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在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谈三点：
一、真诚。生活中为人真诚，不虚假，表演才可能做到真。
二、富有激情、关注旁人、关注社会，
爱自己的亲人、朋友，才能在表演中体现真情。
三、勤奋，酷爱表演艺术。因此才会坚持，才会努力，
为此做好准备，机会来临时才华才能得以展现。
一、刚开始教学的那些年
1962年9月，我被调回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开始被分配在62（乙）班教学。该班的学生有现在还活跃在荧屏、银幕上的曹翠芬、导演刘国权、八一厂演员赵守凯、著名配音演员谭天谦（话剧《最后一幕》中饰演苏力）等，邸力老师是主任教员，负责全面的教学计划及安排。她主要上大课，平时分组上小课，我们是作为助教协助主任教员工作。记得当时主要进行小品、片段排练及独幕剧，我排演过《妯娌之间》及《岗旗》等剧目。
我参加课堂教学大概有两年。但实际上这期间因为要求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因而延续了以往不断下乡劳动和投入各种政治运动的形势。
1963年3月开学后开展反修运动，学院组织观看八部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士兵颂歌》《伊凡的儿子》《第四十一》等，开会讨论，对苏修影片进行严肃的批判。4月份开展学习雷锋运动，为配合宣传排练一些小节目进行演出，之后是学大庆，学焦裕禄，到密云下乡一个月。
1964年6月到河北省团城下部队锻炼半个月。期间北影借调我参加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经院方批准，我提前从部队赶回北京完成拍摄任务。
1964年9月上级又下达了更重要的文件，要求凡文科大学生一律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于是1964年10月，我和马精武都与学生一起来到山西省阳高县参加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历时九个月。回京后，1965年8月我参与了北影史大千导演的影片《红色背篓》的拍摄。
同年11月我被学院调去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于11月15日被派往河北省抚宁县榆关村、桃园村参加工作，历时七个月，至此完全脱离了教学工作，再回京时已是1966年6月5日，“**********”开始了。
和学生在一起下乡、下部队时有一些演出活动，却从来没有进行过课堂教学，因此，尽管1962年我人调回了电影学院，身份也是教员，但真正参加教学工作为时很短，这是一段不能称之为教学的日子。“**********”开始以后更是脱离了课堂，直到1974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才重新开始。必须承认这期间这么多年，我们年轻教员没有真正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因而谈不上教学实践，自然也没有获得什么教学经验。
1966年6月5****从农村返回学校，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的时候，一时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少数派学生把党委书记申伸等，弄到办公楼门口的台阶上批斗，为什么忽然这么对待申伸？我开始上去和学生争吵，因为表演系的学生都在西南演出，并不在校，和我发生争执的大多是摄影和工程系的学生。那天我是真的很生气，气得差点没掉眼泪。
到了下午，忘记是谁提醒我：“好好看看最近几天的报纸！你在农村没看报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保党委？”
“啊？”我真的大吃一惊，急忙找来报纸，一连看了好几份，才知，自己大约是错了。这突然的变化，怎么能不让人犹疑呢？
这时表演系62班由李慧颖带队，文玮及马精武共三位老师和学生一起还在西南沿铁路线慰问演出，生活十分艰苦，但师生热情高涨，没想到在6月18日通知全体调回学院。他们下火车时就被少数派的学生把老师、学生分别隔离开。在回学院途中乘坐的大卡车上，让三位老师站在一旁。文玮老师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对同学们说：“咱们唱个歌吧！”被造反派呵斥道：“唱，唱什么唱？”因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全体不语。
一进校门，三位老师分别被挂上牌子，都是黑字当头，“黑帮凶”“黑尖子”“黑苗子”等。马精武看着我，我什么也不能说。群众喊了会儿口号，散会。我走过去帮着马精武提行李，有一位同学还冲着我们大喊一声：“马精武，你老实交代！”我悄悄地说：“别理她，回家！”
我知道这次的行动有些过火，因为这三位都是普通教员，马精武和我都是学校的年轻老师，能把我们怎么样？但我急于把当时的形势告诉马精武，免得他因为不了解情况说错了话，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电影学院和其他单位一样，迅速地形成两派，卷入一场越来越激烈的两派斗争，其实各自都认为自己所持的观点和立场是革命的，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站在另一派的表演系学生，尽管原来关系非常好的，此时也不再理会我们。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批判和斥责的文章，同时也开始了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针对老干部、老领导、老教师的批判会。
1966年6月20****的日记有一小段话的记载：“上午批斗邸力和黎莉莉，同学们如同贫下中农批斗地主一般毫无顾虑，而我们则差劲，仍是感情的东西在作怪？我看见给他们戴高帽子就是不舒服。渴了，有的人不让他们喝水，我心里也特别别扭。事实证明我还没能和群众站在一起……”
这就是我当时非常真实的心态，又要紧跟形势，但自己又无法做到，陷入了思想极为纠结的境地。
那时，抄家是常事。
有一天突然来了六个工程系的学生，到我家，说要抄所谓的反革命材料。最后我也不知道拿走了些什么，只记得把马精武拍《风从东方来》时，从莫斯科买来的音乐唱片全部拿走。我庆幸表演系的学生没有一个来抄家，或许是碍着面子，或许是对我们还存留着一些情份，毕竟相处了四五年的时光。他们没有来抄家，在当时我已经感到欣慰了。
工、军宣传队进入学院后，形势略有缓和。1969年还组织了师生联合排演小节目到农村、工厂进行演出，我和刘诗兵排演的是贫下中农诉苦的话剧《一块银元》。
1970年5月下达中央指示，所有中央、北京所属的文艺团体、艺术院校无条件地下放部队进行思想改造。
这样，电影学院无论是职工、教师，包括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下部队。教职员工赴驻扎在河北保定新安县的****，学生全部到位于河北张家口柴沟堡的部队。
那时要求很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请假。导演系王心语的夫人5月的预产期，但因为是生第二胎，不准他留下照顾。
偏偏我不会择时生子，5月17日那天我生孩子，而大队在5月19日就要全体下放部队，因我是剖腹产，马精武才被允许多呆半个月照顾，于6月初被迫赶赴保定参加下放锻炼。
1970年，各个单位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我待产住进积水潭医院。被推进手术室时，麻醉师和手术大夫都已开始做准备工作，据说是腰麻之后需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做手术。但是那天可能因为还有一个手术要做，腰麻打过之后不久，大夫就开始动刀，也许因为麻药尚未起作用，刀子一下，我能感觉到刀割的疼痛，我忍不住叫到：“疼！”于是他们迅速决定再打一针麻药。这回可不太妙，也许是因为麻药打多了，影响到心脏，只觉胸闷，两条腿难受得闹心，于是他们决定加快输液，又因为过快，我开始浑身哆嗦，冷得上牙打下牙。手术从下午四点开始，直至晚八点把我推出。之后的两天一直两条腿不得安宁，失眠，大夫说不敢再给打针了，至于能不能睡、闹不闹心也只能忍受了，为了生这唯一的孩子，我可真受了大罪，万幸的是我和儿子都还能健康地出院。
马精武陪我半个月后下部队了，我开始一个人带孩子，楼道里所有的邻居都不在，只有隔壁摄影系老师的11岁女儿幼幼常帮我从对面合作社里带回来一点菜。72天产假一过，让我在学院的留守组上班，孩子交给一位白天来照看的阿姨。
此时中央****小组下令取消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院的所有资产全部登记，转交给三个部门：电影发行公司、电影资料馆和电影器材公司。
在负责登记的过程中，我看到把那么多只是供学生教学实习用的摄影、照明等器材全部转出去，还有影片资料，尤其前几届本科实习拍摄的全部短故事片也在其中，我便建议这些属于教学的资料和器材，如果一定需要移交，就移交给中央五七艺大，谁能保证说将来不再办电影学院呢？然而，当时没人主持工作，没有人听取我的意见，都只能按指令转交给了发行公司，最终他们认为这些对他们毫无用处，于是全部销毁，导致我们花费心血创作的所有作品全部消失，痛心啊！又无奈！
1970年10月，催我下乡，我提出带孩子一起去下乡，可以把孩子寄托到当地老乡家照顾，未被允许。那时儿子马川才五六个月大，正是刚刚会玩耍逗人喜欢的时候，可以踩在我的腿上高兴地蹦跳，他高兴地喊叫，我却止不住地流泪，把他交给谁呢？
不下乡是不可能的，最后征得九姨的同意，在东单她家附近找了个人家把孩子全托，九姨答应时常去关照，后来他们不放心，于是儿子马川就留在了九姨家一直被带到两岁四个月。
离开时儿子七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已经认人，据九姨说当时我走后，儿子指着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不停地找，却找不到妈妈。听到后我的心里别提多难过了。人不得不下乡到部队，心却留在儿子身旁，无限的牵挂又能和谁诉说呢？
到了部队天天开会、劳动，后来形势有所变化，便开始排戏、演出。当时排演了由文学系王迪老师创作的多幕话剧《新的篇章》，歌颂知识分子下部队改造后的胜利成果。还有我编写的赤脚医生如何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独幕剧《广阔的天地》以及另外一个独幕剧《白求恩》，还有歌舞剧《双送礼》等大量的小节目，组织了两个晚会的演出，下乡下部队为工农兵服务。
1972年秋天，部队允许我们把孩子接到身边，白天开会、晚上演出或劳动时托付给老乡家照顾。
儿子两岁四个月时，我们激动地到北京去接儿子，他是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很新奇，也非常兴奋，在火车上来回地跑跳，可带了他近两年的九姨和张玄、张白两位表妹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孩子在车上兴高采烈，她们在站台上流泪，看到她们那样难过，我的心里也很难受，觉得这是生生地把孩子从她们身边领走了啊，毕竟是她们从孩子七个月带到两岁半，朝夕相处。我说带走就这么带走了，说实话自己心里很是愧疚，可是这是自己的孩子啊，也不能总不在身边，无奈呀。当火车起动时，看着她们娘儿仨默默目送着我们，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淌了下来。她们站在那里的情景，就像一个镜头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说到这儿，想到我的表弟张弘和表妹张玄，不知是否受到我的影响，他们都做了演员。表妹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了那里的台柱子，主演过《权与法》《上海屋檐下》《红鼻子》等诸多话剧。表弟张弘曾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后调入上海电视台，和他的夫人富敏联合导演了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等很多影视作品。
话说回来，火车行驶在去保定的路上，开始儿子还玩得高兴，后来他开始询问：“去哪儿？”我们说：“回爸爸家。”
他问：“哪个爸爸家？”因为他在九姨家一直管我表弟叫“张弘爸爸”。当我们告诉他去马精武爸爸家时，他不干了，哭了起来，后来好不容易哄好了，到了保定连队的住房时，天已黑，他又哭了起来，事先准备好的玩具他也不要，一直要求回张弘爸爸家，无奈我和马精武抱着他到马路上去遛弯，看看走过的马车、行人，最后是累了？还是困了？或者是知道无望了？他没有再闹下去，只是说：“回家吧。”
其实那时我们没有家，孩子是和我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志住在一起，所谓的回家就是回女同志住的宿舍。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段平稳的有演出的日子。
到1973年3月，我们陆续被调回北京，因为没有了电影学院，我们被合并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系也并了过来。其他系如摄影系、文学系等调至当时位于沙河朱辛庄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
1973年马精武参加了中戏73班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我参加了74班的招生工作，并开始了在表74班的一年半的教学工作，1976年初又回归到重建的北京电影学院。
二、“****”后的第一班——中戏表演系74班
1973年春从部队锻炼回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被归并到中央戏剧学院，对我来说，戏剧学院并不陌生，还是那个校园，更有我曾经给他们上过俄语课的本科毕业生金乃千、赵健、唐爱梅等，他们已留校做了老师，还有其他班的冯明义、梁伯龙、常莉、刘之玲等。这一下我们成了同事，在一起工作，一直相处得很好。
1973年虽然教学工作要纳入正规化，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气氛仍很紧张、严肃，系里领导小组有工宣队派来的工人师傅参与对教学及教师的监督和改造。
批林、批孔、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在紧锣密鼓地延续着。
1975年1月16日全院召开批“斯氏体系”的动员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样板戏，移植样板戏，救活死了的话剧。这是一场革命，一场战斗。”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要求全院每个人都要发言，都要认真对待。
学习样板戏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表73班一入学，学生们在还没有进行表演基础训练时，就已经照搬排练京剧《红灯记》，还把京剧院的演员请来直接给表73班的学生授课，找嗓子好的学生演李玉和、李铁梅。
导训班则移植京剧《杜鹃山》，将它改变为话剧，由于表74班刚入学，演不了大戏，就由导训班和表演系老师来演，全剧分为一、二、三场，我被分配饰演第三场的女主人公柯湘这个人物。
这回我体验了什么叫表现革命激情，什么叫大喊大叫的表演。刚开始时实在是不适应，甚至想打退堂鼓，但那是教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我又去看了一遍京剧《杜鹃山》，再去看拍摄成电影的《杜鹃山》。回来后我在日记中写到：“我看京剧和电影里的柯湘也没这么喊呀，为什么如今的话剧要这么使劲呢？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那一时期戏剧舞台也都是这么演的。记得我们观看总政话剧团演的《万水千山》，所有的演员都声嘶力竭地喊。我们看时已经是他们演出了几场之后的场次，所有的演员几乎都已经喊得声音沙哑，甚至说不出话来，当时心里还真的很心疼这些演员呢！
为什么要这样演话剧呢？也不奇怪，其实那个时期拍的电影，也几乎都是拼命使劲地表现革命激情，英雄人物不使劲表现大义凛然不行，演坏人不拼命地往坏里演，也不成。那时的电影英雄人物要仰拍，反革命、坏人要俯拍。饰演英雄人物的演员名单放在字幕的最前面，演反革命系列人物的演员名字放在最后边，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不能责怪演员，也不能责怪导演。
虽然我始终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不肯大喊大叫的演员，但就这样，演出那天，马精武去看了戏，还说：“你怎么也有点大喊大叫的演戏？”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总是要随大流吧。最后这个戏终于告一段落，下边的任务就交给表74班了，他们开始照猫画虎地排练《杜鹃山》。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亲身学过“斯氏体系”的学子们来说，我们本该对斯氏的基本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理解。我始终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这个事业。他的理论对全世界的戏剧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的戏剧、电影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人要全盘否定他呢？是迫于政治压力？还是真的持怀疑态度？我一直不太明白，有人甚至说：“演员用不着培养，有英雄思想境界的人就能演英雄。”记得在一次争论中，我问道：“若持这种观点，那我们没有必要到各地去招生了，只需去把真的英雄模范找来，他们就可以直接演戏了。”
学生们自然不知道我们当时有过这样的争论。
1974年招生时，除在北京设了考点外，我们还到了山东烟台，深入到荣城县等地以及河北张家口市、昌黎县等地招生，为的是深入下层，找到真正好的工农兵学员。在招生过程中有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查历史、查家庭。至今我还记得有一位叫马乐的同学，会拉手风琴，很聪明，但一查家庭，有被打成****的，有家属在台湾的，自然不会被录取。
作为教员，我们在整个招生过程中是很认真的，要进行专业考试，尽管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表演经验，但还是尽力考察和了解他们的素质状况，结合气质、形象等外在条件，综合考虑，择优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