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以湉说，浙江同里的秀才皇甫韵亭诗写得极好，但喜欢喝酒，经常随写随丢。有一次，偶然翻他的箱子，捡到了三首诗，赶紧记录下来。其中《题沈镜湖垂钓图》中的一首云：“得鱼换酒且高歌，鹭友鸥宾日日过。爱向水云深处泊，满船明月卧烟蓑。”（《冷庐杂识》）
王士禛在《池北偶谈》里记载，出城送客时，在僧庵里看到一首好诗：“春风迢递忆天台，五月冰寒说五台。无数好山游未尽，秋霜又欲上眉来。”经考证，才发现这诗是明朝的僧人圆映所作。
沈德潜编选的《清诗别裁》在介绍诗人方兆及时，说方的“诗稿散佚”，只得从另外的选本中找了两章，“等于吉光片羽”。
这些事例汇集起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文学易逝。像皇甫韵亭这样随写随扔的诗人，作品保留下来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而圆映这样的诗僧，由于自甘寂寞或者其他原因，与皎然、寒山这些著名诗僧比起来，其诗被历史湮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方兆及的诗散失，原因不清楚，但终究是不可找寻了。
反正，如果没有作品和记载，后世就不知道他们曾经作为诗人存在过。他们无形中“失踪”了。
仔细想想，这些人终究在世上留下了文学的印痕。
吉光片羽，毕竟能说明他们曾经来过。还有许多诗人，真的存在过，甚至很有名，但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在同时代的人笔记中也没有一丝痕迹。
他们像风吹过，在短暂的时间里热闹一阵，便迅速消逝了。
我们已经无法打听他们丝毫消息，只有任他们“失踪”在岁月深处，再也难觅踪影。这怎么不叫人悲叹！
探究这些诗人、作家们“失踪”的原因，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要归究于历史之河的巨大扫荡力，在浩浩荡荡的时间洪流之下，许多事件和人物都已经沉入深处，无法搜寻，包括一些政治名流，在这种无可抵挡的情势中，文学家自然也不能幸免。因此，一部分文学家浮出水面，留在文学史中，留在各种文字记载里，而另一部分文学家注定要沉入水底，历史的宿命谁也无法逃脱。
其次，要归究于某种偶然性，像有些诗人不会炒作和包装，虽然写得一手好诗，但没有吸引眼球的手段，更没有组织人来吹捧，偶尔有几个人记载了他的事迹，又由于记载者运气不佳也世所不传，如此便整个埋没了。
或许是我太多愁了。其实，对于“失踪者”自身来言，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有次在微博上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位诗人说，“不管诗作是否得到流传，只要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快乐、释放情感，就足够了”。
这话，用于解释那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也许是合适的吧。
躲藏在学问深处的人们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
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乐趣，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
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1.孔广森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
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才十九岁，即已高中进士，选到翰林院作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编修一职。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许多人闻名前来，想与他交往，以攀上关系。
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
最后，竟主动以养亲的理由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三十五岁时，因父亲过世忧伤过度，竟英年早逝。
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
2.金榜、梁玉绳
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徽州府的金榜不负其名，高中状元，登上金榜。
但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
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
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
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3.江永
金榜的老师江永也是把学术当命的人。
江永，字慎修，安徽省婺源县人，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皖派朴学创始人。
他生于寒儒世家，六岁能写下数千言日记，二十一岁考取秀才，之后便无心博取功名。二十七岁开始以教书为业。六十一岁才当上贡生。
本来，也有机会晋身官场，但他都拒绝或放弃了，始终不受名利的蛊惑，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学术上。
他于音韵、乐律、天文、地理均有研究，每著一书，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四库全书》收他所著书达十多部。
戴震、程瑶田等都是他的弟子。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
4.章学诚
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的境遇与江永类似。
他自小立志追求学问。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来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府工作，颇得赏识，但他认为自己“迂流”不合世用，不愿进入仕途，于是以撰述讲学为生。
在极度贫困潦倒的情况下，他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从不中断。逝世前一年，他已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然笔耕不辍。直到去世，这部历时二十九年的《文史通义》仍未最后完成。
这位史学巨匠，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学术。
5.凌廷堪、钱塘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
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
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
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
他六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
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成《律吕古义》。
6.钱大昕
在为学问而放弃功名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声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钱大昕。
钱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谓大员矣。但他“淡于荣利”，等到父亲死的时候，回到乡里，“遂引疾不复出”。
后来嘉庆皇帝亲政，多次派人劝请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谢绝了。
在不做官的日子里，他陆续主持着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达十六年之久，一心传道授业解惑，门下弟子累计达两千多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显然，在学术和功名之间，他已经把著述和讲学当成了自己的最后归宿。
爱功名甚于爱学问。
虽然这只是当时部分读书人的选择，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换取个人意义上片时的宁静，而不愿以“经世致用”的雄心来影响自己的学问。
只是如此，离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便远了。
一次断毁前程的艳遇
1.迷上船娘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面对美丽的富春江，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吴均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
1882年，一艘游船平稳地行驶在这条江上。天山共色，风光如画。一位船娘站在船头，面对着江面静静地出神。她脸上有几粒雀斑，看上去也不年轻了。但看得出，她是纯朴的，未脱山水熏染的灵气。加上山水美景的映衬，倒显出一些绰约的风姿来。
时任礼部右侍郎宝廷就这样被迷住了。这一阵子，他心情很好。作为“清流”的大将，前两年议论风生，在弹劾贺寿慈等案中出了大力，很得慈禧的赏识，官运一路亨通。
这次到福建担任主考官，慧眼识才，选拔出来的解元居然是名士郑孝胥，一时传为佳话。
回程路上，由福建而浙江，搭乘“江山船”，畅行富春江，心情愉快，春心萌动，一段艳遇就此发生。
“江山船”是绝好的艳遇之地。
说到这个船的由来，还得从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说起。据《大明会典》记载，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后，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逃亡到浙南一带。朱元璋当了皇帝，气愤不过，于是下令不许这九姓人家在岸上落脚。这九姓人家只得浮游在富春江上，以打鱼为生。年代更迭，九姓逐渐自成部落。
他们的业务也不断扩展，由打鱼拓宽到载客。富春江一带本来就是文人骚客喜欢游冶的地方，“江山船”迎其所好，把一些姑娘带到船上待客。
一时风月，成为了富春江的独特风景。
2.曾有前科
爱上船娘，其实没什么。但在旧有的官场文化中，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常常授人以口舌。
宝廷这个人，是很有才的，不仅是“清流”的中流砥柱，而且是相当有名的诗人。出身也高贵，正宗的八旗子弟，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八世孙。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他“好色”的名声比一般人传得更远一些。
这次，在他准备出发去福建的时候，李鸿藻尚书就谆谆告诫，要他自爱；宝鋆大学士开玩笑说“竹坡（即宝廷）必载美归矣”，以此警醒他。
这也怪不得，因为“载美”之事，宝廷是有前科的。1873年，他受命到浙江担任乡试的副考官，回京之时，就买了一位船妓。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引起议论，他和船家协商，让船家自行将那姑娘送到京城边的通州，然后和他会合。哪知此等如意算盘，最后却并不如意，那船娘和船家得了钱财，径自跑了。宝廷落得个人财两空。
3.主动“自首”
正所谓“江山难改”，此次既然碰上了这么一位船娘，对他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心弦拨动之后，要想歇止下来，恐怕不那么容易。
正如开头所描述的，这位船娘的容貌一般，年龄偏大。然而，“情人眼里出西施”，宝廷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唯这一次，他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让船娘单独成行，而是和自己一道还京。这是有风险的。因为清朝律令，严禁官吏宿娼、挟妓饮酒、与民妇通奸等，且惩罚甚严。晚清时，风气已渐开，但既有律令之剑悬在头顶，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据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宝廷的船一路北行，当行至一个叫袁浦的地方时，不知怎么回事，被当地县令查留。
宝廷一时慌了神，怕当地官员弹劾他，便采取主动，上了一道“自劾”的折子，自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归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这种责备自己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大约是怕人笑话，他把船娘说成是十八岁。李慈铭对此不依不饶，在笔记里揭露宝廷心中的美女“其人面麻，年已二十六七”。
4.舆论如海
事情一出，朝庭上下立时传为笑谈，议论由之风生水起。
据《十朝诗乘》载，宝鋆学士一见这个奏折，笑道：“佳文佳文，名下不虚哉。”他的预言不幸言中。
和宝廷关系甚好的李鸿藻尚书恨铁不成钢，心里愤怒，只得强颜道：“究竟是血性男子，不欺君父，然亦无由曲庇。”舆论如此，要想再有转机是不可能了。加上当时权力斗争很厉害，太后那边似乎也有打击“清流”的意图。
1883年元月，宝廷因此事被革职。一次艳遇，把自己的仕途给断送了。
此事发生后，李慈铭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宝廷：“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几句诗，句句皆有典故。第一、二句，一看就知道写宝廷两次买船妓的事情；第三、四句，拿宝廷与船娘的身份说事，宝廷的诗集取名《宗室一家草》，而船娘隶属江山船，且是个麻子姑娘；第五句比较复杂，隐含的是宝廷弹劾工部尚书贺寿慈的事，贺寿慈和商人李钟铭关系不清不白，曾将李的前后两妻都认作义女，1879年因宝廷等“清流”的弹劾，最终被革职。“弹乌柏”出典《汉书·朱博传》，即上折弹劾也。第六句很明白，说宝廷弹劾别人不检点，自己却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最后两句讲宝廷主动辞职，甘愿当渔家的女婿。
李慈铭与“清流”意见不合，此时逮着机会，很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