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
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7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遣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五四以后，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于5月11日正式成立，随后组织了全市四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聚集在西门外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救国宣誓典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后怎么行动，几个学联负责人正面临困惑。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打来电话，叫学联派代表到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约会商谈。晚上，孙中山派代表会见了学联负责人。这位代表告诉他们：“中山先生很关心学生运动，要你们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
孙中山考虑到，上海工商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
从保护学生安全出发，他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如发生纠纷，由他们出庭交涉。
北京的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也来到上海，准备联合上海学联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德珩等人一同谒见了孙中山，向他汇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具体情况。孙中山听后，对许德珩等人予以鼓励，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争。
6月2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的寓所里亲切接见了上海学联的负责人，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对上海学生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彻底粉碎与揭露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兴奋地说：“他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这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相继到了上海，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
全国学联约请孙中山为学生演讲，孙中山准时来到借作会场的“环球学生会”，为学生们分析了巴黎和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学生进行热情的鼓励。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及时报导上海各工人团体的动态，并发表社论指出：只要工人和学生结合，再唤起其他各界民众，“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上海工人罢工后，孙中山在《民国日报》载文论罢工策略问题，强调指出罢工应有预备，工人须分清敌、我、友，以便尽可能将罢工作为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能正面硬碰，”这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当年10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称前加上“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这次改组废除了旧总章，采用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但孙中山是打算用改组后的国民党新党，继续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对孙中山产生推动作用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介绍和赞扬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曾电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
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大革命，而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相符合的。当时，他正处于寻找走什么道路的困境之中，正当他为找不到答案陷于苦闷之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十分向往列宁，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函电往来，互相同情，互相声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电文指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这封电报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经过很多曲折，托美洲华侨打给俄国。列宁接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把它视为“东方光明的到来”。同年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覆函孙中山，对他的贺电表示衷心的感谢，推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齐契林同意孙中山的提议，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利用军阀来打军阀，终非长久之计。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俞如果不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很难成功。孙中山准备派人到苏联去学习，特意要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来执教。
十月革的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兴奋起来，他重新振作精神，劲头十足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上海，他一方面抓紧《建国方略》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及时对革命党人加强理论指导，同时分出精力具体安排落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事务。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函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的职务，声明今后对军政府的行动概不负责。电文还强烈谴责了西南军阀可耻行为。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孙中山还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由朱执信担任主编，大造革命舆论，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适时东山再起。
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这时，他打算通过他自己长期培植起来的粤军，夺回广州这个根据地。因此，他作出了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决策，派朱执信到漳州去敦促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回到广东去驱逐桂系，然后在广东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粤军首领陈炯明迅速行动。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进军。9月6日，朱执信等占领了虎门要塞。可是，朱执信为了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于9月21日在虎门要塞遇害。
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追随孙中山近二十年，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上海听到朱执信遇难的噩耗，深为悲痛地说：
“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我也失去了左右手。”
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
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举行会议，决定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1月2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一起，乘军舰离开上海，28日到了广州。29日，在广州军民的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此时也相继来到广州，准备重新召开非常国会会议。
这时，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识到仅举起护法旗帜，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革命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从清晨开始，广州全城便沸腾起来，每条街道都是挂彩旗彩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十几万市民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各界人士都纷纷来到观音山南麓的德宣路总统府庆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是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唐绍仪、次长廖仲恺、司法部长徐谦、海军部长汤廷光、秘书长马君武等人。广场上，粤军第一师官兵，军装簇新，精神抖擞，手持新造的五响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正准备接受孙中山的检阅。
孙中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前台，发表了《就大总统职宣言》。他指出：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材，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国民，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
孙中山今天的心情无比兴奋，他看到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看到了他的助手们高涨的热憎，看到了战士们英姿飒爽的阵容，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消灭广东桂系，实行北伐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