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将铸造银元的设备引至湖北。1893年，因为广东试点的成功，张之洞很快取得了湖北自铸银元的行政许可。很快，直隶、闽浙、两江、陕甘等地督抚们也发现，银元铸造能产生巨大利益，于是他们也纷纷向北京提出了地方铸造的申请。到了1899年，奉天、吉林、直隶、江苏、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等地的地方政府纷纷发行了自铸银元。
失去了中央的统一规制，这些地方银元迅速成为各地督抚们的敛财工具。1898年，直隶发行的面额一元的大银元重0.7289两，两年后吉林铸造的一元大银元只有0.6988两重。督抚们会在银元的重量方面作文章，同样会在纯度方面做手脚。张之洞在湖北试点时，大银元的纯度为0.904，可是奉天发行的大银元纯度下降到0.845。
地方督抚们很快又发现了铸造利益率的玄机，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差不多2%，而纯度为0.82的二角小银元铸造利益率高达10%以上，于是各地督抚们不顾当地市场的货币需求，大量发行小银元。各地发行的银元在省内流通相对稳定，一旦流出省外就迅速贬值，这导致商民们对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信任度极低，宁愿用霉烂的外国银元也不用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觉察到地方督抚们的铸造银元大赛，并发现在所有的地方银元中，只有广东跟湖北铸造的银元质量上乘。北京方面于1899年6月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其他所有地方造币厂停止自铸银元。[21]北京方面此举意图相当明确，要通过湖北和广东两个造币厂来统一银元。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北京禁令下发不到一个月，裕禄就向北京提交申请报告，希望朝廷允许直隶继续在天津造币局自铸银元。
裕禄申请自铸银元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两江，两江总督刘坤一立即给北京呈递了同样的申请报告。吉林、闽浙各地督抚也纷纷上奏，希望朝廷批准各自管辖的地方也能自铸银元。[22]1898年昭信股票为地方督抚敛财提供了机会，可惜昭信股票后来被光绪皇帝叫停了。如果这一次的自铸银元再度叫停，经历了戊戌变法创痛的清政府执政集团担心强大的地方势力会反扑生变，于是1899年6月的禁令很快成了一纸空文。
地方督抚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没将中央货币改革的整体利益当一回事。滥发银元导致整个货币体系紊乱，老百姓又开始广泛使用制钱。八国联军进京之前，制钱铸造不振导致出现了“银贱钱贵”的局面。到了1902年2月，北京不得不再次下令沿海各省铸造铜元。
银元信用的降低推高了铜元的市场价值。各地督抚们发现，银元的铸造利益率越来越低，甚至会亏本，相反铜元的发行流通价值却高于法定价，铸造铜元的利益率最高可达50%。各地督抚们下令铸币局的机器开足马力，二十四小时不停地铸造铜元。市面上可供铸铜元的红铜越来越紧张，大量的锡、铅加入到铜元之中，劣质的铜元货币跟银元货币充斥着市场，通货膨胀的苗头出现了。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南方的督抚们可以在皇帝、太后出逃紫禁城时搞互保同盟，甚至将北京的诏令视为伪诏，并拒不奉诏。现在国家推行新政，各地督抚们为了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充分利用国家货币改革的机会敛财。《马关条约》之后，汇率损失让中央财政破产了，可是地方督抚们毫不顾及中央利益。货币问题已经威胁到改革的成功，清政府执政集团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中央对货币的控制。
“金本位”币改，马笼头给牛戴？
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马凯提议，中国应统一货币。随后，总税务司赫德向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可以先从海关税进行金本位试点改革，具体的措施就是，实行“关税收金”的政策。赫德的改革意图是，借助外力，直接将金本位制度引入内地，这样可以规避贸易汇率损失，丰盈贸易财政收入，同时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缓冲朝廷跟地方在铸币权方面的争夺。
在朝廷高层讨论赫德方案期间，各国的驻华公使们给外交部发来照会，强烈抗议中国实行“关税收金”制度。[23]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一看见各国公使的抗议，立即宣布不再讨论“关税收金”制度。赫德很快又提出了另一套方案：金本位制度。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对金本位很是陌生，正在这个时候，墨西哥驻华公使找到了大清帝国外交部。
墨西哥遭遇了和大清帝国一样的麻烦。和大清帝国一样，墨西哥当时也是银币使用大国，而且还大量出口白银，可是出口的白银每两仅值五六十美分，银价的持续下跌会拖垮墨西哥的财政跟经济。于是墨西哥驻华公使向北京方面提出，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白银开采量越来越大，价格下跌成为必然趋势，现在西方国家都推行了金本位制度，如果固守银本位制度，大量的财富将通过贸易等途径流向金本位制度国家。
墨西哥驻华公使提议，中国政府可以与墨西哥政府联合，邀请美国政府帮助本国实行货币改革。美国是新生的独立国家，没有经历过封建专制阶段，国内独立战争的军费都是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筹集，美国对资本有着天然的敏感性。于是，1903年1月，外交部电令驻美代办沈桐与墨西哥政府代表一起，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和备忘录，请美国政府为两国的货币改革提供协助。[24]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立即下令组成国际汇兑委员会。1903年6月，美国开始照会欧洲各国。美国在外交照会中提出，以后各国在殖民地导入金本位制的过程中，应该相互照会，步调一致，以保证国际市场银价的稳定。《辛丑条约》中4.5亿两白银的赔款事关各国利益，如果中国汇率损失太大，最终可能会出现烂账。为了保障各国的利益，在中国应立即实行以导入金本位制为内容的币制改革。
沈桐在跟美国政府交涉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单方面请求美国帮助维持白银价格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而跟中国的货币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桐一次又一次地向北京报告欧美各国对中国货币改革的意见，他在报告中还提到，各国将中国的货币改革事项专门提交本国议院讨论。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将货币大权收归中央，邀请美国代表赴京详细筹划货币改革方略。
收到北京和墨西哥方面的邀请后，罗斯福总统立即下令国际汇兑委员会选派总统特使赴中国和墨西哥进行调查。很快，以高兰（C.Connant）、汉纳（H.Hanna）、精琪三人为首的美国专使团前往这两国进行调查。精琪作为总统特使，被派遣到北京。
在乾清宫，光绪皇帝接见了精琪。
精琪第一次亲眼见到以前在报章上才能见到的皇帝。宽大的龙袍、瘦弱的身体、苍白的面色、空洞的双目，光绪皇帝俨然没有欧洲皇帝的威严。光绪皇帝看上去很焦急，说了很多话，可是精琪一句都听不懂。通过翻译，精琪终于明白，光绪皇帝希望精琪能拿出一个可以维护白银价格稳定的货币改革方案。
经过一番鸡同鸭讲的对话，光绪皇帝终于弄明白，金本位制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庙堂上的一番讨价还价，美国总统特使给大清皇帝抛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立即导入金汇兑本位制；聘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并由欧美各国“监督”币制运营；来维持新币金平价所需的金储备的筹备办法和运行方式等。[25]
精琪提出的改革方案很快就以《中国新圜法觉书》向全国进行了通报。清政府执政集团担心改革方案在地方难以推行，从银元到铜元改革，地方督抚们抓住铸币权，将货币改革当成了唐僧肉。这一次，精琪的方案将地方督抚们手上的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无异于断了地方督抚们的财路。
从昭信股票开始，光绪皇帝已经对地方督抚们失去了信心。到八国联军进京，督抚们私下结盟互保，旁观皇帝、太后落荒而逃。有了铸币权后，地方督抚们又利用手中的铸币机不断地给自己捞好处，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势力。现在，政府再度推行改革，如果没有财政中央集权化，改革的主导权就会被地方架空，所以统一货币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光绪皇帝决定派精琪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进行全国调研。
精琪调研的第一站是上海。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陆续与中国展开了更为详细的通商谈判，经历几十轮的谈判无果，北京方面不得不起用正在守制的盛宣怀，任命盛宣怀为中方谈判代表。金本位制度关系到赔款，自然成为了通商谈判的重点。要想实现自己的改革方案，精琪第一个需要说服的人就是盛宣怀，否则改革必将失败。
盛宣怀在上海跟精琪进行了深入交流。他现在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如果推行金本位制度，黄金储备从何而来？
借外债。没办法，留给中国的只有借外债这一条路。盛宣怀一直跟国际银行家们谈判贷款问题，对国际通行的金本位制早已了然于胸。现在，北京方面将货币大权收归中央，意在限制地方督抚的过度膨胀。如果中央为了推行金本位制进行国际贷款，巨额的贷款谁来偿还？
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但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看来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朝廷强收改革大权，督抚违命架空商部
慈禧太后回銮后收到一份报告：“各省事权寄在疆吏，朝廷以情形不同，每有政令辄付督抚，或务名而不复实，或谋始而不图终。”报告出自清政府执政集团一位少壮派之手，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已经对地方督抚权力过大、政府管理收效甚微的局面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中国不欲振商务则已耳，苟欲振兴商务，必得一脉贯通，中无阻隔”[26]，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们希望将工商改革大权收归中央。
1903年9月7日，大清帝国商部成立，庆亲王奕劻之子、御前大臣载振出任商部尚书，状元黄思永、张謇出任商部高级顾问。商部的管辖事务涉及农务、工艺、商务、铁路、矿务、税务、货币银行等多个方面。外务部一直分管商务，可惜权力虚化，实权皆在地方督抚之手，载振掌管商部总算是替其父奕劻重拾改革大权。
商部这两位顾问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并指出，现在工商业均由地方督抚们掌管，资源、资本的浪费情况相当严重，督抚们为了垄断地方利益，经常会排斥中央政策，这导致中央改革难以落到实处。商部顾问建议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由商部垂直领导，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商部的管理效率，又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加快商业的发展。
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顾问们的报告，下令裁撤路矿总公司，把所有路矿事务统归商部管理。由汉阳铁厂、卢汉铁路及相关企业组成的庞大的工业集团是张之洞柄权的重要筹码，自然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改革的重点。路矿大权只是清政府少壮派集权化的一个开始，商部在各地设立商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将地方督抚们的政绩工程主导权收走，地方督抚们将再度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管理地方事务的家奴角色。
盛宣怀成为商部改革的第一个受害者，他头上唯一保留的铁路监督一职自然成了空头衔。盛宣怀对商部的改革不以为然，在他的眼中，黄思永和张謇都不成气候。之前，黄思永推动发行昭信股票，最后却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诱因，直接导致了地方督抚跟皇帝的分裂。张謇就更不值得一提，此人一度希望能跟盛宣怀合作，未曾想身无分文，流落到在上海卖字才得以回家的地步。盛宣怀开始不断地跟张之洞、刘坤一沟通，嘲讽商部的新计划就是一个笑话。
清政府执政集团少壮派为了控制地方改革之权，决定向上海、汉口商务局派出管理人员。上海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汉口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区，是帝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刘坤一、张之洞见状，决定联手反击北京行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载振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商务局总办由督抚选派，再由商部批准任命，商部吸收商务局总办为商部议员。[27]
两江跟湖广总督的示范效应犹如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地方督抚们敏锐地意识到，控制商务局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于是他们仿效两江与湖广的做法，对北京派出的官员拒绝接纳。商务局无论督办、总办、会办，还是提调、委员，督抚们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名为“选派通达时务，熟识商情人员”充任，事实上，地方督抚们都以候补道、府作为驻局总办。
地方商务局的创办和用人权全部被督抚们控制，商部完全被架空。少壮派们发现，“局为官设，仍用候补人员，不用商董”，“官与商视如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28]，更为要命的是，地方督抚们选派入商局的官员还成为了商部议员，可以参与重大的商务改革决策、监督，这些人成了地方督抚安插在决策层的钉子，地方督抚通过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
两广总督岑春煊就是一个典型的督抚刺儿头。当时，东南亚巨富张煜南筹备广厦铁路，岑春煊就以张煜南没与地方官及督抚商办为由，要张煜南将筑路方案交予地方会商核夺。岑春煊当时出任两广总督才几个月，需要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所以经常通过文件往来的方式冷处理北京派到两广的商务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