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更是第一个跳出来，拒绝交出路矿权。当时，商部发文要求各条铁路的分管大臣们将各条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履历进行登记造册，写下切实的考评送抵商部，对自行筹办的铁路，由商部核察，对官办铁路则“密派干员分途查察”。袁世凯拒绝商部派出官员担任铁路领导，甚至弹劾商部“侵越权限”，对商部派来核察的商部官员“只准专司稽察，不得干预路权”[29]。
商部的改革一开始就被地方督抚们架空了，商部将资源、资本收归中央的配置计划也同样落空。各地海关税赋也被督抚们以各种理由截留，中央财政的赤字一年比一年糟糕。盛宣怀的问题一下击中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软肋，没有黄金储备的金本位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盛宣怀在跟精琪会谈的时候坚持一条原则，中国货币改革绝不允许“外人干预”。[30]
币改引发的反扑，帝国官员成了造币狂人
精琪还到汉口、广州、天津、厦门、芝罘等地进行了调研，拜访了10位总督、巡抚及12个省的地方官，在跟地方督抚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精琪发现，官员们都强烈反对外国人参与中国的币制运营。其实早在1903年夏天，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批评国际汇兑委员会无视中国主权，欧美各国议会商讨中国货币改革是干涉中国内政。[31]
在主权问题方面，精琪的改革方案无疑刺激了传统官僚的神经，张之洞是反对最强烈的总督。他在给北京提交的报告中言辞激烈，抨击精琪借币制改革之机，将有关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欲将中国作为共同贸易市场、掌握中国财权的阴谋。
精琪回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执政集团解释，币制改革的方案是应中国政府之邀做出来的，外籍专业人士是美国总统派来协助中国币制改革的，不是出于对中国主权的蔑视。针对最早方案中有列强监督、干涉货币运行的内容，户部、商部等多个部委的高级官员成立了汇兑中国委员会，从6月20日到8月24日，精琪同中国委员会进行了20多次会谈。[32]
经过两个月的会谈，精琪成功说服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
1904年8月24日，精琪与户部尚书赵尔巽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因办新圜法，非有专门之人不可，决非有意夺中国主权。”精琪再度声明，自己只是协助北京推动货币改革。赵尔巽也肯定了精琪在人事安排上的正当性：“中国如办新圜法，必须聘用专门外国人，聘用专门洋人，立定权限，决不侵中国主权。”赵尔巽的肯定代表了朝廷的意思。
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肯定精琪的方案是因为，与银本位制相比，金本位制能多出15%以上的铸造利益率，精琪认定，“在当前的财政状态下政府怎能无视这笔收益呢？”地方督抚们铸造的各种货币并不会立即被禁止流通，跟金银等价的新币不过是另一个“新种类的银两”，不需要担忧会因此带来混乱。更何况选择银本位制，新的货币会跟随国际银价变动而不稳定。
精琪提出的黄金储备方案是通过外债解决。精琪建议中国将关税收入、烟酒专卖利权、矿山利权、铁路进行抵押，同时中央财政加收地丁钱粮，以及新设各种租税。很显然，精琪不了解中国国情，矿山、铁路的主导权都在地方督抚，商业税在围剿太平军时已经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新征收的租税是为了实现中央统一货币，地方督抚们岂能拱手将地方利益送给中央，让中央拿着租税再来剥夺地方的铸币利益？
1904年8月25日，精琪离开北京回美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奕劻在最后一刻都没有给精琪一个明确的答案。[33]精琪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奕劻的来信，奕劻在信中对精琪的改革方案表示了充分肯定，甚至表示中国政府有必要采用精琪的方案。可主权问题成了地方督抚拒绝精琪方案的最好借口，尽管北京方面在货币改革方案中严格规定了聘用的外籍专家不能越权，但督抚们还是站到了张之洞一边。所以，奕劻在给精琪的信中也不得不对整体方案持保留意见。[34]
清政府执政集团何尝不想立即推动货币改革呢？当时，整个政府因为汇率损失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无论是赔款还是国际贷款，由于国际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中央不能准确地测算财政收入与支出，财政预算制度无法建立。没有财政预算制，北京方面推动的一切改革都是水瓢上的油彩画。
北京方面并没有因为地方督抚们的反对而彻底放弃精琪的改革方案。1905年，商部侍郎顾肇新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讲了一大堆“楚材晋用”、日本明治政府聘用外国人的故事，希望中央高层能够力排众议，广纳天下贤士。顾肇新在报告中提出，“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
顾肇新的报告立即引起了地方督抚们的强烈报复，全国846台铸币机开足马力，疯狂铸造铜元16.431亿枚。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可是地方督抚们依然可以收获50%的铸造利益率。
地方督抚们的报复行为将大清推向了通货膨胀的深渊，中国的货币体系完全瓦解。外国商人看不懂中国的货币政策，他们在上海召开专题商业会议，在会议上惊呼：“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铜元的贬值进一步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币制改革成了政府敛财的借口，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1906年，宪政考察大臣端方、戴鸿慈率领33人考察团抵达美国，总统特使精琪全程陪同考察团。在考察美国期间，端方、戴鸿慈二人向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聘请精琪为财政顾问。两位的报告很快泄露出去，外界一片哗然。北京方面不得不通过舆论向公众解释，精琪跟端方他们的会谈只是外交礼仪，“并无有揽中国财政之意”。
爱新觉罗家族发起的政治改革
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律：《公司律》
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坐到了袁世凯的面前。
现在的袁世凯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北洋集团进入了袁世凯时代，改革成为袁世凯摆脱直隶总督盲肠宿命的唯一选择。美国总统特使精琪重返中国的计划流产后，慈禧太后推行的改革到底是成是败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身为汉族武装集团新兴政治领袖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托马斯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中国改革的答案。
托马斯很直接地问袁世凯：“清国目前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在托马斯眼中，袁世凯是个很有趣、素质很全面的官僚精英。袁世凯毫不避讳地谈论起改革话题，他对托马斯侃侃而谈：“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35]
精琪出任大清帝国财政顾问是一个敏感问题。托马斯接过袁世凯的话很隐晦地问，在三项改革中，大清帝国有没有可能像日本改革那样，引进国际顾问以求援助？以张之洞、岑春煊为首的南方督抚反对精琪之声言犹在耳，袁世凯岂能正面回答托马斯的敏感问题。袁世凯在回答中只是强调大清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以袁世凯为首的地方督抚们相当清楚改革的目标，可是货币改革触动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试图通过完善法律来规范行政管理，将改革纳入一个整体的法制框架范围内。她下令商部召集律法精英，制定商业法律。1904年，在大律师伍廷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针对工商业制定的国家大法。
法制是经济改革的基石。《公司律》颁布之前，工商企业都是无限责任制，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企业主轻则被抄没家产，重则被流放边关。如果遇到外贸纠纷，事关外交政治，国家会出面赔偿。《公司律》出台后，公司既可注册无限公司，也可以注册有限公司，股东对有限公司的债务清偿仅以出资额或认股额为限，一改过去公司亏了就抄家的恐怖做法。
《公司律》规定，公司必须进行正规化运作，改组成立董事会，公司一切大小事务都需要经过董事会表决通过才能实施。《公司律》特别强调股权权益的保障问题，股东有权查阅公司账目，尤其规定公司创办人不得隐匿非分利益，“以欺众股东”，如果查出，必须“追缴所得原数”，另外还得受罚。[36]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可谓煞费苦心。
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在推动经济改革之初，商人们对政府毫无信任度可言，为了“维持保护”商人利益，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商人经营企业，政府派官员监督，在遭遇国际竞争时，政府可以出面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经过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等公司的试验，中央政府认可了“官督商办”这一改革路线。这一改革路线也逐渐演变成地方督抚们插手辖区企业的合法理由。
虽然北京方面试图通过商部来收归经济改革之权，可由商部垂直领导的地方商务局的实权却又很快落入督抚之手。在“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下，商务局那些候补的官员们成为了各地公司命运的决定者。《公司律》的实施，终结了“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官派督办、总办、会办们的大权将交给商人，各地商务局的权力被关进了法制的笼子里，同时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将得到约束。
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要通过法律来约束督抚的权力，目的就是为财政制度跟货币制度的改革铺路。《公司律》颁布后，1904年3月14日，奕劻立即向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试办中央银行、推行货币改革的报告：“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臣等再四筹商，现拟先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37]
筹建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
奕劻的报告意图很明显，要想推动精琪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一定要有中央银行进行配合。很快，户部尚书鹿传霖接到慈禧太后的谕令：筹建中央银行。
鹿传霖，直隶保定人，同治元年进士，1900年出任江苏巡抚。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国开战后，鹿传霖加入盛宣怀主导的东南互保联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鹿传霖招募三营兵马北上救驾，从山西开始，一路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西安。慈禧太后感念鹿传霖的救驾之功，擢升其为两广总督，旋升军机大臣。1901年回京后，鹿传霖出任户部尚书兼督办政务大臣。
经过户部、财政处等多个中央部委的讨论，户部决定将中央银行命名为户部银行，并很快就拟订了设置和管理银行的章程三十二条，将户部银行的职能定位为国家金融管理，为大清帝国的货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并且将统一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38]按照鹿传霖制订的计划，户部银行总股本四百万两，户部划拨二百万两国有资本，招募二百万商股。
户部很快就派出官员到山西推销户部银行股票，鼓动山西的票号购买户部银行股票。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户部银行的股票没有一点儿兴趣。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时，从山西票号拆借了大笔银子，至今未还，政府的信用在山西已经完全丧失。在北京官员到山西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到山西来推销过天津官银号。当时，山西的票号老板也拒绝购买天津官银号股票。
北京官员在山西招股失败，鹿传霖决定以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户部尚书的三重身份，召集四十八家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进行路演，各家分号的老板掌柜都参加了户部尚书的路演推销会议。[39]会议一开始气氛很冷清，鹿传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给掌柜们描绘了户部银行发展的美好蓝图。鹿传霖的演讲感动了北京分号的掌柜们，这些经理人满口答应，均表示会购买户部银行的股票。
山西的票号垄断着帝国北部的金融系统，在帝国南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方面对山西招股相当重视。1904年3月19日和20日，《南洋官报》连续两天刊发《劝设山西银行说帖》，此文提到，“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中国富商久不能见信于天下，只有山西人声名尚好”，“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倘能借重办一大银行以保利权”，“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40]。
鹿传霖看重山西钱庄票号的信誉，“以山西两字为银行招牌以昭信实”。他希望通过山西票号的资本，招徕更多的民间资本。没过几天，户部就陆陆续续接到山西票号大老板的回复。让鹿传霖部长生气的是，这些票号的老板们还是一个子不愿掏，理由很简单，户部银行是朝廷控股管理国家金融的机构，票号持有的股份也只能是陪太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