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物》载了“丝绸之路”中西交汇的代表之一的吐鲁番，买药人材料出处的香药中记录有乳香、安息香、龙涎香、冰片、苏合香、绛真香等，一次出售达2963斤，并由这里转向内地。“丝绸之路”开通后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甚密，不但输入大量香药（料），而且传播了有关的文化、香药（料）知识，输入的香药（料）与传统芳香植物揉合一起充实了在诸多疾病，焚烧熏燎美容。辟秽、美白肌肤、调味、加香、防腐灭菌以及作为“果子药”食用等等的用途。出现了《南海药谱》、《海药本草》。《海药本草》为李珣撰写，珣字德润，出生于四川梓洲（今四川治县），为波斯商贾李苏沙的后裔。珣也是香药商人，经验丰富，广收博采，稽其究竟，汇之审慎总结成书。本书共载有96种产于海外的香药（料）、标明产地。特别要提到的是载入的青木香，兜儿香、阿魏、荜拨、肉豆蔻、零陵香、缩砂、毕澄茄、红豆蔻、艾纳香、茅香、甘松、蜜香、迷迭香、丁香、等等50多种芳香药条目，明示为输入。填平补缺的品种很有价值，此书的问世对于中外香药（料）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中国本地的香料和其它土产的质量都非常优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来自异国他乡的奇香，尤其树脂和树脂胶——檀香、沉香、婆罗洲龙脑香和广藿香，安息香和苏合香，以及乳香与没药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古代中国有些进口的香料与其说是被当作焚香和香脂使用，倒不如说是被当作药物来使用，例如乳香、没药就多是如此。
虽然传到唐朝的这些贵重的香料出产于世界各地，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海船通过南中国海运来的。例如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诃陵国派遣来贡献“异香”的大船就是取道南海到达长安的。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而扬州的香料贸易则仅次于广州。唐朝的贵族阶层在使用香料方面毫无节制，他们甚至将香料用于建筑物，根据这种情况推测，当时进口香料的数量一定是相当惊人的。除了中国的“乞儿香”以及含义模糊的“南海”（古时南海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部分地区、海南和南海诸岛、越南等地方）森林中的无穷无尽的香料和焚香资源——南海树林中繁茂的树木能够分泌出芳香的树胶和香脂——之外，世人公认的印度支那（泛指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香料资源优势，使人们想象出了一种能够同时生出许多主要香料的香树。这种树的根是檀香，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丁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乳香）。另外一种传说认为，这种树生长在中亚古代的祁连山脉中，叫做“仙树”。尽管这些传说不可信，但是我们可以得知，人们对名贵香料的需求和向往，也可以推断，这些外来的香料是如此的名贵。
混合香料在古代近东和中世纪中国都十分很常见。而较为单一、纯正的香味，相对来说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人们的喜爱。东西方使用的混合香料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最常使用的配料的差异：在西方，混合香料的主要成分是乳香，配以没药、波斯树脂和甲香；而在东方，主要成分则是沉香，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与甲香。一位现代的权威称，虽然唐朝官方药典中将沉香、乳香、丁香、藿香、榄香和胶皮糖香液作为配置香料的最基本的六种成分，但是，根据坐落在西安东北角的“化度寺”的寺院里流传下来的配方记载，混合香料的成分有：沉香一两半，白檀香五两，苏合香一两，甲香一两，龙脑半两，麝香半两，将各种配料“细挫捣为末，用马尾筛罗烁蜜溲和，得所用之”。这种混合香料在诗歌中通常称作“百和香”。“百和香”这个词在唐朝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杜甫有“花气混如百和香”的诗句。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诗人权德舆在诗中描写了一位闺房中的美女，他在诗中写道：“绿窗珠箔绣鸳鸯，侍婢先焚百和香。”
唐朝也进口大量的混合香料，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吐火罗派遣使者向唐朝进贡“乾陀婆罗（Gandhaphala，一种外型为水果状的、混合的香药锭）等异药二百余品”。一旦这些气味芬芳的异物到达了唐朝的土地上，根据它们各自的性能和占有者的需要，它们就会有不同的用途。唐朝奢靡之风盛行，木匠和家具匠往往直接使用木质香材营作各类器具。玄宗朝宰相杨国忠建造的“四香阁”，就是这种挥霍浪费的最有名的一个例证。史载“国忠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为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事实上，只有豪门巨富才能如此挥霍香材。就一般情况而言，甚至是具有相当资产的缙绅之家，也是遵循习俗，将这些进口之物作为焚香和香脂使用。当然，当时稍微不太名贵的香木如黄檀、紫檀，青檀等，一般缙绅之家可以考虑用于制作家具、家饰用品等。
（二）
唐代人们利用本国土产的动物、植物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香料和焚香。例如肉桂、龙脑、胶皮糖香液（香冠，木槿）等等，都是从中国的木本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从中国的草本植物中榨取出来的香料有紫花勒精（这就是著名的零凌香，是罗勒科目中一个特别芳香的品种）和香茅。紫花勒精的主要产地是现今湖南省的永州附近，香茅可以与桃花瓣一起制成香浴汤（虽然一般认为海外来的香茅质地更优良）。古代人们以动物为原料制作的香料，多半来自于香猫，尤其是麝。“麝猫香”多用于医药，主要可以镇静精神，消除梦魇，在中国的北方和西方，都多有形体不大的麝猫。但即便是麝香的应用，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异国情调。
由于人们大量使用有香味的树胶、树脂以及合成香料，这使儒佛道崇拜的礼仪笼罩着更浓重的神圣气氛。儒家崇拜的中心是“皇帝”，道家崇拜的中心是“天”，而皇帝——更确切地说就是“天授之君”，联系着出自昊天的权力，担负着有关芸芸众生福祉的责任。
有这样一个例证：大历十年（公元755年），当某位原来是安禄山裨将的藩帅认识到，安禄山的对手李正己（当时唐朝政府所录用的一位高丽将军）称王已经在所不免，于是释放了被他囚禁的李正己的使节，并向这位将军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动”。简而言之，这位藩帅的做法，就是将“天”的荣誉奉献给了那位高丽将军。焚香标志着君王秉受天谕，意味着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或者可以说，在皇帝承天命而理人事的过程中，焚香代表着纯粹的天意。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即位时想要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他颁布了一条诏令，诏令中除了其它的革新措施之外，还规定皇帝本人只有在焚香溲手之后才阅览大臣献进的章疏。唐朝制度规定，凡是朝日，必须在大殿上设置香案，并置于天子的御座之前，宰相面对香案而立，在弥漫着神奇魔幻的香气中处理国事。这种做法揭示了焚香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进士”候选人要进行考试时，主考人与考生要在考试殿堂的香案前相互行礼，这种场合虽然规格较低，但是香案在这里同样表示了神与君主的恩宠。
尽管古代人考虑的只是从延展天意，但我们现代人从另一角度来考虑，室内萦绕的芬芳植物香雾（这些都是香药材料的烟雾），的确能净化空气，澄清思维，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尤其是人数较多的聚合，有效地防止了传染性疾病的扩散（如流行感冒、伤寒等），保证了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可以说，焚香是古代从皇帝到臣下的思维和空气的一种洁净方式。
唐朝君主还向其宠臣和侍从赠送香料，以表示他的恩宠。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唐朝的大臣献给皇帝的“谢表”，感谢皇帝赠给他们香药、香脂和异香。宰相张九龄写的感谢唐玄宗的《谢赐香药面脂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另外，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有一位官员也写过类似的谢表，内容是感谢皇帝所赐的冬至后在祭祀百神时使用的香料，他列具的皇帝的赐物为“香药金银合子两枚，面脂一盒，怀香两袋，澡豆一袋”。从这些琐碎的史料所知当时用香的广泛。
公元八世纪，西南蛮大酋长和东北居住在饶乐府的奚部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香味浓郁，经久不息的香料。唐人还知道，甚至像波斯那样遥远的民族，也如《旧唐书》所说的“以麝香和苏点额，及于耳鼻”。
沁人心脾的香气也进入了唐朝社会的世俗生活，而在缙绅阶层的生活中就更是如此。从一些历史典籍中我们可知道，在公元八世纪时有一位王子有一种口中含香的嗜好，除非口中含有沉香或麝香，否则他是不会开口对人说话的，“方其发谈，香气喷于席上”。这类人十之八九都是要在香汤沐浴之后，才会去参加社交聚会的。如同现代女士们相互比试名牌服饰，当时的男人也互相攀比他们的香料：中宗时代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聚会中“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结果有一种香膏常常得魁。韩熙载是十世纪的一位纵情享乐的人，就风流雅致而言，他已经达到了极致。他想方设法要使焚香与自己庭院中的花香自然地融合起来，根据他总结出的经验：“对花焚香有五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其[五味说]为：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沈水（即上等的沉香）；兰宜四绝；含笑宜麝香；詹葡宜檀”。
唐代香料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增进生活情趣以及保健养生，有钱人会服用芳香植物（包括玫瑰花、兰花、桂花、茉莉等）使身体微微散发香味。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观点来看，皮肤的颜色和细致与否以及体味，和所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心情有关。因此，名门淑女、王孙公主大多认识到香料的美容功效。
与这些风流儒雅的行为相近的是，利用香气来吸引异性，以增添风月场中的情趣。唐朝的妓女常常用香来刺激性欲。八世纪时，长安有一位国色无双，深受欢迎，名叫“莲香”的妓女，她竟然能够将自己弄得香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奇香也”。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受到宰相元载保护的风流女子，她的肌肤洁美如玉，从来不需要象别的女子那样刻意打扮修饰，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很有些先见之明，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女儿注定要成为流芳百世的窈窕淑女一样，从小就给女儿喂香料吃，这样她的身上就发出了自然的香味，每个毛孔都散发幽香！一些好色之徒见到香肌，自然愿意投百金以亲近。
就香料的本性而言，它更容易直接使用于春药中，而这与香料在一般药物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当唐玄宗最初迷恋上杨贵妃时，他年事已高，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安禄山于是“因进助情花香百料，大小如梗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助情发兴，筋力不倦”。
唐时公认的焚香“极品”为佳楠，次为沉香，而沉香又分四等（沉水香、栈香、黄熟香、马蹄香），再次为檀香等，可见当时评香水平之高超。这时期，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会客用香，卧室用香，修炼用香等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炼法门又有不同的香，专香专用。
（三）
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的传统。公元七世纪前后是佛教传道最广泛的时期，在同一时期，东南亚的其它佛教国家，佛教的影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文化更为简朴，所以他们吸收的东西也就要多得多。例如位于马来半岛的“赤土国”的印度化的贵族是用香油来涂抹身体的，丹丹国诸王则用香粉涂身。在唐朝，香料多用于沐浴焚香，或制作一些简单的香脂，当然也有入药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的巅峰时代，所以焚香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在礼仪庆典中，就是在文学和想象的领域里也同样如此。佛教的典籍中充满了有关香的比拟，而梵文的“gandha”（香的），也确实常常直接指“与香有关的”意思。寺庙可以称作“gandhakuti”（香殿）；焚化佛陀的薪堆称为“香塔”；“香王”、“香象”都是菩萨的称号；而在“gandhamadana”（香山）上则居住着乾闼婆——香神和乐神。所有这些用语以及其它许多类似的说法，都被译成了汉文，在丰富唐朝的语汇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唐朝人的思想。
唐天宝二年至十二年（公元743年~753年），鉴真和尚率师徒一行六次东渡日本，每次都带去大量的药材及香药（料）。据“东征记”载：天宝二年东渡时带去麝香20脐，龙脑香、檀香、安息香、青木香、沉香、甘松香、甲香、零陵香、熏陆香等600余斤。还有胡椒、阿魏、荜拨、诃黎勒、石蜜等500斤，甘蔗80束……可见唐代时中国与周边国家香药（料）的舶来交往的盛况。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对香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推动。鉴真和尚东渡，把佛教和香文化同时传到日本。平安时代后，香料开始脱离宗教用于“美”的目的，贵族们学起“唐人”的样子，经常举行“香会”或称之为“赛香”的薰香鉴赏会，这也是鉴真和尚带入日本又经“和风”熏陶形成的一种风习。后这种熏香逐渐演变成日本的“香道”。
日本香道文化起源大约于六世纪左右。最初“香”又名“晡烧香”，仅于寺院重要法会活动时，燃香供佛、清净坛场之用。后来“香”从佛坛走入王宫贵族，贵族们将香作为净化居家、头发及衣服薰香的用途，于是焚“香”的风气，逐渐广泛的传开来。室町东山文化时代，香道文化盛极一时，与当时的茶道、华道（花道）并列为最高雅的社交活动之一。
香道之中的香，主要分四种：沉香、檀香、龙涎香和麝香。这就是古人常说“沉檀龙麝”，四香之中以沉香为首。这大概也是继承了中国唐代奢华的薰香作风。香道所用的香木也大多以沉香为主，而沉香的种类繁多，由于沉香木是在不同树种不同部位的沉香木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结成的香块，因此不但品质不同，每块香木的香气都有不同，在不同的温度、湿度中点燃也有差异，世界上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沉香木，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艺术和想象空间。
据说室町时代足利尊氏的亲信佐佐木道誉是香木大搜集家，他生前共搜集了一百七十八种名香。之后足利义政时期的文化界名人三条西实隆、志野宗信、村田珠光等人，将香木依其产地分类，名为伽罗（梵文黑香木之意）、罗国（暹罗）、真南蛮（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真那贺（马来半岛麻六甲海峡）、佐曾罗（印度）、寸门多罗（苏门答腊）等六类，又因其香中含有苦、甘、咸、酸、辛等五味，故有“六国五味”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