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快乐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夫），晚年丧子（女），乃人生三大痛。
正在享受适意生活的苏东坡就摊上了一痛，结发妻子王弗去世了。
人生另一半的突然离世，对刚及而立之年的苏东坡无疑是个打击，嗷嗷待哺的幼子苏迈从此成了单亲儿童。苏东坡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于十年后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不近人情”的苏洵对大儿媳的早殇表达了内心的悲哀，他对苏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
将爱妻的尸骨送回老家，让她安息在老妈身旁，这是苏东坡的心愿。苏东坡无论如何想不到，老爸苏洵的悲哀会接踵而来。苏洵自己更加想不到，他将永远陪伴程夫人于地下（也可能是天堂）。
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没有“丧妻给假”这一说，苏东坡送妻回乡的行动还未来得及付诸，老爸苏洵于次年在汴京寿终正寝，享年五十八岁。摊上这样的事，谁的心里都不会好受，苏轼、苏辙兄弟只好再次回老家丁忧。
也许是老天爷觉得老苏家去世了两个人不够热闹，便让坐在皇位上的宋英宗驾了崩。宋英宗只在皇位上坐了三年，其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好在宋神宗做了皇帝，要处理很多大事，不然的话，他也得为老爸赵曙丁忧。
这次赶回老家不比进京赶考，没有时间限制，丁忧期限又是两年多。那时候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全靠马蹄倒腾，苏轼、苏辙兄弟又想利用远行的机会沿途游历，一路上磨磨蹭蹭，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就在苏轼、苏辙兄弟送老爸苏洵灵柩回乡安葬的同时，北宋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新官上任三把火，宋神宗刚刚登基，就干起了“玩火”的行动。宋神宗深感大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正式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在王安石之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次变革事件：魏国的李悝变法大大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楚国的吴起变法使旧贵族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精减裁汰了“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秦国的商鞅变法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宋神宗是个很有魄力的领导，很快任命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根据内容的不同，王安石将新法分为九条：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变法是把双刃剑，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变法伊始，王安石对宋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宋神宗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在所有的变法政策里，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是重要的敛财手段。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要彻底解决“积贫”，必须“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两条政策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施过程中却很难冠以“生财有道”四个字。
就拿农田水利法来说，在王安石总变法政策的指导下，宋朝政府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到了灌溉。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相对于其它新政带来的弊端来说，老百姓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却比付出的少之又少，可谓得不偿失。
除了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免役法也是重要的敛财手段。无论任何朝代，只要赶上青黄不接的时候，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借高利贷，同样出身农民的地主便趁机活跃起来，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着变法的可行性，拥护与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宋神宗贬王安石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宋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宋神宗做出让步，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乘机附和，王安石虽经多方辩驳，宋神宗却认为应该听取多方面的建议。
王安石顶着雷瞅了瞅形势，无奈之下，只好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人规劝，宋神宗下诏挽留，王安石趁机陈述朝廷内外诸官勾结的情况，向宋神宗进言，要皇帝陛下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反对派领袖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接连回信，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好友，两人不仅“十有余年，屡尝同僚”，而且“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更为巧合的是，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且在同一年去世。
王安石和司马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性格执拗等，却因治国理念的截然不同，于一次廷争之后分道扬镳。
宋神宗为了赵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欲起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宋神宗说什么也不答应。司马光态度坚决，直接打了一份辞职报告，离京而去。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是个正人君子。王安石道德人品不消说，学识能耐不消说，政治建树不消说，尽管性格有点偏激，习惯有点古怪，为人有点刻板，行事有点决绝，但不管怎么说，王安石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早在北宋之时，文人士大夫就看不惯王安石的作风，对其褒之者少，毁之者多。翻开宋代史书，无论正史，还是笔记，都毫无例外地将王安石描述成了“白脸奸臣”。直到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写了一本《王安石传》，在棺材里躺了几百年的王安石，才算稍微翻了点身。
也许是为了给变法找点理论依据，梁启超主动承担起为王安石翻案的重任，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第一次将荆公形象推向“高大上”的历史高度。
其实梁启超完全没必要如此费事，对于一个早就闭眼的人来说，夸饰也好，诋毁也罢，历史不会因为后人的胡侃而改变。
王安石是坚决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先驱，虽然做了宰相，掌握了帝国一半的权力，却依然艰苦朴素，既没有养二奶，也没有养小三，更没有逛夜总会，单是这一条就让当时的很多大款血指汗颜。
除了生活作风让人挑不出毛病，王安石的政治作风也比较端正。王安石很有觉悟，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了进士，他却宁愿在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带当小吏，而不愿接受朝廷征召进入中央的任命，单是这一条又让当时的很多“追官迷”无地自容。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散文创作上，王安石强调文学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翻看《王临川集》可以发现，王安石的散文基本上贯穿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朝政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管别人怎么看，在学识方面，王安石自己相当有自信，他说：“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王安石《答曾子固书》）宋神宗是个业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极为自负，却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