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开始为我奔波，寻找门路，上学是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和现在一样，上大学需要参加统一高考，而当时已经错过了考试时间。找工作，19岁的女孩子能做什么？又肯做什么？
我的希望很简单，但也不易，就是文艺团体，或和艺术有关的单位。我不知道母亲费了多少周折，总之最后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中央戏剧学院，二是总政话剧团。听起来，太棒了，可惜不是做演员，而是做俄语教员。那时正是学俄语热的时候，和现在都想学英语一样许多人热衷于学俄语。
母亲说：“幸亏你在哈工大俄语学得不错，要不在哪儿给你找工作去，就先做俄语教师吧。”
说实话，我这辈子也没有想过要当老师，更不要说是做俄语老师。此时，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无选择。
最终我选择了去中央戏剧学院，因为我觉得在艺术院校里我总可以学习到东西，如果到剧团，谁会教我？我当时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像我这样一个外行，要想从事文艺工作必须学习。这样，19岁的我成了大学的一名俄语教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中央戏剧学院期间，我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丰富我自己，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我受益终身。
当时中戏的翻译组有许多工作人员，组长是张杏云，非常好的人。该组除了要为请来的苏联专家做翻译工作外，还负责翻译教材，如斯氏体系等资料，同时还有教学小组，负责学生的俄语教学工作。有两位主讲老师，其中一位是白俄老头，他上课时我替他翻译，有时我也独立上课。主要是给导演系、表演系及舞美系本科生上课，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负担，可以承受。
事实上，真教起来并不像我想得那么简单。
开学后不久，我就在日记里写道：“不教人，不知教人难。”
还有一次写道：“看到我所教的学生免修俄语课，我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本科学生自然更重视专业课，不喜欢外文，忽视副课本来也是正常的，但我竟会为此感到不痛快。学生中不少和我同岁，也有比我大好几岁的，一次我给舞美系二年级上课，具体什么情况早已忘记，只记得一位男生成心刁难我，我站在讲台上被气得强忍眼泪，差点没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哭出来，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
尽管我去中戏工作的目的是要学习表演，准备考试，但我这个人还是属于比较认真负责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甚至对教学内容、方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在日记里我曾经提到：“教学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进行吧？课程内容永不改变，总是那些死板的正式口号，讲什么‘五四运动’全篇一律是政治理论，中文都记不住，何况俄文的那么多陌生的单词呢？如果要了解政治，看中国报纸就好了。教学的目的不就是日常运用么？短文中几乎没有故事性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注重生活用语？教学呀，教学，闭着眼也就能混过去了，可是这是不对的呀，二年级的课程我要参加选材。我将来才不做教学人员呢，无聊，烦人的事太多，我的火大呀，真的不能忍受。”
这是我1955年11月24日的日记，现在看起来对教学工作还真是很认真，很有想法呢！
在这段工作期间，我还大胆地独自完成翻译了一个苏联现代多幕剧《在幸福的时刻》，还投稿给了一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回音，手稿也因此不知去向，但我却没有因为遗失手稿而感到过多的遗憾，我很明确自己的目的，一是想通过翻译深化俄语学习，二是学习和熟悉剧作。
当时中戏聘请了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是导演列斯里，他招收了著名的导演干部进修班，另一位是负责表演教学的库里涅夫，他招收了表演干部进修班。
这两个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省市话剧团的骨干导演和演员，也包括了部分电影演员，如于蓝、田华都在表演班进修。
1954年招收表演班时，学校派我协助工作，整整六天的考试给了我极好的学习机会，观看了专家的考试出题，看了无数著名演员的朗诵、表演，至今仍记得姚向黎表演的俄罗斯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中卡捷琳娜的独白，也许是她那略带忧郁色彩的气质符合人物形象，她的表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专家库里涅夫也喜欢，对那种只注重外部形式而没有真动情的表演，他就会表示没有兴趣。一位某话剧院的有点名气的演员演完之后，他悄悄问我：“听说她是他们话剧团的名演员？”
我说：“是的。”
他说：“那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吧。”果然她没有被录取。
有意思的是库里涅夫非常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会俄语能和他交流，也许是一种缘分。他听说我想当演员后，对别的中国教员说我有做演员的天赋，因为他观察到我在看别人表演时的神态十分关注和认真。他还说愿意教我，并要求校方把我调到他那儿去工作。学校因为我有教学任务，自然不会同意，这使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库里涅夫的这种认定鼓励了我，坚定了我一定要在1955年投考表演系的决心和信念。
然而事实上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美好。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感受、喜好和观念，当我第二年参加考试时遭到了另一位苏联专家列斯里的否定。
本来一试和复试已结束，等待发榜，据说是为了要给列斯里看又组织了第三次考试。
三试时我表演了《罗密欧与茱丽叶》中茱丽叶的独白，专家看完之后，提出让我用俄语朗诵一首诗歌，我真的没有准备，也没有想到过考试会有这样的要求，我只好说：“我没有准备，我不会。”
是否因此而使他不悦，还是有别的原因，我不敢肯定。后来听其他老师说我初试和复试考得还不错，但是据说列斯里更喜欢热情奔放型的，而我则属于过于安静和内向的，也许是这样吧，反正最终我被刷下来了。
准备了将近一年时光的考试就这样败下阵来，我很伤心、沮丧和失落。
做演员的希望成了泡影，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考虑过改学文学、新闻，甚至还想过去做一名侦查员？或学美术？当时真有不少同事关心我，一位舞美系的老师说：“你把左手摆在桌上，右手画它，我看看。”依他说的，我画了。画完之后他说：“干嘛非要学表演，你画画比有些考生画得还好呢，考舞美系吧。”可我想我一个女学生学这个，不就得在后台搬来搬去，大布景也搬不动呀，不能下这个决心。总而言之，1955年夏之后，我又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学校和翻译组领导一直对我不错。他们说：“先留下来工作吧。”
那时我的工资待遇是按大学毕业生的助教待遇，每月56元，生存不成问题，母亲又不在身边，于是我继续留任做俄语教师。
1955年，导演班、表演班进入大戏排练阶段，无论是他们的排练、演出，还是本科生的片段演出，如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屠格涅夫的《村居一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等，凡是他们演过的我都去图书馆把书借出来看原著，中戏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那时的院长是欧阳予倩，专家治校，学术气氛非常好。导演干部进修班的大戏有李丁和潘予主演的《一仆二主》，潘予和刘伶主演的《柳鲍夫·雅洛娃雅》、《桃花扇》，还有他们演出的独幕剧《葛麻》、《秦香莲》。表演干部进修班于蓝主演的高尔基的《小市民》，田华和稽启明主演的《罗密欧与茱丽叶》，方鞠芬主演的《玛申卡》、《暴风骤雨》等等，看了又看。小说、剧本，托尔斯泰的和巴尔扎克的，契诃夫，普希金的等都看。那时是我观看、阅读戏剧作品最多的两年，是我如饥似渴学习的两年，我始终感谢中戏让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学习和吸收知识，丰富了我，也锻炼了我。
那一时期我也遇到许多好人。
导演干部进修班的沈阳军区话剧团的导演刘伶、广东省话剧团的潘予，本科生后来留校做老师的金乃千，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孙吉祥，翻译组的夏利民、付晓航，他们都在我思想不稳定的时候给予我真挚的鼓励和帮助。潘予让我在她导演的片段里演戏，其实我知道那时我不会演戏，她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机会帮助我。刘伶对我说：“职业的选择对年轻人来说，十分重要，不要轻言放弃，为什么不大胆地再试一次呢？”
当我再次提出报考时，校方及翻译组的领导张杏云居然也热情地支持了我。
因为我考虑到1955年中戏没有录取我，1956年的考试我便没有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报的是上海华东分院（就是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这是北电第一年招收本科生）。就在我已取得华东分院的准考证准备赴上海考试时，教务处主任王负图老师找我谈话，建议我不要去上海，鉴于去年考试时的特殊情况，中央戏剧学院今年肯定会录取我，表演系的高兰老师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于是我放弃了去上海，而重新报了中央戏剧学院为第一志愿，这次考试我没告诉母亲，更没有让姨妈知道，自己的事请，自己做主。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上是苏联专家卡赞斯基主考，初试我朗诵的诗是闻捷的《爱情》，独白是契诃夫的巨作《万尼亚舅舅》中索菲亚的独白，寓言是克雷洛夫的《乌鸦与狐狸》。记得卡赞斯基出的小品题是在市场里把弟弟丢了，当时觉得周围没人，怎能感受到是在市场呢？因此很快我就演弟弟没了，寻找，大喊大叫，就下场了，演得不太理想，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复试榜上居然有我名字。复试时，我只朗诵了寓言《乌鸦与狐狸》，专家便给我出题，他说，我在讲这则寓言时，越讲越觉得可笑，最后要笑到不可收拾。当时我一听，心里想这可糟了，都知道笑比哭难演，正发愁时，幸好专家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你要想着这两个形象，你们不觉得他们很可笑吗？”这句话提醒了我，救了我。
于是我没有按照寓言本身的台词讲，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像讲故事似地讲，狐狸怎么偷偷走过来，看见奶酪后如何如何的垂涎三尺，而乌鸦叼着奶酪，如何的得意，如何的傻，之后我真的笑了，自己笑得直不起腰来，在场的考官也全都笑了。
我知道我考得不错，专家喜欢我。
这次考试正巧赶上中戏的张守维老师（电影《白毛女》饰演杨白劳的演员）也到了考场，他看我考得不错，下来后对我说：“考中戏吧，今年一定要你。”后来我才知道张守维老师要带中戏的表56班。据说1957年他被打成****，生活得很不愉快。在心里一直记得他对我的认可和肯定，一直非常尊敬他。
但那时普遍认为电影学院似乎更难考一些，虽然几天之后我也参加了中戏的考试，但当我全部考完之后，心里有了一定把握时，我把电影学院改为了第一志愿。
考完中戏、北电之后，正值戏剧学院领导组织表演系部分师生由冉杰老师带队，赴福建演出，时间是1956年7月20日至8月25日，正是放暑假及等待发榜的时候。学院安排我与宣传队同去协助工作，我非常高兴，此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南方。沿途演出，路经江西鹰潭，福建的邵武、南平、永安、漳州、厦门、福州，最后还路过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在演出过程中大家受到群众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常常是乘汽车连夜辗转，虽然很辛苦、劳累，但大家的干劲十足，使我深受感动，我真心地感激校方又给了我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也正是在那里，我接到翻译组长张杏云给我写的信，她告诉我已收到正式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的通知书，她祝贺我，并说电影学院之所以录取我，据她听到的理由是说我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鼓励我要保持下去。收到这样的一封喜信，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是真心地感激她一向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刘伶因为我考上电影学院，还特地请我在王府井花了四元钱吃西餐。现在听起来四元钱太便宜了，但要知道那时候大学食堂每月的伙食费才十二元五毛钱。
当我离开中央戏剧学院时，还真有点舍不得，舍不得那样好的学习环境，舍不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以及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学生们。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在中央戏剧学院度过的那两年时光，我很珍重在那里得到的关怀和友爱。
许多朋友和老师尽管很久没有再相见，现在他们中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我对他们永怀思念与感激，他们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六、第一届本科生的幸运与遗憾
1956年，我幸运地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表演系本科生，梦想终于步入了付诸行动的阶段。以往的两年更多的是看、读，是自我储备的阶段，并没有太多的亲身体验的机会，而表演艺术是感受的艺术，是实践的艺术。
如何度过这四年的学习生活，毕业以后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一切都是未知。不过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走上银幕，那就必须努力学习、掌握表演技能，否则美好的梦想必将变成泡沫式的幻想。
在电影学院四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教学与艺术实践，使我进一步地意识到演员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课堂教学只是学习表演基础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人”有深刻的认识，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探究。演员是要演人的，因此演员在学习过程中读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的观察、认识和理解。演员只有使自己变得丰富而复杂，才有可能塑造出不同的人物性格。
对初学者来说，课堂教学当然很有必要。生活中只要是正常人，不疯、不傻、不癫，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对待周围的人和发生的事。然而这一切搬到当众情况下，在虚假的设定下，重现人物的自然状态及合乎逻辑的行为时，却会变得不自在、不准确，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刻做到，因此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包括要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形体、动作、语言的习惯等，使之更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这一切，我们称之为表演的基础训练。
幸运的是我们入学时得到了最好的条件及较为全面的学习机会。
当时电影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的戏剧家、导演章泯，大部分教师都是从戏剧、电影岗位上调来的专业人才。学校设施完善，有舞台、教室、剧场、摄影棚。有从舞台、摄影等各个行业调来的教学辅助人员。
专家治校、内行管理，因而说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是第一届，所有在校老师几乎都给我们上过课，我始终认为学生面对的老师越多越好，可以从众多老师那里吸取各种营养，而不是四年下来只面对一个老师。可以说因为我们是第一届，所以我们从专业教学中享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
第一年正值学院请来苏联专家卡赞斯基为表训班上课、拍戏，我们56班也因此沾光，他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表演课。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第一学期结束时有六名同学被认为不适合做演员而被淘汰除名，走的同学自然十分难过，但校规谁也不能违抗，说明当时的教学是多么的严格。
第三学年时，又有一位苏联女专家潘科娃到学校执教，她亲自为我们排演了苏联当代多幕话剧《普拉东·柯列契特》，这个话剧在当时的苏联戏剧界里是非常有名的作品，马精武饰演普拉东，而我在剧中饰演普拉东的母亲。而与此剧同时排练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毕业剧目——曹禺的名著《雷雨》。马精武饰演大少爷周萍，我饰演繁漪。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国度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人物性格也不同，这使我在表演技能的提高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也是我在校学习期间的得意之作。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们。
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我们排演了根据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胡琴的风波》改编的独幕剧，为了配合宣传，我们还赶排了多幕话剧《党的女儿》，马精武饰演秀英爷爷，我演女主角玉梅的二姐——一个胆小不敢参加革命的农村妇女。这部戏被安排到房山县去演出，记得当时舞台和观众距离很近，一群孩子扒在台边，底下乱哄哄，那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为了让观众能听见我们说的台词，根本顾不上什么课堂上所要求的体验和表现，只要能压住台个个都扯着嗓子喊。直到最后台上一声枪响，玉梅倒下的瞬间，台底下才彻底安静下来，是被那枪声震住了。事后回忆起来虽然可笑，但也算是一次有助于我们实践创作的体会吧。
第四年则是影片拍摄、实习的教学阶段，导、表、摄三个系联合作业，由导演系、摄影系的老师亲自指导。这一年我们共拍摄《穿山巨龙》、《父子俩》、《大木匠》、《目标向前》、《金山银水》等六部短故事片。
这样的教育程序和安排，这样完整的拍摄设施，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进行实际拍摄的锻炼，导、摄、演环节全部由学生自己操作，这样的联合拍摄一直持续到1965年。我后来还参与了导演系58班王好为等导演的短故事片《春节前后》，饰演女主角大姐娃，导演系59班许雷等导演的《挡马》，其中郭宝昌饰演恶地主，我演被地主撞死的可怜的佃户，那是我和郭宝昌从事艺术创作的第一次合作。马精武参与了导演系59班的短故事片《搭桥的人》，饰演男主角，得到导演系田凤老师的亲自指导，这样的机会多么难能可贵。现在想起这些，依然十分感激学校给予学生这么好的实习机会、设备和条件。现在，学表演的学生到了高年级，放出去自寻实践机会，如果没有，也只好作罢，和那时的情景已完全不同。
四年里我们对教学也有些不同的感触。在一年级的基础训练过程中，由于完全遵从苏联斯坦尼的教学程序，第一学期进行的是真听、真看、真感觉的元素练习，之后是个人小品阶段，期末考试大多是个人小品。只允许有极少数的的双人小品。第二学期是多人小品。第二学年才进入到片段的排练阶段。而我们知道个人小品很难做得有意思，因此上课时会觉得很枯燥、无聊。记得我在班里是最早被通过可以参加考试的，一个人上台，将被子拆了，做成红旗，准备迎接解放，最后用被子裹着孩子下场。这是一个情节，在考试前只要是让我上台，我就做这个个人小品，做几次后，自己也烦了，而别的同学常常是想不出有意思的事件，一个人在台上磨叽没完，同学们在台下看得也很厌烦，没有兴趣。这样的安排确实繁琐，进展慢，课堂上很难调动学生的创作热情，后来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基本上去掉了个人小品阶段，也没有无实物练习及动物模拟的训练，我认为解放天性的方法很多，未必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动物的交流、反应必定是迟钝的，没有人与人之间那么敏锐、复杂。因此在后来的教学中，我从不采用动物模拟训练，据我所知有些老师现在还保留着这种训练方式。表演教学本身就是十分灵活的、多元化的，因此我不反对其他老师运用此方式进行演员训练，只是我不用。只要能达到使学生初步理解和掌握表演技能的目的，运用的手段和渠道应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的第二学年进入片段教学阶段，可选取的教材很多、很丰富。我记得我演《三里湾》里的小俊，为了要买件新衣服坐在地上哭着耍赖，赵树理笔下的人物非常生动、有趣，由衷地感激他描写了那么多活灵活现的人物，为表演者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抓业务的同时，和当今有所不同的是那时的政治运动较多。
我们入学不久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每人必须交代自己有过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不老实的言行。之后很快又开始“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提意见。再之后就是“反右”，每个班都有同学被当做****揪出来，我们班的许还山（影片《寒夜》的主演），只因为给文化部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就被糊里糊涂划为****。除他以外，导演系当年才17岁的吴贻弓（影片《城南旧事》的导演）、表演进修班的张莹（影片《小兵张嘎》中饰演罗金保，《董存瑞》中饰演连长）也都在其列。本是同学，一下子变成了敌人，当时确实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因而我被认为有同情****、****思想。
1962年反****，导演系的田凤老师及导演系59班天天开会，他们班出现了“反革命小集团”。我和同班同学郭致霞在食堂买好饭后，走到郭宝昌所坐的桌旁，他见了我们一句话也不敢说，愣了一会儿，他急匆匆地端着碗走了。我和郭致霞还奇怪，这怎么和郭宝昌平时快乐、活泼、善言的态度大相径庭呢？后来才知道他们班出了大事，郭宝昌被打成“反动学生”了，我们这才明白他是害怕连累我和郭致霞，刻意在躲着我们（前些年和郭宝昌相见，他还谈起此事，他记得很清楚，还说：怕连累我们）。更出乎我们预料的是不久又听到更令人吃惊的消息，大家非常崇敬和钟爱的田凤老师在电影学院后花园里服安眠药自杀离世了。
那时学校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明。我们班入学时是三十三个同学。因业务考试不合格，有七名被认为不适合做演员的同学被淘汰，因个别原因自动退学的四名，犯错误被除名的三位，待我们毕业时只剩下十八名，这其中也有三位受过校方不同程度的处分。
这就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要积极要求进步。我作为在解放区受过教育的烈士子女更觉得自己应该积极、应该事事起带头作用，应该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现在，翻起那时的日记，大量的反省、不断地自我检查，责备自己在哪点、哪点上又做得不对了，等等。现在才意识到在那个阶段出现的是另一种纠结，也是一种无以遁形的自我折磨。
在校的四年里除了上课、运动、政治学习以外，较频繁的是下乡劳动锻炼。我们去修过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两次去西山植树、挖太平湖、下部队锻炼以及下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少则几日，多则两个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学表演的我们还是有好处的，使我们对农村、农民有所了解，增强了我们的生活与劳动的能力，对我们日后的创作是有益的，但确实耗费了很多时光。
电影学院的四年相对一生而言是短暂的，但是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这四年，教会了我们作为专业人员所需的基本技能，使我们懂得了作为大学生走出校门时，不能仅仅是追求个人的名利，而是要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应有的贡献。因此当时学校提出要加强师资队伍，号召毕业生留校任教时，不少学生主动报了名。
想当初我离开中戏的教学岗位时，没有想过再做老师，也不愿意再做教师，但我也发自内心地表态服从组织分配。
当时北京艺术学院（现已解散）也来学校要人。当通知我到北京市文化局报到时，我还以为被分配到北艺，最后才得知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至此，我的大学四年生活告一段落，新的生活开始了。
七、放弃做演员吗
我们56班当时有五位同学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到内蒙电影制片厂，一位到在北京艺术学院（后解散）教书，五位留校工作，我和另外三位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那时服从分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大多数都是以极其热情的态度去迎接新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班被分配到北京艺术学院当老师的女生郭致霞在班级里演戏是非常好的，在话剧《党的女儿》、《普拉东·柯列契特》中都饰演女主角，绝对会成为一位非常好的演员。本以为她会顺利地被分配去制片厂做演员，却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艺术学院当教师。据说是哪里的领导看中她，非调她去。可我们知道郭致霞性格内向，平时不多言语，开会时更不发言，我们很难想象像她这样的当老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会是什么样子，上表演课时总不能不说话吧。我们也知道从她内心讲，她是多么希望做一名演员啊！然而，那时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接受了分配。
她在高中时就有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男朋友，也在北京上大学，两人一直很好，遗憾的是毕业时，她留在了北京，而那位男友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市，两个人自结婚起就一直两地分居。郭致霞心地善良，很会做饭菜，我们刚刚毕业时，她住在位于厂桥的北京艺术学院宿舍，我住在小关的北影宿舍，那个时期，我俩接触的时间最多，互相能够在一起倾诉工作后所遇到的困惑和不愉快。“****”后，她为和丈夫团聚调到了马鞍山话剧团，后又转去香港。于1978年因病去世，那一年她才刚刚42岁。走得太早了，我的好友！你真的是走得太早了！有时，我想着如果她能活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一起相聚，在一起谈起过去的日子，那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世上的事真是很难预料。当年在一起度过的岁月早已经成为过去，但留下的记忆却总难以抹去。我始终记得她的善良和她对我的关怀。
此时，不由得想起56班毕业时的十八名同学中，如今已有七位离开了人世，年龄最小的胡乐佩也走了，当年那一群热血沸腾、怀抱演员梦想的小年轻如今都哪儿去了……
考入电影学院并不意味着进了保险箱，分配了工作单位，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能上戏。那时一来影片产量有限，二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名气的演员还正当红，虽然大多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还在银幕上饰演十六七、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导演认可，观众认可。我们这一代在之后不久又遭遇运动和**********，几乎近十年的时间文艺活动处于停滞的状态，当时只能看到京剧样板戏和把样板戏拍成的电影。
这一代电影人非常遗憾地荒废了几乎十年的岁月。表演系56班包括后来的表演系57、59班，甚至60、61、62班能走上银幕的大约只占全部毕业生的百分之十。有部分学生改行，我们班的于中效，后来几个班级的胡炳榴、周康瑜、刘国权、王进、霍庄、邱丽莉以及拍摄了许多优秀电视剧的陈家林等，都转行做了导演，但是大多数在剧团度过了青春岁月，之后拿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不是因为“****”前这些班级没有出现好演员，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使这一批演员的境遇不够幸运，只有少数同学像表演系56班的马精武、胡乐佩、王炳彧，表演系57班的王志刚、杨建业、李长乐，表演系59班的雷鸣、刘尚娴，60班的毕鉴昌、黄锦裳等曾出演过影片中的男女主角，现在也都已步入暮年，而这几个班的其他同学在学校和初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都很年轻、富有活力，而且大多具有非常好的演员素养，形象端正，却没有遇见好的机遇，有的甚至没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人世。怎么能让人不感到遗憾！现在我想到此，说起这些，真的是感到很悲哀。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吧。
在北影剧团的两年，剧团延续了抓紧思想教育的传统，我们一报到，首先被派到四季青村去劳动二十天，平时要轮流去北影大食堂帮厨、做饭和窗口卖饭。1961年初，赴房山良乡镇东石羊村参加当地的整风运动三个半月。
真正的专业创作，是在1961年赴邢台演出和1961年12月中旬，赴西安、延安的演出活动。
记忆深刻的是随团赴西安和延安的演出，历时两个半月，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以及独幕剧《三月三》。
我和表演系57班的毕业生袁其励（曾在《小兵张嘎》中饰演女民兵，如今也已病逝）给《第十二夜》演宫女，于洋、陈强、杨静等都饰演主角，和他们同台演出确实是学习到很多，同时也带给我们不少的欢乐。记得有一次演出，饰演大臣的黄钟老师在后台休息时摘掉了假胡子，再上台时嘴上没了胡子，只有一条白道，引起同台演员全体笑场，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事后，饰演女仆的吴素琴说：“我当时想着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笑场！”可是她说越这么想越是把持不住，笑得比谁都厉害。
独幕剧《三月三》是于洋老师导演，我有幸获得一次极好的锻炼和实践机会，他让我演女主角A组，而剧团的另一位老演员却演了B组。曾经排过的话剧《反翻把斗争》里，于洋老师也让我演里面唯一的女角色——地主。至今，仍十分感激于洋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让我在这一次次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该剧到了西安后还请了著名的电影导演张水华为我们导戏。
在西安的大戏《第十二夜》的演出十分成功，因有众多明星出演，很受欢迎。那么，去延安演什么呢？是大戏？还是独幕剧？经过剧团领导班子的慎重考虑，决定演大戏。“既然我们是代表北京来的，既然我们在大城市西安演了大戏，那么到老根据地就不能用小戏来糊弄和对付延安的百姓。”于是，不管运输布景、服装、道具等会带来多少麻烦，也要保证大戏在延安的演出成功。
尽管那时是困难时期，但延安的领导看完戏，还是备了好酒好菜热情款待我们，席间聊天，我们剧团团长赵子岳问：“我们戏演得好不好啊？”县领导谈：“好是好，就是看不懂。”
事后，我们听说当地人议论道：“八路军走的时候是穿着长裤子走的，咋这次从北京回来都不穿裤子了呢？”听起来很可笑，因为《第十二夜》是英国古典戏剧，男角色一律穿的是短裤、长袜，一个个都是细腿长长的，怪不得老乡看着不顺眼呢！
我在剧团的两年，始终没有机会参加电影的拍摄，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1962年春偶然有一位导演要拍一部战争片，其中一重要女角色让我扮演，试了服装，拍了化妆照，突然厂领导决定换另外一位导演，于是，重新筹备，这位导演改用他熟悉的另一位女演员了，我因此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
1962年夏，剧团的演员为影片《停战以后》跑群众，记者群里有我的身影，但当我看片时，自己都很难找到。在拍摄进入到最后阶段时，我被调回学院，学院正是假期尚未开学，我想利用短暂的时间去看望已搬迁至大连的七姨，却不被批准，说是要接戏，为此，在该片中饰演记者薛平的马精武和导演大吵一架：“她在拍摄中没有一个特写，没有一个近景，甚至连个中景都没有，接什么戏？她不过是个大群众。”于是，我被允许离开摄制组。现在想想，马精武作为该组的演员，竟敢如此得罪导演，胆子也太大了！不过，这就是马精武。
《停战以后》的大群众记者是我在北影参加的唯一的电影拍摄。
早在1962年初，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邸力老师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回学校工作，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当时任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的田方很想挽留我，记得在北影组织的跳舞晚会上，他边和我跳舞边谈道：“你的形象不属于小姑娘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有戏演的，不要着急。这会儿你要是回学院当老师，就会失去机会，是不是有些可惜了？”他劝我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再好好想想。他甚至最后和电影学院方面商量是否能够暂时借调我，编制还留在剧团。据说学院方面表示：“我们是要培养教师，怎么可能借调呢？”就这样，学院用已分配至学院的表演系56班的一名同学、表演系57班的四名同学，共五名毕业生把我换回学院。
我明知道回学院是从事教学工作，以后一切要从教学的角度考虑，这肯定是第一位的，有可能就此失去上戏的机会，那时教员要出去拍戏，必须经过批准，再说，因为不是演员了，导演更不会考虑到去学校找你上戏，这必将失去更多的机会。怎么办呢？
还有一点使我略有犹豫，我和马精武于1961年5月17日登记结婚，如果我也调回去，两个人在一个系里工作是否不太好。但邸力老师认为这没有关系，在一个单位更可以互相帮助，有利于更好地进步，她坚持认为我很适合做教员。
但，事实证明，夫妻俩在一个单位上班的确有些不便，若有坏事，相互肯定有影响，一个挨批，另一个肯定得检查，夫妻双双被打成****的还真不少。好事呢，绝不会让你们俩全占上，随便举个例子：出国，不会让两个人都去；获奖，不会同时给两个人；评职称，不会在同一年让两个人都上去，总得照顾照顾别人吧？这我能理解。两个人联手编剧、导演或者出演等所做的事，别人会说就瞅你们了，开夫妻店。我于1993年被评定为教授，马精武被评上教授的时间竟然比我晚了三年，这真的是不太合情理。当然，这些早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如今想起也只不过笑笑而已。
那个时候，我自然没有想到还有评职称，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思前想后，当时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光，我想回到学院可以一直有事情做，而且还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于是，1962年7月我同意调回学院，开始了又一轮的教学生涯，而这一步走下去，竟是几十年，直至现在。
期间，我也曾遗憾自己没有成为一名专职的编剧，也许会创作出一部好的剧作。遗憾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报考导演系？也许能拍出几部好的作品。现在，剧也编了，戏也导了，也演了，名副其实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成了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专的杂家。
当然，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人生永远不要后悔，不要无尽地回头看，而是要面对现实，面对未来，面对所剩无几的生存时光。
最终，我和教学、我和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这，也许就是我应该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