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复发性抑郁缓解个体的认知损害
抑郁症是一种复发率很高的疾病。超过75%的抑郁患者至少有一次以上的抑郁发作，在抑郁发作的两年时间内常常会复发（Boland & Keller，2009）。事实上，有接近1/2到2/3的抑郁症患者会在他们剩余生命的任何一年里复发一次（Kessler & Wang，2009）。最近，一项关于缓解期患者认知功能的元分析研究发现，抑郁障碍缓解期的患者在一般认知损害，如注意、记忆和学习存在广泛认知功能障碍（Hasselbalch，2010）。在研究中，患者在两次抑郁发作之间，且Hamilton抑郁量表（HDRS）得分≤8或Montgomery Asberg抑郁评分量表（MADRS）得分≤12者被定为抑郁障碍缓解期。Paelecke-Habermann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与发作1-2次的患者相比，发作2次以上的抑郁缓解患者在测试中表现出更严重的认知功能受损。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不仅仅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患者在发作期和缓解期的社交、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而且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恶化，有可能对认知产生比之前假设更严重而持久的影响，故加强对复发性抑郁障碍个体缓解期认知损害的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在我国还未见关于复发性抑郁障碍个体缓解期认知损害的专题研究报道。
一、认知结果与发病次数、持续时间及上次发作的亚型/严重程度之间的联系
（1）临床表现、亚型/严重程度
Austin等人（2001）研究表明，重性抑郁尤其是抑郁亚型的出现导致了认知功能障碍在抑郁表达上的差异。此外，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在精神抑郁发作期间患者神经心理功能不足，这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也能观察到，且更严重。然而，根据Fleming等人（2004）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由于研究使用了不同的评估方式，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性质严重程度还有待确定。
（2）发作、发病次数及持续时间
Kessing（1998）的研究显示，抑郁反复发作可能会诱发整体认知功能的下降。在Kessing（1998）的研究中发现，抑郁发作次数（平均数5.2，标准差3.7）与整体认知功能下降有关，而没有发现躁狂或混合型抑郁发作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有过一次抑郁发作的患者与对照组个体相比，不存在认知功能的差异。Paelecke—Habermann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发作3次以上患者（平均数5.25，标准差2.53）与发作1-2次患者（平均数1.55，标准差0.51）相比，认识功能受损更严重。Preiss等人（2009）及Biringer等人（2007）的研究都没有得出相同结论。然而，在Preiss等人（2009）的研究中，患者发作平均次数更少（平均数2.7，标准差1.6），Biringer等人（2007）的研究中分析报告不足以确定在随访中患者的认知功能是否恢复正常。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练习效果使重测结果更好，以及正常控制组没有实施重测，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对病人表现的改善出现过高的评估。Beats等人（1996）的研究发现：潜伏期的减少反应与抑郁发作的次数相关。Sheline等人（1999）的研究利用脑成像技术观察发现，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与中枢神经系统萎缩有关。Biringer等人（2007）认为，长时间的疾病与较低的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之前尚未发现。在Biringe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抑郁的持续时间与认知功能衰退有关。
二、认知结果与其他临床因素的关系
1.发病年龄
Herrmann等人（2007）研究发现，早发性抑郁与迟发性抑郁患者在神经心理测试中的表现可能有很大不同。因为早发性患者可能主要是遭受情景记忆受损，而那些迟发性患者主要是执行功能以及认知加工速度的减退。Salloway等人（1996）的研究发现，迟发性抑郁可能与血管疾病增加及更严重的认知功能受损有关。因此，Alexopoulos等人（1997）建议，迟发性抑郁应该被看做是病因学方面的一种独特的障碍。另外，据Hopkinson（1964）的研究发现，与早发性抑郁患者相比，迟发性抑郁患者有阳性情感性精神障碍家族史的可能性更小，但这还只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主题。只有一项研究调查过初次发病年龄与神经心理测试中的不同表现之间的可能关联。Neu等人（2005）研究过初次发病年龄与神经心理测试表现之间的相关，但结果不显著。总之，初次发病年龄与不同的危险因素，包括抑郁症反复的遗传易感性、躯体疾病以及血管疾病病理可能有关。这些差异似乎与单相障碍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神经心理和神经生理异常有重要关系。
2.亚临床心理病理学对认知测试表现的影响
Austin等人（2001）研究发现，神经心理测试的表现并不容易与心理病理学相区分。而且有些测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情绪稳定程度，而其他测试则不会。有些研究旨在探讨抑郁症亚型症状对认知结果的影响。Biringer等人（2007）的纵向研究评估了抑郁发作与抑郁缓解期患者的认知表现。这项研究显示，随着抑郁个体的言语记忆改善至控制组正常个体的水平，抑郁随之缓解，但没有发现抑郁的改善与认知其他维度功能的改善相关。然而，在Clark等人（2005a，2005b）的研究中，缓解期患者样本容量太小（N=17），任何测试结果都未发现显著正相关。但是同样可能由于样本容量太小而无法推测出小的差异。Weiland-Fiedler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当对抑郁综合征亚型症状的统计分析经校正后有些结果就不再显著。另外，Kessing（1998）以及Preiss等人（2009）的研究均发现被试在贝克抑郁问卷（BDI）的得分与在某些神经心理测试中的表现相关。
临床经验表明，少数抑郁症患者无论是在急性发作状态还是在缓解或康复状态下，均没有发现认知功能的不足，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小部分病人到底占多少比例。未来研究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为什么有些抑郁症患者会存在认知功能受损，而其他病人不会。
3.上次抑郁发作至今的时间间隔
Neu等人（2001）研究发现，认知障碍比抑郁发作持续时间更长，似乎所有抑郁患者都如此。这就暗示着：如果研究要想评估抑郁发作与康复后认知障碍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考虑到上次抑郁发作至今的时间间隔。然而，这在任何研究中都没有被系统研究过。
4.药物及其他干预治疗
药物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尚没有被明确证实。据Lund等人（1982）和Shaw等人（1987）的研究，普遍的观点认为，三环类抗抑郁药以及锂盐类药物都会使受损的认知功能恶化。相反，一些最新的发现认为，抗抑郁剂（Duman，2009；Kessing et al.，2009）和锂盐（Kessing et al.2008；Kessing et al.，2010）具有保护神经的作用。Goodwin和Jamison（2007）的研究认为，锂盐类药物对认知功能可能有负面影响，停药后部分缓解。Neu等人（2005）、Kessing（1998）和Preiss等人（2009）的研究没有发现当前精神药物治疗与认知功能之间有显著相关。不过，Kessing（1998）和Neu等人（2005）的研究也没有发现终身接受精神药物治疗与认知功能之间有显著性相关。在Kessing（1998）的研究中，终身接受锂盐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在5项认知功能测试中，有2项没有发现明显的表现衰退。总之，药物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明确证实，解释的时候应该慎重。未来的研究更应该考虑到药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另外，当用统计数据评估这些联系时，应当考虑到被试的数量与多种可能性的交互作用。因为样本容量不足，可能会扩大P值，从而也增加了犯I型错误的风险。
5.年龄与性别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性别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有影响。在年龄上，普遍的观点认为，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在抑郁症发作时表现出更严重的认知功能受损。Nakano等人（2008）研究发现，血管病变独立于年龄因素，会影响测试表现中的执行功能。在Beats等人（1996）的研究中发现，调整统计分析水平，年龄因素在伦敦塔测试（the Tower of London test）中独立于血管病变因素，增加到显著性水平。然而，因为这些变化似乎并不能成为老年抑郁症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被直接推测。
总之，局部缺血性损伤对“正常”衰老与“病变”衰老都有影响。而且，也仅仅是在衰老过程中导致认知功能下降的众多因素之一。不过，这些变化似乎并不总会导致认知功能受损，并且与单相障碍的关系也还不清楚。
6.之前住院治疗次数
Purcell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有住院治疗史的病人与没有住院史的病人相比，在认知功能表现上可能会更差。Preiss等人（2009）研究发现，住院治疗次数较多的病人与控制组相比，在测试中注意和执行功能方面表现更差，但是在言语记忆方面不存在这种现象。然而，尚不清楚认知功能受损是否是导致住院治疗的一个因素，还是与住院治疗相关的因素是否会加剧认知功能受损。另外，住院治疗反映了病人心理社会功能完全崩溃，因此也可以作为衡量疾病严重程度的附属指标。
7.共病
有研究表明，共病被看做是抑郁症患者认知表现贫乏的一个预测因素（Baune et al.，2009），并且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研究发现的多样性。尤其是焦虑障碍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与抑郁相似的特点。然而，目前并没有研究去评估共病对认知功能的可能影响。
多个认知领域均发现抑郁缓解病人认知功能受损。然而，很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或所选样本在临床特征上的非同质性以及研究偏差的可能来源才导致了观察的结果。另外，认知过程是相互影响的，认知功能的得分异常也未必能反映主要认知缺陷。神经心理测试是测一系列认知领域的一种测验，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测试去评估任何重要功能的受损。除此之外，缺少对混淆变量的控制可能会影响评估。例如神经心理测试的影响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亚临床病理心理在不同的认知测试中具有个体差异化效应。虽然大量不同的神经心理测试和统计分析在研究中被使用，但由于缺乏对一系列混淆变量的控制，因此很难对结果作出有效评估。
综上所述，单相抑郁障碍缓解期的患者似乎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着重让单相抑郁障碍患者彻底摆脱认知功能障碍，进一步了解认知功能受损与临床表现、病程以及综合征亚型的病理心理的关系。另外，有必要阐明单相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困难与心理社会功能、生活质量以及复发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评估认知功能的干预治疗的疗效。
第二节 复发性抑郁缓解个体的认知抑制及神经机制
抑郁症高复发率表明，在缓解期除了一般认知功能的减退，应当还会有一些特定的认知因素增加抑郁个体对这种疾病反复发作的危险。每个抑郁事件的缓解期都会增加这种认知功能损坏的风险，而这种特定认知功能损害又增加了疾病复发的危险（Kessing，2001）。由于认知抑制损害为负性事件和消极情绪状态的沉思提供了基础，一旦环境中的消极信息成为他们注意的中心，他们存在摆脱消极信息的困难，成为抑郁复发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易感因素（Gotlib & Joormann，2010）。一系列采用情绪负启动实验范式对抑郁程度高的大学生、住院的抑郁症患者进行情绪信息的抑制功能的研究（Joormann，2004；Goeleven，et al.，2006；刘明矾等，2007）表明，抑郁个体存在对负性信息抑制功能减弱的现象，而最近在情绪面孔点探测任务以及情绪stroop任务的研究中证实了抑郁缓解个体和抑郁症患者一样对负性刺激存在认知抑制功能损害（Fritzsche et al.，2009）。
从以上所述我们推论，反复发作抑郁个体在缓解期因为难以摆脱消极信息的影响，产生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差和认知加工的神经机制改变，这种改变导致认知抑制损害，增加下一次发作几率。因此，为减少抑郁症的复发率，延长抑郁缓解时间，研究者应加强抑郁缓解期的研究。其中，阐明抑郁缓解期认知抑制损害的机制和增强抑郁缓解个体对负性信息的认知抑制能力这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该研究基于复发性抑郁个体在缓解期存在认知抑制功能损害的假说，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在情绪负启动任务条件下分析抑郁缓解组、抑郁组和对照组在认知抑制功能上的差异，从而阐明抑郁缓解个体的认知抑制损害机制。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 抑郁组
被试均为2006年4月至2006年11月间江西省某精神病医院门诊收入住院的首发抑郁症患者。实际参与ERP实验者共计21人，第一个ERP实验因叠加次数太少剔除3人，有效数据为18人。第二个ERP实验除叠加次数太少剔除3人外，另有二人中途退出，有效数据为16人。在实验当天由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对被试进行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17）的评定，同时被试完成21项Beck抑郁自评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入组标准：
（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制定的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2）入组前四周内未服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躁狂药；24小时内未曾服用催眠镇静药或精神活性物质。
（3）无脑器质性疾病、无严重躯体疾病、无电休克史以及精神疾病家族史。
（4）HDRS-17得分大于或等于17分。
（5）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没有红绿色弱或色盲。
（6）年龄在20—45岁之间，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
1.1.2 抑郁缓解组
此组被试来自精神科医生联系既往确诊为抑郁症，目前完全缓解的病人。缓解组被试与抑郁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匹配。实际参与ERP实验者共18人，因伪迹过多影响到叠加次数剔除2人，有效数据为16人。16人当中有11人已停药3个月以上，5人仍在服用SSRI类抗抑郁药。
入组标准：
（1）入组时不符合CCMD-3制定的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2）过去至少有过两次抑郁发作。
（3）无脑器质性疾病、无严重躯体疾病以及精神疾病家族史。
（4）HDRS-17的得分满足Frank等提出的抑郁症患者完全缓解标准，HDRS-17得分小于7分。
（5）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没有红绿色弱或色盲。
（6）年龄在20—45岁之间，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
（7）24小时内未曾服用催眠镇静药或精神活性物质。
1.1.3 正常对照组
正常对照组18例来自某大学家属区的居民。
入组标准：
（1）无精神疾病及抑郁症家族史；无脑外伤、神经系统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史。
（2）HDRS-17得分小于7分。
（3）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没有红绿色弱或色盲。
（4）年龄在20—45岁之间，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
（5）24小时内未曾服用催眠镇静药或精神活性物质。
所有被试均为首次参加ERP实验，在了解实验内容后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不增加被试的生理、心理社会风险与经济负担。
2.方法
2.1 刺激材料选自第五章节中所用情绪词。启动显示和探测显示均由上下排列的二对词组成，每一对词高20mm，宽40mm。两对词之间相隔8mm。词为“宋”体。每一对词的垂直视角大约为1.15o，水平视角约为2.33o，启动显示中两对词的垂直视角为2.76o，位于屏幕中央。情绪词一对为绿色，一对为红色，注视点为白色，背景为黑色。刺激通过imageword软件产生（Neuroscan，US）。刺激呈现和反应时的记录通过STIM系统控制（Neuroscan，Program GENTASK，Version2.0）。
1.2 情绪负启动实验
所有的启动显示和探测显示的目标词在视觉上具有完整性。研究参照Joormann（2004）提出的情绪负启动设计，可分别对正、负情绪词的负启动效应进行分析。实验条件为两种：（1）负启动条件 启动显示中干扰词的效价与作为探测显示中目标词的效价一致；（2）控制条件 启动显示中干扰词的效价与探测显示中目标词的效价无关。为避免被试在作答时的内隐学习差异和按键的反应倾向，我们另设置填充条件以平衡设计。在填充条件中，当效价一致的启动显示呈现时，接下来的探测显示中目标词的效价与先前启动显示中的目标词效价是相同的。
刺激在1024×768高分辨显示器上显示。刺激显示和反应时记录均由legend PentiumⅣ微机控制。
被试坐在距显示屏1m处，左右手食指分别轻放反应盒上的“1”和“3”两键上。整个实验过程要求被试始终注视屏幕中心的注视点。在实验刺激出现过程中，要求被试尽量少眨眼。
实验开始前，通过屏幕上的指导语要求被试尽量忽视干扰词，并按反应盒上相应的键尽快准确地判断目标词的效价（正性还是负性）。实验者按回车键，练习或正式实验开始。每个trial均由启动显示和探测显示两部分构成。试验开始时，注视点“+”首先出现在屏幕中心，“+”由被试控制，按相应的键后注视点消失（使用这一步骤可使被试自己控制速度，“+”类似于“准备”的功能，用来减少被试的错误率，尤其适用于抑郁症患者），屏幕随后空白700ms。然后，启动显示立即出现，并持续1000ms，被试在这期间对启动显示中目标词的正、负性评价作出按键反应，紧接着出现500ms的空白间隔。随后，探测显示出现并持续1000ms，其间要求被试对探测显示的目标词的正、负性评价作按键反应，空白1000ms后进入到下一个trial。在实验的两种条件中（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被试对探测显示中以正性词为目标的每种条件由40个trials组成，对负性词为目标的每种条件也是40个trials，填充组由40个trials（20个负性trials和20个正性trials，整个实验共40×2×2+40=200trials）。实验分五个block，每个block有40个trials，每组中二种显示条件出现的概率相等，呈现顺序是随机。填充条件随机穿插在其中，两组之间休息5分钟。对目标词和干扰项的位置和颜色在启动和探测之间以及三种条件下进行了平衡（均等和随机）。每一个情绪词在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中作为目标词或干扰词只出现一次。
一半被试以绿色为目标词，另一半被试以红色为目标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论是在启动显示，还是在探测显示中，目标词属于正性和负性的trial比例相等。为了使被试熟悉程序，正式实验前先进行20次练习试验。
1.3 过分思虑的评定
为了验证抑制功能和过分思虑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了Nolen-Hoeksema编制的反应方式问卷国内修订版中的过分思虑分量表（the 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RRS），这一分量表共22个条目，描述对抑郁的反应集中在对自我的感觉，如，“想到自己是如何地孤单”；或者集中在对事情原因和结果的自责中，如，“想到你所有的失败、缺点、过错和过失”；或者注意力集中在症状本身，如，“想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等等。基本的理论假设是过分思虑可以促使或加重抑郁的发生，以及持续时间。该量表采用1—4级评分，从来没有（1）；有时（2）；经常（3）；总是发生（4）。RRS在国际上具有很好的信效度，国内修订版本认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邹涛，2006）。
1.4 ERP数据采集和处理
实验采用NEUROSCAN公司生产的NuAmPs便携式ERP记录与分析系统。被试戴32导QuickCap电极帽记录脑电，导联安放采用国际10—20系统。参考电极位于双侧乳突连线，前额AFz电极于发际下1cm处接地，在双眼外眦置表面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左眉上和左眼睑下置表面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DC采集脑电，滤波带通0-70HZ，采样率为500Hz，头皮与电极之间的阻抗低于5kΩ。
完成连续记录EEG后离线（offline）处理数据，采用NEU-ROSCAN4.3软件校正VEOG和HEOG，分析时程为1100ms，其中包括100ms的基线。无相移数字滤波（0-30Hz，24dB/oct），波幅大于±80μV被视为伪迹而自动剔除，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目的，仅对探测显示反应正确的ERP波形进行叠加。
选择以下9个电极位置记录的ERP用于统计分析：额区（F3，Fz，F4），中央区（C3，Cz，C4），顶区（P3，Pz，P4）。根据本研究目的，只采集目标清晰情绪负启动和目标弱化情绪负启动两个实验的脑电数据。
1.5 数据统计和分析
数据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2.0）进行统计。在行为学数据的分析中，对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两组均数比较进行独立样本间的t检验；对探测显示中的被试正、负性目标词的反应时间（RT）采用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组间因素为组别（正常对照组、抑郁组、缓解组），组内因素为条件（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两组内各条件间均数比较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ERP数据采用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组间因素为组别（正常对照组、抑郁组、缓解组），组内因素分别为条件（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左中右电极位置（3个水平）和前后电极位置（3个水平）。P＜0.05的水平在统计学上为差异显著。所有方差分析均使用Geisser-Greenhouse P值校正法。
二、结果
2.1 组间一般资料比较
2.2 三组被试在情绪负启动实验的行为学数据结果
去除极端反应时（300ms以下和2000ms以上），只对探测显示中反应正确的数据进行分析，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被试分组作为组间因素，以条件作为组内因素对正负情绪词反应时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2.1 三组被试的错误率结果
三组被试在两种条件下的错误率的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就负性目标词的错误率而言，负启动条件下三组被试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F（2，49）=2.28，P＞0.05，但控制条件下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有显著性，F（2，49）=4.07，P＜0.05。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和缓解组之间以及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但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P＞0.05。就正性目标词的错误率而言，负启动条件下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有显著性，F（2，49）=3.34，P＜0.05，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但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以及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控制条件下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无显著性，F（2，49）=1.32，P＞0.05。
2.2.2 三组被试负性情绪词反应时的结果
对负性目标词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49）=0.72，P＞0.05。组间主效应不显著，F（2，49）=2.21，P＞0.05，但组间和条件之间交互效应显著，F（2，49）=6.19，P＜0.01。对三组被试分别进行分析发现，正常对照组在负启动条件下对负性目标词的反应要慢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时，t（17）=2.84，P＜0.05，缓解组在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无显著性，t（15）=0.50，P＞0.05，而抑郁组在负启动条件下对负性目标词的反应要快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时，t（17）=-2.66，P＜0.05。
2.2.3 三组被试正性情绪词反应时的结果
方差分析发现条件主效应显著，F（1，49）=7.77，P＜0.01，在负启动条件下对正性目标词的反应要快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时。组间差异无显著性，F（2，49）=2.34，P＞0.05。组间与条件之间出现交互效应，F（2，49）=3.10，P＜0.05。对抑郁组、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进行分析发现，抑郁组和缓解组在负启动条件下对正性目标词的反应要慢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时，t（17）=2.46，P＜0.05；t（15）=2.51，P＜0.05，而正常对照组在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无显著性，t（17）=-0.38，P＞0.05。
2.2.4 三组正、负情绪词负启动效应比较结果
为了比较情绪负启动效应组间结果，分别计算正性情绪词和负性情绪词的情绪负启动效应。情绪负启动效应为负启动条件下对探测显示中目标词的反应时减去控制条件下对探测显示中目标词的反应时。各组正、负性词的情绪负启动效应。分析发现，抑郁组负性情绪词的负启动效应（-11ms）明显要低于正常对照组（22ms），t（34）=-3.23，P＜0.01，而抑郁组的正性情绪词的情绪负启动效应比正常对照组高，t（34）=2.01，P＜0.05。
抑郁组和缓解组的负启动效应比较发现，正、负情绪词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t（32）=-0.15，P＞0.05；t（32）=-1.38，P＞0.05。
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的负启动效应比较发现，缓解组负性情绪词的负启动效应（5ms）虽然低于正常对照组（22ms），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t（32）=-1.45，P＞0.05。缓解组正性情绪词的负启动效应要大于正常对照组，t（32）=2.16，P＜0.05。
2.3 三组被试的抑制功能、过分思虑和抑郁情绪的关系研究
三组被试在过分思虑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有显著性，F（2，49）=25.95，P＜0.001，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在过分思虑量表上得分最高，其次为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对负性词、正性词的负启动效应和过分思虑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负性词负启动效应和过分思虑成负相关（r=-0.35，P＜0.05），正性词负启动效应和过分思虑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r=-0.05，P＞0.05）。
为了了解负性词的负启动效应、正性词的负启动效应和过分思虑对BDI抑郁得分的预测作用，我们进行了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在α=0.05水平，进入回归方程的有两个变量，进入方程的变量。
由表6-4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看出，对抑郁情绪起预测作用首先是过分思虑，其次是负性词负启动效应。在进一步控制过分思虑这一变量的情况下，对负性词的抑制不足仍旧能较好地对抑郁情绪起预测作用，F（1，49）=7.97，P＜0.01。
2.4 ERP结果分析
2.4.1 目标清晰情绪负启动实验的ERP结果
（1）波形的整体特征
分别标明了三组被试在负启动和控制两种条件下正负情绪词所诱发的ERP。两个早期成分被正负情绪词所诱发。它们包括一个早期负波（N1），其波峰位于约90ms处，紧接着早期负波之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正波（P2），波峰在190和220ms之间。在波形中还可以看见一个明显的晚正成分（LPC），波峰位于约600ms。在早期成分中，三组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差异明显的主要为P2成分，结合负启动的情节提取理论注重信息加工的晚期阶段，本文主要测量并分析P2和LPC两个成分。P2成分最大波幅位于Cz附近，测量并分析140—280ms时间窗口的平均波幅和潜伏期。LPC最大波幅位于Pz附近，测量并分析400—700ms时间窗口的平均波幅和潜伏期。
（2）负性目标词诱发的P2波幅和潜伏期结果
对P2平均波幅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效应显著，F（2，49）=16.08，P＜0.01，post-hoc分析表明，抑郁组和缓解组的P2波幅显著小于正常对照组（P＜0.05），而缓解组和抑郁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49）=0.56，P＞0.05，但条件和组别之间交互效应显著，F（2，49）=22.22，P＜0.001。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交互效应，对每一组被试分别进行分析。
正常对照组的P2峰值出现显著的条件主效应，F（1，17）=17.94，P＜0.01，负启动条件下负性目标词诱发的P2波幅显著高于控制条件下的波幅，并且在左侧及中央区的电极位上更明显：F（2，34）=8.30，P＜0.01；F（2，34）=9.29，P＜0.01。
抑郁组负启动条件下负性目标词诱发的P2波幅明显小于控制条件下的P2波幅，F（1，17）=6.19，P＜0.05。两种条件下的差异在中央区和顶区更为明显，条件x前后电极：F（2，34）=11.29，P＜0.01，ε=0.66。
对缓解组P2波幅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条件主效应显著，F（1，15）=19.02，P＜0.01，负启动条件下负性目标词的P2波幅小于控制条件下的波幅。两种条件下的差异在顶区更为明显，条件x前后电极：F（2，34）=8.49，P＜0.01，ε=0.74。
对P2潜伏期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效应不显著，F（2，49）=0.41，P＞0.05，条件效应也不显著，F（1，49）=0.12，P＞0.05，但条件和组间交互效应显著，F（2，49）=10.13，P＜0.01。对各组分别进行分析发现，正常对照组出现条件效应，F（1，17）=29.35，P＜0.001，负启动条件下的P2潜伏期比控制条件下更长。抑郁组和缓解组在两种条件下差异无显著性，F（1，17）=2.42，P＞0.05；F（1，15）=0.49，P＞0.05。
（3）负性目标词诱发的LPC波幅和潜伏期结果
对LPC峰值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组间效应为边缘显著，F（2，49）=3.03，P＜0.06，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LPC波幅差异有显著性（P＜0.05）。抑郁组和缓解组之间以及正常对照组和缓解组之间LPC波幅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条件效应不显著，F（1，49）=0.85，P＞0.05，条件和组间交互效应也不显著，F（2，49）=0.75，P＞0.05。
对LPC潜伏期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组间差异不显著，F（2，49）=1.18，P＞0.05，条件效应也不显著，F（1，49）=0.67，P＞0.05。但条件和组间交互效应显著，F（2，49）=5.89，P＜0.01。对三组分别进行分析发现，抑郁组条件主效应显著，F（1，17）=7.74，P＜0.05。抑郁组负启动条件下LPC的潜伏期比控制条件下潜伏期要缩短。控制组条件效应为边缘显著，F（1，17）=4.08，P=0.06，表现为负启动条件下LPC潜伏期比控制条件下要延长。缓解组在两种条件下的LPC潜伏期无显著性差异，F（1，15）=1.36，P＞0.05。
（4）正性目标词诱发的P2波幅和潜伏期结果
对P2峰值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效应不显著，F（2，49）=1.79，P＞0.05。条件主效应显著，F（1，49）=44.72，P＜0.001，表明负启动条件下正性目标词诱发的P2波幅明显大于控制条件下的P2波幅。条件之间的差异与电极前后位置和左右位置有关（F（2，98）=23.98，P＜0.001，ε=0.68；F（2，98）=5.42，P＜0.01。三组被试在中央、顶区两种条件下的差异明显大于额区。条件和组别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F（2，49）=0.47，P＞0.05。
对P2潜伏期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效应不显著，F（2，49）=1.04，P＞0.05。条件主效应为边缘显著，F（1，49）=3.62，P＜0.07，负启动条件下P2潜伏期比控制条件下更长。条件和组别交互效应不显著，F（2，49）=0.99，P＞0.05。
（5）正性目标词诱发的LPC波幅和潜伏期结果
对LPC峰值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组间效应为边缘性显著，F（2，49）=2.83，P＜0.07。posthoc分析发现，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LPC波幅差异有显著性（P＜0.05），抑郁组和缓解组以及正常对照组和缓解组之间LPC波幅差异无显著性（P＞0.05）。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49）=1.52，P＞0.05。条件和组间交互效应不显著，F（2，49）=0.07，P＞0.05。
对LPC潜伏期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组间差异不显著，F（2，49）=1.64，P＞0.05。条件主效应显著，F（1，49）=22.21，P＜0.01，实验条件下正性目标词的LPC潜伏期比控制条件下要延长。条件和组间交互效应不显著，F（2，49）=1.10，P＞0.05。
（6）三组被试在负性词140—280ms时窗的脑电地形图及差异波（负启动条件减去控制条件）的平均波幅比较
从三组被试负性词140—280ms差异波可以看出，正常对照组在F3、C3和Pz等电极上负启动条件下比控制条件下诱发一个更大的正波，结合脑电地形图发现，可以进一步发现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相比主要激活的是左额叶后部、左顶枕叶及右颞顶叶等区域。除了两侧颞叶，抑郁组在其他脑区电极上负启动条件比控制条件诱发一个更大的负波，尤其以左右顶叶明显。类似抑郁组，除了两侧颞叶和枕叶，缓解组在其他脑区的电极上负启动条件比控制条件诱发一个更大的负波，脑电地形图显示以右顶叶更为明显，但平均波幅值比抑郁组更小。
以被试分组为组间因素（抑郁组、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前后脑区（前、中、后三个水平）及左右脑区（左、中、右三个水平）为组内因素，对负性目标词差异波的平均波幅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效应显著，F（2，49）=22.24，P＜0.01，posthoc分析表明，抑郁组和缓解组差异波的波幅都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而缓解组和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前后脑区和左右脑区主效应显著，F（2，98）=12.64，P＜0.01；F（2，98）=9.48，P＜0.01，且前后脑区和组间具有交互效应，F（4，98）=8.20，P＜0.01。
（7）三组被试在正性词140—280ms时窗的脑电地形图及差异波（负启动条件减去控制条件）的平均波幅比较三组被试正性词140—280ms差异波及其脑电地形图结果表明，负启动条件与控制条件相比，正常对照组、抑郁组和缓解组激活的脑区基本没有差异，主要在顶叶及枕叶区域，正常对照组激活程度比其他两组更明显些。
对正性目标词在140—280ms时窗的差异波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组间效应不显著，F（2，49）=0.51，P＞0.05，前后脑区主效应显著，F（2，98）=22.20，P＜0.01，中央区和顶区差异波的平均波幅显著高于额区。前后脑区和组间之间以及左右脑区与组间之间交互效应均不显著，F（4，98）=0.64，P＞0.05；F（4，98）=0.71，P＞0.05。
三、讨论
3.1 正常人情绪负启动
情绪负启动与标准的负启动设计一样，由连续的两部分组成：第一个呈现称为启动，第二个呈现称为探测。关键的实验操作是启动和探测中相继出现的干扰项和目标项之间的关系。在情绪负启动中，刺激材料为情绪词或情绪图片，被试判断情绪词或图片的效价（正性或负性），实验范式以相当微妙的方式显示对情绪效价的提取。
本研究中正常对照组对负性情绪词出现了情绪负启动效应，表现为负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延长。但对正性情绪词的反应在两种条件下并没有差异，没有发现正性词的情绪负启动效应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并不一致，Goeleven（2006）和Joormann（2004）分别发现了正常对照组在正性词反应时的情绪负启动效应，我们认为，正如抑郁症患者难于抑制负性信息，非抑郁被试可能存在难于抑制正性信息一样，一些研究已证实非抑郁被试存在这种正性偏向，外向型人格特质个体多与正性情绪相关。因此，正常对照组被试内外倾向人格特质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不同。另外，反应时可能与反应偏向较为敏感有关，在Goeleven和Joormann的实验设计中，并未较好地控制这种反应偏向，而在本研究中引入填充条件控制了被试的反应倾向也可能是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正常对照组情绪负启动ERP结果进一步反映了不同条件下信息加工早期阶段的差异，正常对照组在对负启动条件下的正、负情绪目标词进行反应时，在顶叶出现增强的P2波幅。这与Gibbonsal在负启动下发现降低的P2波幅不一致。两个实验下的任务有明显的差异，不同的刺激特征可能是导致差异的重要方面。根据注意分配和P2波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顶叶增强的P2波幅反映了负启动条件下被试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来克服启动显示对此目标所产生的反应抑制。
由于P2处在信息加工的早期自动注意阶段，是情绪信息加工过程中无意识向意识转换的一个成分（Bernat，2001）。负启动条件下增强的P2波幅意味着先前干扰项的效价抑制影响到随后目标情绪词效价加工的早期自动注意阶段，在对目标词进行选择及注意转换时，被试需要花费更多的能量以克服先前干扰词效价，以抑制对当前目标词效价判断的影响。根据差异波地形图，正、负情绪词负启动抑制的持续主要激活了顶区大部分区域，这与最近Steel等（2001）运用fMRI技术对stroop任务下的负启动效应的研究发现有相似之处，研究发现尽管左右顶下小叶是顶区唯一被激活的脑区，但具有最大的激活量。Steel认为，顶叶与负启动任务中注意的“内隐”转换有关，在这一脑区，被试从干扰项（词）到目标（颜色）进行注意转换。
3.2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负启动
本研究在刺激出现前增加一个类似于“准备”功能的“+”符号，降低了抑郁症的错误率，但抑郁症患者对正、负情绪词的反应时均比正常对照组延长，这种延长与任务的复杂度有一定的关系。Hammar等（2003）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识别简单目标时的表现和正常人无区别，但是需要执行复杂的注意搜寻时，抑郁症患者的选择性注意反应时间比正常对照组延长。进行情绪负启动实验时，患者需要集中注意力来对情绪词进行选择、注意和评价。因此在与描述自我的情绪负启动实验中，反应时比目标清晰的情绪负启动更长。抑郁症患者对情绪词的负启动研究结果与我们研究假设一致，表现出下降甚至反转的负启动效应，而对正性词表现出正常的负启动效应，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抑郁与负性信息的抑制不足有关。研究指出，无法从负性信息中分离出来可能是临床情绪障碍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易感因素。
组间差异显示，抑郁症患者的P2波幅比正常被试低，但只是针对负性目标词，正性目标词两组之间无差异，这一结果说明了抑郁症患者具有取决效价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与以往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增强的P2波幅不一致。而国内在抑郁症识别正、负性情绪词的一项ERP研究表明，抑郁症组与对照组相比，表现为P2波幅显著降低。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与正常被试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研究结果之所以不一致，是由于这些研究没有区别抑郁患者的不同临床亚型所致。区别抑郁症表现的特异性有益于解释ERP，对了解抑郁症患者信息加工异常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本研究中降低的P2波幅是由于抑郁症患者增强的分心性引起的抑制障碍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认知加工资源的减少。
对抑郁组不同条件下ERP数据分析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类似，抑郁组在负启动条件下对正性情绪词进行反应时在顶叶出现增强的P2波幅，但对负性情绪词进行反应时在中央区和顶区出现减弱的P2波幅。我们对负启动条件下减弱的P2波幅的解释是，由于对启动显示负性干扰词的效价抑制障碍，从而对接下来的负性信息的效价判断表现出易化的信息加工过程，使得抑郁症患者在加工负性情绪词的早期自动注意阶段不需要投入了额外的注意资源。最近一项使用听力Go/Nogo任务研究抑郁症反应抑制的研究支持了抑郁症早期加工的异常，两组在Nogo任务中的晚期阶段P3上差异有显著性，但在皮层加工的早期阶段，在额颞叶激活程度明显比正常对照组减弱。
尽管LPC潜伏期在组间没有差异性，但每组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潜伏期却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模式。本研究对LPC潜伏期结果分析发现，正常被试在负启动条件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正负目标词的心理加工。而抑郁症患者以更少的时间对负启动条件下的负性目标词进行加工。这意味着在负启动条件下，抑郁症患者能优先对负性情绪词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结果首次为抑郁症患者的负性信息抑制障碍提供了电生理证据，负性信息减弱的负启动效应与早期自动注意阶段的抑制不足以及较快的刺激评价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正、负目标词诱发的LPC波幅明显降低，这一结果与以往抑郁症患者在认知任务中发现的减弱的晚期P3和LPC报告一致（Bruder et al.，1998）。并且，Blackburn等在抑郁症患者识别情绪词的一项研究中也表明，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情绪词反应时，P3波幅显著低于对照组。抑郁症患者对负性词的P2波幅降低和对正、负性情绪词的LPC波幅降低提示，抑郁症患者除了有自动注意的障碍，还存在着对情绪刺激评价的认知功能异常。
3.3 抑郁缓解个体的情绪负启动
在本研究中，我们也调查了缓解组的抑制功能以便了解对情绪信息的抑制功能是否是抑郁复发的一个稳定的认知易感因素。在第一次实验任务中，在行为学反应时上我们没有发现缓解组如抑郁组一样表现出对负性信息损害的抑制功能，与Goeleven（2006）等用情绪图片作为刺激材料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和Goeleven等对正性情绪词也没有出现抑制功能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组对正性情绪词具有抑制功能。进一步分析ERP数据发现，与抑郁组在两种条件下的ERP表现模式一样，对负启动条件下的正性情绪词进行反应时在顶叶出现增强的P2波幅，但对负性情绪词在右顶区出现明显减弱的P2波幅。我们认为，负启动条件下行为学反应与ERP数据的表现不一致可能与缓解组被试正处在疾病“转变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在第二个实验中，我们改变实验条件，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目标词是否描述自我，并且缩短了刺激呈现的时间。实验条件变化后的研究结果表明，缓解组对负性情绪词的反应时结果由先前两种条件下无显著性差异转变为负启动条件下对负性情绪目标词的反应加快，与抑郁组一样，表现为对负性情绪词抑制不足，但正性情绪词的抑制功能并不受被试任务和实验条件的改变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Joormann（2004）对抑郁程度高的学生所进行的负启动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了抑制障碍在抑郁缓解期仍然存在。因此，对负性信息的抑制障碍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较为稳定的易感标记。实验任务变化导致缓解组在行为学反应时上的改变说明，一些认知缺损可能只有当患者应对需要努力的较难的作业时才显现出来，较难的作业诱发的行为学结果和ERP数据更有助于发现临床上无明显症状但存在一定脑认知损害的患者，它能客观地反映患者的认知障碍。
负启动条件和控制条件差异波的脑电地形图表明，缓解组和抑郁组一样，在左右顶区的激活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弱，表明了治疗后抑郁症状完全缓解而脑认知功能异常仍然存在，说明抑郁症患者对负性信息的抑制功能障碍不是继发于抑郁症状群，可能是独立存在的。近来对抑郁缓解个体杏仁核的脑成像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结果，杏仁核一直被认为与情绪障碍的维持有关，近来研究表明，不但能在抑郁症患者上发现增强的杏仁核活动，而且在抑郁完全缓解个体中也能发现增强的杏仁核活动（Wiveka et al.，2007；Bremner et al.，2003）。
3.4 抑制功能、过分思虑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负性情绪词的负启动效应和过分思虑呈负相关，在逐步回归分析中，抑制功能和过分思虑对BDI得分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支持了本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抑制功能和抑郁情绪的密切关系。
在Nolen-Hoeksema的研究中，过分思虑是一种对抑郁心境的反应方式。如，常常回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样我就糟糕了”等等。这种反应方式对于负性情绪，尤其是抑郁，不但会使症状迁延，更重要的是常常使症状加重，本来仅仅是一般的情绪反应或者暂时出现的不适，却逐渐演化成为抑郁。在遭遇应激时，由于不去设法应对应激，而沉浸在情绪的不适和波动起伏之中，最终导致抑郁。
与正常控制组相比，抑郁症被试在对负性情绪反应时，具有过分思虑和负性情绪延迟的特征。Nolen-Hoeksma和她的同事（1993）在使用诱发和自然出现抑郁状态的情景下的研究结果都支持抑郁症过分思虑这一观点。并且，研究认为，抗抑郁药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对过分思虑的影响不大，抑郁症患者过分思虑反应方式在抑郁的产生和维持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的抑郁症患者仍保持较高的过分思虑反应方式。本研究中缓解组与正常对照组在过分思虑得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研究认为，抑郁症对负性信息，抑制障碍的一个结果便是不相关的负性信息无法从工作记忆中分离出来，从而增强了对负性信息的过分思虑，对负性事件的过分思虑和无法分离负性信息在抑郁情绪的维持和复发中共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