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于这个理由，她必须远循异地生产。在章看来，蒋在赣南整肃工作，树敌太多，一旦蒋、章关系传开，章可能成为敌人打击的目标，安全有虑。
(3)蒋经国的至友陈星吾，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完全不涉及政治。陈在桂林有一栋住宅，远离赣州，章到那里待产，神不知鬼不觉。
此一解释可谓天衣无缝，因为桂德昌是惟一陪章在医院生产的人，作为第一见证人在若干年后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讲的话，是令人可信的。当桂德昌在章亚若暴毙后将章给蒋经国遗信转到蒋手中时，蒋经国“顿时面色凄然，双手颤抖，悲戚凝噎，眼泪沿面颊而下，久久不发一语，忽仰天长叹，欲言又止”。显然这是蒋经国对章亚若的真情流露。由此推断，说蒋经国杀章亚若也不可能。
那么，既不是章亚若自杀，又不是上述4人所杀，又是谁杀的呢?桂德昌称章亚若在生孩子4个多月后，忽患腹泻，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派车送至省立医院就诊，陪同者只有桂氏一人。随后经医生打针，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却突然病情恶化，终告不治。章在弥留之际，自知遭人毒手，随后让桂德昌取来纸笔，给蒋经国与双胞胎都留下遗嘱。至于章氏真正死因，桂氏只说遭人毒手，至于谁人所害，未予明说。
漆高儒先生认为有可能是特务所害。据他回忆，蒋经国在广西待了两三个月光景后，由桂林返至赣南，后又至重庆探视其父。此时正逢留俄同学黄中美、徐季元联袂与漆高儒在专员办公室见面，黄中美系特务人员，断然称：“章亚若在桂林招摇，以蒋专员夫人自居，将秘密之事公开，将损害经国之前途，要把他干掉。”徐季元则说“不可孟浪从事”。黄则称：“经国之前途比一条女人的性命重要。”根据漆高儒的分析，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章亚若之死仍是个谜。
章氏死后，蒋经国对其后事料理颇周。据漆高儒回忆说：
(1)对老父及蒋方良一直守密到底，不使家人为此事忧心。
(2)对章亚若家有妥善的照顾，能对留下的双生儿于战乱时安全地生活，财用上的接济，当然也是主要之点。
(3)对孝严、孝慈从命名开始，一直照顾其成长，读书、留学、就业，都由指定人负责，这个父亲像是出远门的人，虽在桂林、南京相见后未谋面，但来自父亲关切的父爱，对这双生儿并不比一般人为少，甚至还稍多，若一般穷困的家庭，孩子想留学便是一个大难题。
尽管漆高儒讲的是实情，蒋经国对章家和双胞胎照顾较多，但与蒋氏三兄弟相比，章氏兄弟所受痛苦要多得多。据章孝严自己回忆，他1949年随家人至台湾新竹。他舅舅在新竹买一店面做生意，但生意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都失败了。在50年代初期，整个台湾经济都非常艰困，小孩子上学，头是光的，脚也是光的，班上只有他跟弟弟穿鞋。小时，他曾和弟弟到附近池塘、小溪游泳，抓过蛇，烤过蕃薯，也用弹弓打过鸽子，跟一般孩子没有差异。一直到初三，心里面多多少少对双亲不在身边而有所感伤。“真正痛苦的是，在学校与同学有任何争执或受到委屈时，回家后很难找到适当的人来诉说。”初中过后，“家中经济情况并没随‘国家’经济发展而改善，反而更困难了一些，我想，很少人会相信，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竹子做的。连当时已很普遍的收音机和电扇都没有，更别提电视机了。我们的盥洗设备也没有抽水马桶。洗澡用的是澡盆，把热水烧好后再调冷水。高中时是物质上很艰困的一段时期”。
章孝严承认，艰困的环境对于他坚定的个性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外间传说有特别人士相助他们弟兄，他一直持否认态度。他说“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他还说：“愈经过煎熬，韧性就愈强，奋发的精神也就愈旺盛。所以对那段辛苦的日子，我的确是怀着感激的心理来看待。”他说他在大学毕业后服了兵役，然后参加“外交官”特考，成绩不坏。章氏还说：“我不认为我的朋友，甚至于亲戚里面，会有人主动要我进入‘政府’机构，或进人政界。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或表现，‘外交部’是…个硬碰硬的竟技场，不可能马马虎虎地就让你混上来。”
从此，他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
章孝严在“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受训一年后，被送到比利时学习法文2年。在比利时的第二年，他以宗教仪式结婚，当时结婚仪式极简单，只是请同学吃顿便饭。台湾当局驻比利时“大使”不知章孝严何许人也，故未参加章的婚礼。由比利时返台后不久，被派到“外交部次长”办公室当秘书。1974年章氏被派到美国任三等秘书。
章氏说在美最初几年相当辛苦，没有得到任何体恤。“我与内人带着大女儿，在冰天雪地的2月抵达华盛顿，人地生疏，找房子住，空的太贵，便宜的还没空出来，只好借宿到当时先到美国一位左姓三等秘书的家中。”
章孝严说词尽管是实情，但漆高儒的说法也不是无稽之谈。就在章孝严任台湾驻美“大使馆”秘书3年零7个月之际，他：陂台湾“外交部次长”钱复调回担任“北美司”科长，后升为“司长”。章氏交游甚广，各界都有许多朋友，掌握各种方言兼两门外语。他可算是蒋经国最能干的儿子。1986年8月，蒋经国为让章孝严掌管“外交”大权，又悄悄将他提升为“外交部次长”。如今蒋经国已去世多年，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章孝慈先后随父而去，只剩下一个章孝严了。
清除障碍
蒋经国除了让蒋家第三代放手抓权之外，传子部署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清除传子的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当时权势熏天的王升势力和与蒋家发生离心倾向的蒋彦士。
王升，这位江西老表，1916年出生于一个农人之家。早年追随蒋介石，属黄埔系。毕业后在江西军队中任文书，蒋经国返国后，王升参加了蒋组建的三青团，追随蒋于鞍前马后，成为蒋经国赣南派政工系的骨干，专门从事蒋的私人事务。追随蒋经国初期，王升可谓是趋炎附势、“报忧最好先报喜”的典型。王升的同学曹云霞说：
“王升对于这一套确有独到功夫，同学都明白他对蒋氏是知情上报最勤最多的一个，他曾经鼓励同学也这样做，并且推广他的要诀：报忧最好先报喜。” 王的具体办法是： “他向蒋主任送情报，多是先恭维蒋氏的英明卓越，并具体举出蒋氏某句话、某项措施深得人心，备受拥戴或报自己效命的‘功绩’，让蒋氏高兴得意，然后再报‘敌情’、‘异态’、‘不利情况’，等等。这就是每上报一次，就先讨得一回欢心。”
抗战胜利后，王升摇身一变，又成为政大学生，后任青年中学校长。蒋经国与俞鸿钧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察时，王升又协蒋组建“戡建”大队，棒打“上海虎”。此时王也发表《告上海青年书》，要求青年人配合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将上海改造，罪恶改为幸福，黑暗换上光明”。然而虎没打成，蒋经国黯然离沪，王升也逃之天天。
国民党退台初期，王升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第一副组长，筹建政工干校，1951年后任该校教育长，后任校长。该校就其性质而言，读书其次，反共第一。王任校长后，一面担任行政工作，一面教授“领袖言行”，要学生“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为领袖生，为领袖死”，甚至说“领袖给你官做，你要服从，不给你官做，也要服从”。为了酬劳王升对蒋家的忠心不二，蒋经国提拔他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将王作为自己的忠实党羽，与陈诚竟争。此间，王升利用蒋经国的权势与地位，控制了特务、政工实权，人称“毛人凤第二”。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将王提升“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军人之一。中坜事件后，随着台湾政治气氛的日见紧张，加上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以王升为首的政战系统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集团，1979年国民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时，王升不仅跻身国民党中常委行列，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而且其政战系统的梁孝煌也接管国民党组工会主任。自此，政战系统在国民党内势力大增。
台美于1979年元月“断交”之后，中共制定了实现祖国租平统一的新方针，使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王升等人组建“刘少康办公室”。如前所述，该机构被外界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新的权力核心，也有人称之为国民党的“小中常会”。王升的所作所为“纵无司马昭之心”，却有“王莽之势”。
由于王升把持的政战系统势力过分膨胀，不仅使黄埔系统的职业军人对王与政战系统很反感，就连国民党大佬儿也群起攻王。于是反王联合战线在这种气氛下逐渐形成气候，当王升应美国邀访之时，黄少谷、马纪壮向蒋经国直谏。蒋经国是聪明人，他体察情势发展，深感王升长期受宠，班底雄厚，效忠王升的人，不一定效忠幼主。出于这种考虑，加上党军系统的反王声势，蒋经国毅然采取“削藩”政策。蒋经国对王升说：
“刘少康似已形成双线领导，有两位中常委对我谈及此事。我一向对党内重视团结，不许有派系，我以为刘少康再发展下去，势将另成一个派系。”“我认为刘少康结束对你是有益的。”
王升离开“刘少康办公室”，同时也离开了“总政战部主任”一职，该职由许历农继任，当时，国民党核心圈内有人主张王升调空，有人建议调“特别助理官”，有人主张调“战略顾问”。蒋经国告诉别人称：“他已有安排，不必再表示意见。”蒋的意见是王升最好不调空，调“联训部主任”为宜。郝柏村作为王升的朋友，表示了不同意见，但蒋经国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蒋经国经审慎考虑，决定外放王升任台湾当局驻巴拉圭“大使”。蒋对王说：“派你去当‘大使’，是我提议的。此一历练对你将有帮助，我一度当过东北外交特派员，对我是一大历练。”
此间，王升到各军校演讲，反王派搜查王升言行上报蒋经国，使蒋颇感不快。据郝柏村1983年7月28日日记记载：
“‘总统’在谈话中对王升表示两点不满：
一、据说王升在离职前到政战学校讲话，谓‘杀掉一个王升，还有千千万万个王升’。
二、王升写信给‘总统’，提到我请他到各官校作系列的思想及精神教育讲话，他拒绝了，因为他是最反共的。‘总统’说他这句话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当即回报‘总统’，王主任在离职前到政战学校及南部集合师以上政战干部，曾向我报告并说明其讲话要点。我猜想，第一点他不致如此说法，因为他并没有突出个人的意思和做法，我当作进一步的查证。
至于第二点，我甚为不解，亦不以为然，我请他到三军官校……讲话是他分内的事。”“王升给‘总统’的信，最后一句话显然是情绪化了。”
郝柏村也认为王升“做事太主动积极了，有时也许逾分”。郝此刻认识到：“王升此次调职，是不简单的，显然有力人士在‘总统’那里讲了不少话，并且继续注意他的活动。”
7月29日，郝柏村召见政战学校校长林强，查询王升在政战学校讲话内容，经检查录音，并无“杀掉一个王升，还有千千万：万个王升”。郝认为王的整个讲话“大体是无可厚非，但贡献了30多年的工作，若干甘苦回忆，难免充满感情成分是可以体谅的”。
8月1日，郝柏村将调查结果向蒋经国报告，称讲话中只有“王升是打不倒的”。蒋经国仍认为“面对学生及部下讲这句话，也是不得体的”。
此间，王升调职“联训部主任”，外间认为是个闲缺。8月17日，郝柏村约见王升说：
“过去，我总以为你的调职，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有政治的因素，一直到今天，打击你的人，并未停手。”
就在郝约见王的头一天，“行政院长”孙运璇也曾约见王升，明确告诉他准备外放他到巴拉圭。王升当即表示：
“一、长官要他担任‘外交’重责的信任，感到惊讶；
二、他对‘外交’工作完全外行，学术能力与语言能力，都不足以胜任‘大使’职务，请长官重新考虑；
三、如果‘总统’最后决定要他出任此职，他绝对服从。”
8月22日，王升找到郝柏村，说他想见“总统”，澄清他在政战学校讲话及写给“总统”信内字句。他仍要郝再听他讲话录音，并向“总统”报告。郝说不必了，尤其是他说由于廖述祖发现干部人心震动，才请他讲话，这更不合适，反而加深了他个人突出的形象。王还对郝说，他根本没有给“总统”写信，他认为很有可能有人制造了‘一封假信。按说假信是骗不了蒋的，因为蒋是认识王升的字，有可能是经国先生因糖尿病长期困扰，视力不佳，信件是秘书读给他听的。后来王升一直这样猜想。
9月4日，“外交部长”朱抚松告诉王升，有关他出任驻巴拉圭“大使”一事，已去电征求巴拉圭同意。10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王升任驻巴拉圭“特命全权大使”。此刻，王升的心情可谓坏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半世纪追随经国先生，无论他交付任何工作，我都全力以赴，无论工作大小，我都认为是一种责任，从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什么权力，有什么地位。50年来，自己感觉到从没有得意的时候，也从没有失意的时候，对于个人的进退得失，不但缺乏警觉，简直可以说是麻木不仁。”
带着无奈的心情，王升踏上了赴巴拉圭之路。随后，王升手下大将、国民党组工会主任梁孝煌被调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后又调任“国安会”副秘书长。
对于王升失宠，作家江南先生在《王升浮沉录》一文中分析说：
(1)操之过急，欠沉着稳健；
(2)弄权跋扈，四面树敌；
(3)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对手的才智；
(4)恃宠而骄，过分自信和经国的关系；
(5)不该拉章氏昆仲，压孝武、孝勇兄弟。
这些举措的确是犯了大忌，故蒋经国对王升的政治势力；卞斩尽杀绝，也要使他大伤元气，使之不能再成气候。
对于王升突然被调职，外界众说纷纭，王本人也感到震惊、疑惑，3天后住进“荣民”总院。医生检查，王身体各器官一切正常，只是心脏稍弱，换句话说，病源来自心理。不久，王升党羽们不甘心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便于1983年7月15日创刊《在野者论坛》，刊出23万字的长文一篇，题为《将军百战身名裂一一是谁要毁灭王升》，宣称：
“中共的死对头，‘台独’的眼中钉，爱国人士心中的勇者，蒋经国先生的得意门生王升将军，自从被调开‘总政治作战总主任’，改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以来，海内外传说纷纭，谣诼四起，污蔑与中伤，真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由于王升将军一向被看为极右派的人物，鹰派的象征，他之突然被解职，以及诸多对他不利的谣言，使一向崇敬的人们，感到错愕、忧伤!王升将军如果真的像所谓《党外杂志》所谓的，曾经犯了大错，当局应该公布他的过失，让人们更了解王升将军。如：果王升将军没有犯错，或者所犯的错误没有像《党外杂志》所传播的那么严重，当局亦应发表声明，斥责那些公然诉诸文字的谣言和人身攻击，还王升将军以清白。”
很显然，文章作者表面上指责中共与“台独”，实则将矛头对准蒋经国，认为王的清白受污蔑、中伤，是当局没有“发表声明”，予以斥责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