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眉卅|屑山人。十岁时，他的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听到古今成败之事，就能说出其中的要旨。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激愤叹息，苏轼就问：“我如果是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到二十岁时，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儿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后来在读了《庄子》之后，苏轼感叹地说：“过去我有见解，口中说不出，今天见到这本书，正合我的心意。”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风中割裂肢解、诡辩异辞的弊病很厉害。主考官欧阳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要把他录取为第一名，但又怀疑这文章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所以只列为第二名。苏轼再对答《春秋》要旨，获得了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之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此人以出一头之地。”听闻此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很长时间以后他们才信服。
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都很好，就把他推荐到秘阁，考试六篇文章。以往考试不打草稿，所以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自从苏轼开始打草稿了，文字意义便灿烂生辉。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苏轼进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吴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歧下每年用木筏运送南山的木材，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山险要地段，管运输的衙吏接连倾家荡产。苏轼调查了这件事之后，认清了利害关系，因此特别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决定行进的情况，从此以后运输的祸患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轼回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过苏轼的名声，打算以唐朝的成例召他入翰林院，任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以苏轼的才能，必定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重用。关键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人们就不会有什么异议。如果现在突然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对他有害。”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差不多，不可急于任命。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请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通过考试不会知道他能否胜任，像苏轼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韩琦还是认为不可。等到考试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人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些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仁德米爱护人才啊！”当时适逢苏洵去世，英宗赠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父亲一个官职，于是朝廷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死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亡，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丁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他把这些事就都托付给了苏轼。苏轼守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姑。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荫补后嗣时，就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
当时王安石执政，他一直厌恶苏轼的议论与自己不同，就让他任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变更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如果皇帝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的措施，那么胥吏和皂吏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因袭今天的制度，我认为也足够了。假使皇帝和宰棚没有知人之明，朝廷叉不求实，那样公卿侍从中也会有人担忧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贡举呢？就算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允许不允许，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合乎时代需要时，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随之变化，这就像江河的迁移，要强行让它返回故道，那是难以办到的。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曾建立了学校，到了今日，只是空有其名了。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制、改变现在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府房屋，敛征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之内，设立官员、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大政谋划于此，又要检查出不遵从教化的人摒弃到远方，这不是徒增纷乱，因而害苦了天下吗？要是没有大的更新和改革，而希望对时政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改革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能因袭原有的制度。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已实行了几百年，国家的治乱兴衰，当初就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先世的贡举制度，和现在相比哪一时期更精致？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一时期更优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一时期更多？天下的事情，与现在相比哪一时期更得到了治理？比较这四个方面的优劣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如今要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者说乡试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词，或者说专取策问和议论而废除诗赋，或者想兼采声誉和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者是想让参加儒家经典著作考试的人不考帖经墨义而只考经书的要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干预呢？我又确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忧虑之处。关于性命之说，自从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现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仪表容貌，’超脱世俗、无所附着，如清泉夏露，不可掬捧，怎么能如此呢？一般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自己而喜欢说大话。
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苏轼的议论上疏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些内容，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就消失了。”于是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错，你也可以明确指出来。”苏轼回答：“陛下天赋文武才能，不担心您不明察，不担心您不勤奋，不担心您不果断，只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多，提拔用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冷静来治理天下，待事物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要周密思考一下。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对同僚们说了。王安石听后不高兴，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而苏轼断案决狱精明敏锐，名声越传越远。当时碰上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具，而且下令要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吗？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知道陛下的心意，他们会说这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东西，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等生活必需品。这件事虽然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回前面下达的命令。”皇上便下诏停止买灯了。
苏轼见王安石称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就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知道后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对本朝称臣，但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礼物？”高丽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了礼物。
当时新政每日都要下达，苏轼在这期间，每每借推行新法方便老百姓，百姓赖此得以平安。后苏轼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官吏以违反法规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规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不久朝廷知道了手实法危害百姓，便废除了它。
当时由于有盗窃事件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凶悍的兵卒来搜捕。兵卒凶暴放纵行事，竞以私藏违禁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之后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溃散的兵卒听说后，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派人慢慢查出肇事的兵卒杀掉了。
后苏轼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得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溢出河道，洪水汇聚于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的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便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来到武卫营，呼唤士兵长官说：“洪水即将冲坏城墙，事情危急，你们虽是禁军，但暂且为我出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便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城墙。
当时大雨日夜不停，城墙只露出水面三尺高。
苏轼搭建了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家门不入，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住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征调明年的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调任湖州知州后，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因此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裨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诬陷苏轼所写的诗为诽谤朝廷，逮捕了苏轼把他投入京城御史台监狱，要置苏轼干死地，罗列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定下来。只有神宗怜惜苏轼，安置他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为“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都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壬硅、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完成它。”王硅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于是亲笔写信把苏试调到汝州，其中这样说：“苏轼贬谪居住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一年后更为深刻，人才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而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困，在常州有一些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上就同意了。
路过金陵时，见到了王安石，苏轼诡“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先祖以仁厚之德治理天下，正是要革除它。现在西方在用兵打仗，连年不绝，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难道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吗？”王安石说：“这二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说，在朝外就不说，这是辅佐皇帝的常礼。现在皇上对待您并没有用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严肃地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敞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虽然能得到天下也不会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半年磨勘，即使要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苏轼到常州时，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召入朝中任为礼部郎中。苏轼过去与司马光、章悼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恃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惇经常开玩笑戏辱难为司马光，司马光很是苦恼。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为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传播，如果对他没有礼貌，必然会被认为是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蜀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不可轻慢对待，何况是司马君实呢。”章惇认为苏轼说得有理，司马光因此得以稍许安慰。
后苏轼被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进入重要部门任职，他向宰相蔡确辞职。蔡确说：“您在仕途之路上盘恒很久了，朝中没有人的才能能超过您。”苏轼说：“以前林希与我同在馆阁中，而他年纪比我大。”蔡确说：“林希真的应当比您先提拔吗？”最后还是没有同意。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身穿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哲宗立即赐给苏轼装有银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他为中书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