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
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
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
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
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
《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1912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
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变化。
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月4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
“同胞们，起来呀！”
“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月10日，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