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刚刚聆听皮埃尔·鲍比的演讲我感受很多。我曾经和鲍比先生有过非常好的对话。昨晚我们还在讨论未来两年应该做什么事情。近年来我所领导的课题组有一个研究成果——《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质量》。这两天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城市化的质量和城市化的扩大，但是究竟城市人口的迁移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一个可以定量描述的工具？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超过了51%，成都现在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1.5%。
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我们做了三个假设：社会政策倡导与城镇化率正相关；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负相关；城镇化质量与迁移人口生存质量正相关。我做了一些实证分析。
在国家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成都率先成为了示范区。2003年以来，成都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工作。在七八年时间里，整个城市新增271万人，目前成都已经是1400万人的特大中心城市。根据现在政府的规划，未来20到30年时间里成都还要增加300万到600万人口。
在研究中，可以发现成都在城镇化方面和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从政策频度分析，2003—2011年，成都市共制订了28个关于城镇化的文件。2011年，成都城镇化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高于省级城市2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城镇化发展速度确实与社会政策相联系。
但是比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到底什么是质量，我们想应该有一套质量指标体系来衡量，这套体系可能不是很完善，但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演变成管理质量，逐渐变成新的社会政策影响未来城市发展。我们通过4个方面29个指标来衡量城市发展质量，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
坦率地讲，尽管成都近年来的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其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是好的。社会发展质量让人喜忧参半。比如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在不断完善，但270多万转变身份的新增人口并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的教育、保障和社会福利。更重要的，在城市高度发展和有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景象。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繁荣了，但附近大片社区、农村却在凋敝。只有城乡同步发展才可以造就一个高质量的城市。
资源环境方面，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成都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增加速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均低于城镇化速率；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趋势比较波动，2003年到2006年呈下降趋势，2007年有较大提高后开始下降；城市污水处理率呈上升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来参加此次会议之前，我听到某位市长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他所领导的城市用地很快就会耗完。未来怎么办，我们不得而知。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从理念、设计、建造、检测到最后管理质量方面，对未来城市有实实在在的落地举措，那么未来的发展是堪忧的。
第二，现在迁入城市的人口面临就业、居住、子女入学、社保、融入城市生活，包括外地人、新增人口和在地人口的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城市管理者面临人口过度聚集制约城镇化质量提升、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容量、不同阶层人群公平发展等问题，这是很严峻也是很集中的考验。我们建议要有一套可以评估、检查、实施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当然，该指标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完善。
最近我和联合国的一些专家合作，想把国际上已经在实践当中的“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移植到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未来城市发展得更好。
就这项研究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城市速度一定影响城市质量，因为伴随速度有大量的投资，城市品质还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我们的确发现，速度过快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生活质量虽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特别是对原来的居民而言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对于新加入的群体来讲实际上也没有明显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想就中欧对话谈一点我的感想。中欧社会论坛已经有7年的对话历史，论坛框架下的对话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中欧在对话过程当中传递出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绿色的、低碳的、多元参与的理念，已经被很多中国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然而接下来，我们除了理解对话这个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行动，要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昨天我跟陈彦老师报告说，我们可以考虑把欧洲某一个发展非常好的城市，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城市和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建立联系，这样我们的研究可以针对一个城市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可能会带来更多实际的政策含义，以及可以指导实际操作的行动，这是我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