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自己的情事，余怀还不惜笔墨记下了美妓们的众生相。如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李宛君，“性豪侈”，有须眉丈夫之气，得“侠妓”声；顾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通文史，善画兰；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性爱闲静……他，几乎就是一本秦淮名妓的“活字典”。
但是值得注意，在铺叙美妓们烂漫绚丽的事迹时，余怀却别有怀抱，不时流露出故国之思与兴亡之叹。他写葛嫩与孙克咸相爱，孙克咸抗清兵败之日，葛嫩被清兵捆缚，清兵想侮辱她，“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被杀死，孙克咸亦同时被杀。
大概因文网严密的缘故，余怀没敢表达过多的赞美与偏向，但在这近乎白描的文字中，却透露了强烈的反抗气息，其内心里的态度，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行旅沉重也香艳
明朝一亡，倘若不愿在清朝作官，便只有“落魄江湖载酒行”。
顺治七年（1650）四月初一，余怀从南京出发，到无锡、苏州、松江、太仓一带作了一次长达两个多月的游历。从他的《三吴游览志》看，这趟有些感伤的旅程，不过是做了些会文友、结诗社、寻美女的事。
但据历史学家考证，余怀这次旅行，怀有一个隐秘的政治目的，就是推动当时的江南文坛领袖吴伟业，带领江南文士再次掀起反清的高潮。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目的自然不能明说。不过，在一些旅程的细节中，还是不时流露出这趟行旅担负的沉重来。
五月初五（端午），天气晴和。
余怀在船上，焚起一炉香，煮上一壶茶，展读一卷《楚辞》，由于起了故国之思，不禁边读边哭。路边行人见之，都称“此狂生也！”
一会儿，又一群名士前来，与他一起边观看龙舟大赛，边大声诵读“是岁庚寅吊楚湘”一类的诗句。
这场景，真实地再现了文人们的表演人格。这种表演成分的后面，是不是别有情怀和寄托？这是毋庸怀疑的。明朝新亡，心怀故国的士人们，难免有不舍之痛。平日里，由于当局的控制，不敢自由表达。当此爱国大诗人屈原忌日，大家长歌当哭，应该是一种真情实感。这里面所饱含的沉痛，只怕是处于和平时期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有趣的是，即使肩负了联络抗清的重大使命，也不能阻挡余怀对美女的追求。在端午痛哭的前一天，伴他左右的名妓楚云，有事要离去，余怀心中升起柔软的哀愁，信笔写下缠绵的诗句：“细雨长丝系钓船，一莺啼破夕阳天。情知只是逢场戏，漫结巫山窈窕缘。”“谁道情痴不是真？水滨曾遇弄珠人。英雄意气何时尽，惟有桃花一片春。”
三言两语，把一个情种的形象，传神地描绘出来。其实还不止如此。与楚云，终究是近距离接触，有一份感情。对不相识的女郎，余怀也常“痴心妄想”。四月十二日，余怀船抵昆山。“见舟中一女郎，鬓发如绿云，美姿容，衣罗纻，弄手腕荡桨，翩若惊鸿。杳不知其所之，可恨亦可怜也”。这，可不仅仅是情痴，实在有几分“花痴”了。
余怀，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风流，但风流中不忘气节；终身抗清，而抗清时又不忘风流。仔细想一想，风流与抗清并不是对立的。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算正常。我们当然不能用卫道士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文人。何况，在他们所受的教育里，可能，风流自赏是文人的一种价值追求。当然，如果以民族大义为前提，这风雅就更有别样的味道了。
即使中举又如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叫《范进中举》，描述范进中举后种种疯狂的行径。他的岳丈胡屠户由从前的对他不屑一顾变为阿谀奉承，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
按科举制度的常规而论，中举确实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大步。
中举一般代表着小富贵
科举考试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参加童试，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第二个层次省里的乡试，秀才有资格参加，中试者叫“举人”（因此叫“中举”）。第三个层次是进京会试，举人有资格参加，中试者为贡士。最后一个层次是殿试，由皇帝再考一次，通过者为进士，分出一二三甲。
科举有这么多层次，但一般来说，到了第二个层次，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各种记载中，凡是中了举的人，在当地的地位一般都不差。《儒林外史》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1935年7月的《良友》杂志刊登过一篇《成名以后》的讽刺小说，叙述主人公桂馨机缘巧合中举以后，“在生活方面显然有了大大的改变。如今在社会上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物了，……县城里一般绅士和有功名的人们都跟他交际起来，今天拜会，明天请客，忙得不亦乐乎”。
近人丰子恺写过一篇《中举人》，回忆自己的父亲丰斛泉中举人后的一些情形。当时清朝已经快日落西山，丰斛泉中举的风光比过往要黯淡许多，但仍然有着无上的荣光。
比如，因为有“举人”这个功名，很多商铺愿意举人老爷罩着他们，免受欺侮，每年付给举人家酬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官”。丰子恺家就有两家大商店托他们庇护，每年给他们一二百元。
至于像举人的亲属，沾光的当然不少，“凡是同他（举人）并辈的亲族，都称老爷奶奶，下一辈的都称少爷小姐。利用这种地位作威作福的，颇不乏人”。
丰子恺当时才四岁，作为嫡派的少爷，上街去的时候，“街上的人都起敬，糕店送我糕，果店送我果，总是满载而归”。这是丰子恺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性文字，可信度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一些人中举后仍然不得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举人都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得到根本改观。
与进士相比，他们进入官场的台阶还很不扎实。这里面有制度的原因。从明朝以后，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
科举在此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像曾国藩的进士殿试，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了几任学政主考，再后来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副部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举人只能成为幕僚之类的小官，和县令、府尹一类的“朝廷命官”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即使中了举，也不见得就能有预想的那样风光。
陆以湉的《冷庐杂识》记载，海宁的徐楚畹中举后，一直考不中进士，家里穷得叮当响，“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试想，一个举人，靠给人算命，在江湖混世三十年，其穷困潦倒的程度可想而知。
与此类似的还有嘉庆、道光年间负有盛誉的包世臣，他经过六次艰难的考试，才成了举人，继之再屡败屡战，参加了十三次会试，不幸都名落孙山，进士这个坎始终爬不过去。直到六十一岁，进入老年，他才决意不再参加考试。包世臣中举后的岁月里，当幕僚、作师爷，长年累月在全国东西南北奔波。这段漫长的游荡岁月，展现的只是一个举人疲于奔命的辛酸和痛苦，中举后的威风是一点找寻不到的。
一旦中举，即意气风发，生活大变，是历史事实。但现实中，中举后困于尘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群人同样不应该被历史学家、文学家所忽略，他们是历史链条中叫人叹息的一小节。
袁枚的《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在幕府工作多年的文人的一句诗：“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到江南。”这句吟唱，蕴含了一个士子多少的悲怆和心酸啊。
隐居的游戏
隐居这种事，在古代很多。——但真与假很难辨识。
有些人隐居是真正的想得到心灵的宁静，有些人隐居是怀了某种功利的目的，有些人隐居是世道所逼迫不得已。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隐居只是古人的一种游戏。好在他们玩出了许多花样，看起来才不显得那么枯燥。
最理想的隐居是什么？
当然是通过充分融入自然，获得心灵的宁静，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方面，陶渊明应该是个典范。《晋书·陶潜列传》里对他的为官经历做了一次简略的描述。陶渊明曾作过祭酒、主簿、镇军、参军等多种职务，后来做到彭泽令，不管做什么官，他都很快辞去。辞去彭泽令时，还留下了“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著名说法，并写下了留传久远的《归去来辞》。
其实，做到这点也许不难，——唐朝的李白也曾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言，——可要长期躬行这一原则并不容易，李白其实动辄去寻找靠山的。陶渊明确实是做到了的。辞官后，他是种田自给，躬耕自为，“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完全是一种融入了自然的状态。
正是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使他的诗句透露出一种自然之意，其《饮酒》中有句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显见已得隐居真味。
史赞曰：“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实不为过也。
陶渊明是为了“出世”才隐居，而有些人是为了“入世”才隐居的。
唐代的卢蔵用可为典型。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获进士后，曾经隐居终南、少室二山，博得“高士”大名，结果被皇帝征召当了大官，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新唐书》载，晚年的卢藏用“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可见他虽曾为隐士，但并不具备隐士的高风亮节。他唯一贡献给后世的是一个著名成语：“终南捷径。”喻指获得官位的便利途径。
与此相类的隐士其实不在少数。孟浩然是其中之一。孟一直隐居鹿门山。到了四十岁时，奈不得寂寞，去京师寻找机会，还真的碰上了唐玄宗，可惜诗中“不才明主弃”之句惹恼了皇帝，招了一顿训斥，致使求官不成。他给当朝丞相张九龄也写过求官的诗句，中有“欲济无舟楫，徒有羡鱼情”的慨叹，表达他想得到朝廷赏识而不得的遗憾。
与孟浩然相比，王维的隐居就要悠闲得多。
王维作为当朝高官和名诗人，其隐居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悠闲之所，或者说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旧唐书》记载，晚年时的王维在辋川买了别墅，每天和诗人裴迪泛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并且在京师每天供十几个和尚的饮食，“以玄谈为乐”。退朝后，也是“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可见，他的隐居，已经完全是一种士大夫阶层寻找精神寄托的努力，或者一种别样的休闲罢了。
以这种方式融入自然，当然不会做到十分融洽，诗也自然显得有“做”的味道。胡适就评价他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抵不上陶渊明的诗来得天然。（《白话文学史》）
还有一种隐居，颇具无可奈何的味道。
清朝入关后，一批士人为保气节，隐居不仕，无奈中显出悲壮之气。《清史稿》载，明朝天启年间举人刁包，从1644年甲申国变起，就隐居不出，开辟一间“潜室”，“日闭户读书其中，无间寒暑”。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明亡后，隐居不出，“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他都不为所动。“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
他们这种隐居，实则是为保民族气节不得已的无奈之选。
后来，清代文字狱兴起，许多士人不再敢妄议朝政，转而移目书本，潜心学问，甚或避迹山林，纯粹以学问为乐，以规避政治风险。——名震一时的“乾嘉学派”就此兴起，——但隐居的游戏意味在此也终结了。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一个人的历史，对于自身来说，是非常严肃而郑重的事情。
但对于浩荡万里的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甚至，连一粟的位置都没有。
许多人从这个世界离开，最后留下的，只是空无。
诗人说，鸟儿飞过天空，留下了翅膀的形状。这只是一种诗意的说法，事实上，它什么也没有留下。
说出上面这段话，是因为读过一些史料笔记后，发现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一些诗人、作家，在现行的文学史教材或文学选本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即使，当时他们在小圈子里很有一些名气。
如今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他们成了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失踪者”。
“潮生城郭添新渡，木落江湖出远帆。”
“风高古屋秋如雨，月满空山夜已霜。”
这些清新如画的诗句出自端木国瑚之手。端木是清朝时的浙江青田人，精通周易，颇得当时浙江政府首脑的赏识，而且他还是进士出身，地位很高。特别是还和知名学者龚自珍有过关于易经的辩论，龚自珍大为叹服。
以上这么多介绍，旨在说明，端木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除了易经上的学术成就之外，他的诗作也流传较广。陆以湉在其笔记《冷庐杂识》里专门写了一条《端木舍人》，对端木大加赞赏，称他的诗“摆脱凡近，戛戛生新”。
可是，像这样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在我们通行的文学史教材里，能看到他吗？我曾阅读过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或许是我的视野太窄了吧，并没有看到关于端木的资料。
确实，他在文学史教材中“缺席”和“失踪”了。
端木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至少，同时代人记得他，现在也还能查到他的学术著作和他的诗。和他比起来，有些诗人只留下只言片语，来证明他曾经以文学姿态存在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