接。而中国处在大量由中低收入群体向中高收入过渡的阶段，这样的群体还难以迅速接受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很可能被排斥在外，产生消费断代。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不少低收入人群（2011年总数约2.1亿，占城镇人口1/3，占全国人口19%），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撑的收入阶层，如果保持他们收入稳定的基础，必然要求传统产业能够长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难点都在于此。区别点在于，发达国家的低收入阶层形成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造成强大冲击，使这些国家原有产业萎缩、人员大量失业。
本次金融危机所要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之一就是平衡上一轮全球化之后，解决这两类人群在不同国度中收入和产业的转型问题，中国低收入群体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保障严重不足，而发达国家所谓低收入群体则是社会保障过度的问题。
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类低收入群体对新一轮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能否产生正常的供求衔接。中国目前面临的选择难题是，是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还是政府拟支持培育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低碳技术和创新资金扶持，以高价值转让和承担可核查的减排义务为代价，迫使发展中国家自我研发低碳新技术并自行解决转型中问题。而且，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低土地开发成本、低融资成本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转型中，难免使不少国外投资商感到投资环境似乎在变化。因此，在现实中，无论是向中国出口智能、绿色产品，还是转让这些产品的技术，甚至是直接在中国开发投资这些产品和技术都需要认真对待一个现实：中国存在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
集约、智能、绿色的新型城镇化既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建设，也离不开这些农民工收入、就业的转型，要使数亿农民工成为中坚力量不断充实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不仅要有包容式增长，也要有包容性创新。
另外谈到户籍制度的观点，我把我的观点也说明一下。这一次讨论主题有一个偏差，认为我们推进城市化最终是取消户籍制度，甚至放开户籍制度，我觉得给予户籍制度这么大的期望是偏了。我的口号是应该逐步淡化和降低户籍制度在改革中的作用来推进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