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江南生活奢侈，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苏州更是风气浓烈，弥散浸漫，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就说：“顾其民，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捐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者为多。”至元末，如沈万三、顾阿瑛辈，家赀富饶，不在区区饮食之耗，且以常熟虞宗蛮为例，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说：“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而虞独不见于邑乘，故知者绝少。今支塘之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贺舍者，相传宗蛮家有喜事，特筑舍以居贺者，故曰贺舍；花桥为其园址；鹿皮弄者，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沟，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抚吴，喜抄没人，一时富家略尽，宗蛮盖其一也。”这样的家宴，真可谓豪富侈汰之极了。
入明以后，由于重赋重徭的迫压，苏州出现民不聊生、户口逃亡、农田抛荒、赋税逋积的局面，但家庭请宴仍是社会交际的常用手段，官场应酬，朋友互访，亲戚往来，都由主人设宴招待，至于逢年过节，家家都有宴饮的习俗，只是薄具而已。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苏州经济开始进入良性循环。
与之相应，饮食活动出现也日趋于繁富。嘉靖时普通人家的宴会菜肴，以八盘为限，每席四人。万历以后，社会风气更其奢靡，宴饮规制大大提高，富裕之家竞相攀比，一席菜肴动辄耗费数千钱，就是一般平民，也多有仿效，至清前期更盛。叶梦珠《阅世编》卷九谈到明末清初宴席规格时说：“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长官，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馀品则是寻常之会矣。”姚迁遴《记事拾遗》也说：“明季请客，两人合一桌，碗碟不甚大，虽至廿品，而肴馔有限，即有碗上丰盛者，而两人所用亦有限。至顺治七八年，忽有冰盘宋碗，每碗可容鱼肉二斤，丰盛华美，故以四人合一桌。康熙年间，又翻出宫碗洋盘，仍旧四人合一桌，较之冰盘宋碗为省。二十年后，又有五簋碗出，其式比前宋碗略大，又加深广，纳肴甚多，可谓丰极，未知后日又如何样式。此又食用之一变也。”针对这个问题，张潮《酒社刍言小引》说：“原五簋之初，只以惜费耳，不知其费更甚。盖簋既少，则形必大；形既大，则馔必丰；数止于五，则必以价昂者为之，大约一簋而需二簋之费。此不便之在主者也。人之嗜好，各有不同，既有偏好，亦有偏恶。馔之为类也多，必有值其好者。今止于五而已，设半投其所恶，客不几于馁乎？此不便在客者也。”
事实确也如此，富豪之家举宴，虽有五簋之制，但肴馔之精致丰盛，令人叹为观止。如褚人穫《坚瓠癸集》卷二说：“吴中某富翁自夸食品之妙，历举数物，友人即以其言作诗嘲之，曰：‘秋白烧鳗世所稀，鳜鱼哪哼栗瓜虀。剃光黄蟹常蚕蛋，渴极团鱼时饮醨。醋灌鸭肠卵如卯，火蒸鹅掌脆还肥。久烹着甲能销骨，浸透银鱼定出蛆。虾米数宵难剩肉，海参七日不留皮。易牙自古称知味，不道兄翁味更奇。’盖言雄蟹剃去螯毛，以甜酒调蛋灌之，则蟹黄满腹结如膏；置鳖鱼于温汤中，渴极伸头，则以葱椒酒娘饮之，味尤奇美；着甲久煮，脆骨如腐；银鱼、虾米、海参必以久浸为贵，故诗言及之。”
清初苏州又有“朱赵斗富”故事，顾公燮《丹午笔记》记道：“康熙初年，阳山朱鸣虞富甲三吴，迁于申文定公旧宅。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忌，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皆留量饮。赵以银杯自小以至巨觥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乎？某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皆送者。’诸人悔不饮巨觥。其播弄如此。”这个故事颇可见当时的奢侈风气。
这种奢侈，与儒家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论语》就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故自古以来，提倡节省、反对侈汰乃是正统舆论，其中警戒宴会奢侈是重要的内容。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就举了前人的几个例子，一是司马光事：“司马温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尝自言曰：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于脯、醢、菜羮，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奢靡者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二是章懋述薛瑄、魏了翁事：“章枫山先生曰：待客之礼，当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闻薛文清公在家，宾客往来，只一鸡一黍，酒三行，就食饭而罢。又魏文靖公在家，宾客相望，必留饭，食止一肉一菜，年虽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遗，必有报礼，不虚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为法。”三是刘大复、董朴事：“董损斋成进士后，以奉差过华容，造谒刘忠宣公，留之饮，饭麦糈，馔惟糟虾一碟，无他具。董因感省，终身持雅操云。”
袁枚虽是一位美食家，但提倡节约，讲究实惠，反对排场，《小仓山房尺牍》卷一《答相国》说：“且饮食之道，不可以随众，尤不可以务名。尝谓燕窝海参，虚名之士也，盗他味以为己味；鸡鸭鱼豚，豪杰之士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各成一家，且如广大教主，往往以阴德济人，而己不居其功。”又卷五《答章观察招饮》说：“蒙招饮甚喜，闻多菜甚愁。南朝孔琳之曰：‘所甘不过一味，而食前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斯言最有道理。今之人非但悦目也，兼且悦耳。每张饮，必震而惊之曰‘三撤席’，曰‘两重台’，燕窝如山，海参似海。耳闻者以为既多且贵，敬客之心，至矣尽矣。不知名手作诗，经营惨淡，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其所谓对客挥毫、万言立就者，皆以欺妇女童蒙，而不可以示识者也。饮食亦然，但使一席之间，羹过七簋，则虽易牙调和，伊尹割烹，其不能佳可知也。且工于作诗者，所用之字，不过月露风云；工于制菜者，所用之物，不过鸡猪鱼鸭。今不求之于本物自然之味，而徒求之使价高名重之物，以钱费自夸，是不如盘碗中散盛明珠一斛矣。”
饮食最能体现生活的奢华和简朴，故前人就提出了一般宴客规格的建议，如康熙间许汝霖《德星堂家订》第一款“宴会”就说：“酒以合权，岂容乱德。燕以洽礼，宁事浮文。乃风俗日漓，而奢侈倍甚。簋则大缶旧瓷，务矜富丽；菜则山珍海错，更极新奇。一席之设，产费中人；竟日之需，瓶罄半载。不惟暴殄，兼至伤贱。尝与诸同事公订，如宴当事，贺新婚，偶然之举，品仍十二。除此以外，俱遵五簋，继以八碟。鱼肉鸡鸭，随地而产者，方列于筵；燕窝鱼翅之类，概从禁绝。桃李菱藕，随时而具者，方陈于席；闽广川黔之味，悉在屏除。如此省约，何等便安。若客欲留寓，盘桓数日，午则二簋一汤，夜则三菜斤酒。跟随服役者，酒饭之外，勿烦再犒。”尤侗《簋贰约》更定出一个待客的标准：“凡二簋，一肉一鱼，或参鸡鸭，加一汤，虾蛤之类，可以下饭，他如燕窝、海参难得之物，不必设也；更坐，蔬果九碟，杂以小鲜，再加汤点，可以说饼，酒无算爵，及量而止；席不过二，客不过八，过从不拘日期，尺素一邀，辰集酉散，不卜其夜；酒杯食器，皆用陶瓦，勿用金银犀玉之物；从者一人，给以腐饭，或用便舆，犒以酒钱。”即使这样，依然能保持宴饮的规格，显示主人的热情，费用上却是大大节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