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掌管深圳创新投时，阚治东还是一仍旧贯。他认为，创新投作为一家企业，首要的目标是赢得股东的信任和支持以便生存下去，然后才能考虑如何把业务做得更大。而要得到股东的支持，恐怕没有比利润更有效的说服方式了。1999年，创新投成立当年就赚了2000多万，并在年底（营业刚3个月）马上进行分红，让很多股东既吃惊又感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指望过投资于政府办的机构居然还能分红！更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次年创新投又盈利了将近1个亿。
阚治东无疑是个天生的资本家。在他看来，如果有钱却不让它去生钱，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蠢事。“我们的16亿资本金基本上是一次性到位的，但对企业的投资则要分期进行。我当时就想，这么多钱放着干什么，难道一定要存在银行里吗？银行的年息是0.99%，就算是买国债也比存银行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闲着的资金拿出来让它生钱。”他说。
许多业内人士猜测，阚治东这位资本市场的老手获利的主要来源恐怕还是在二级市场上。对此，他断然否认：“我还没有大胆到去做二级市场，主要是在做新股市场，也就是新股的发行认购和法人股配售。”
公司架构初定，接下来几天的任务就是“化缘”。为募集资金，李万寿开着他借来的旧吉普车载着我从深圳西面走到东面，拜访了深圳机场、深能源、深高速、免税集团、盐田港等企业。这些深圳的大企业大部分是上市公司，面对我们的筹款请求，这些企业的老总都说：“阚总，跟政府有什么玩头，我们讲经济效益，这都是股东的钱，是要回报的。”一圈走下来，没有一家痛快地答应参股。无奈之下，我只能向庄心一副市长汇报。庄副市长说：“是吗？把他们一家家请过来，我和你一起做工作。”
在庄心一副市长办公室里，这几家企业的老总先后坐定，庄副市长也没多做工作，只是拍拍他们的肩膀并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么有钱，也不能一毛不拔！”
就这样在庄副市长的帮助下，我们“化”来了2亿元，加上政府投资的5亿元，深创投首期注册资本为7亿元。第一批股东有深高速、深能源、深圳机场、盐田港、中兴通讯、深深宝等企业。
不塞项目不塞人
在深创投初期，我桌面上塞满了项目材料和简历，而每天的电话大部分也是这两个内容。市领导曾经表示对于新公司的运作“不塞项目不塞人”。有了市领导撑腰，我这个外来和尚也较真起来。对于满桌的项目材料和简历，我严格按照市领导意见：建章建制，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业务。人员采取公开招聘，而项目严格按照决策程序。任何项目都要先过投资经理关，再过投资部门关，然后送投资委员会秘书处审查，具备条件再上投资委员会决策会。
对此有人理解也有人不理解。董事长王穗明有一次对我抱怨说：“老阚，怎么我介绍的人找你，听说你也是不冷不热的？”我解释道，“不冷不热当然不会，肯定是热情接待，按章办事。”听到我说按章办事，王董事长十分支持。那几年深创投能快速发展，和王穗明董事长这种开明的态度以及她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王穗明董事长在公司成立后不久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她曾明确地对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什么派人？什么审批程序？你们对创新投可不能像其他国有企业那样管。”王穗明副市长一句话帮我们挡了不少事。那几年，政府没有给深创投派专职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财务总监，也没硬性要求执行国资系统企业对外投资和投资退出的层层审批制度。
当时深南路上的投资大厦有家公司刚搬走，200多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还不用重新装修，因此我选择了这里作为公司的新办公地点。大家觉得我太省了一点，有损公司颜面，说：“阚总，太小了吧，我们说什么也是注册资本7亿元的大公司！”对此，我说公司的颜面不在办公面积的大小而在于我们能否把事业做大。深创投成立初期总计不到10个人，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显得空旷。随着通过社会公开招聘，陈玮、程厚博、白颐、金燕、汪小锋、孟建斌、申少军、李守宇等一批批新员工进入，办公室从四分之一楼层扩大到半个楼层，然后又扩大到整个楼层。
我们经过十多天的筹备工作，1999年7月27日在五洲宾馆泰山厅召开了深创投公司筹备会议。在8月12日召开了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王穗明任公司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兼总裁；李万寿、姜卫平任副总裁。
8月26日，深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成立。在一片祝贺声中，深圳常务副市长李德成对我说了一番令我铭记心间的话。德成副市长是吉林长春人，快人快语，他说：“老阚，咱们可得好好干。可不能像过去政府办的公司，开业时红酒碰杯，不到三年，脑袋耷拉了。”而庄心一副市长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市政府对新成立的创新投资公司不塞项目，不塞人！”
此后，“深创投”三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大家习惯性地把深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即便深创投后来成为集团公司了，大家还是这样称呼。初期我嫌这称呼不好??，建议一些媒体记者改称为“深圳创新投”，但最终也没改过来。习惯成自然，最后我自己也入乡随俗了。
创新投资就是要投资，那么第一批投资重点是什么？有人提议投网络公司，当时正是网络公司最火的时候，“点击率”、“眼球经济”等新名词层出不穷。但是，我觉得这样“红火”的投资风险太大。通过研究，众人同意我的建议：把深圳市重点培养上创业板的23家企业和全国各省市重点扶持上创业板的前3名企业作为主攻方向。
一个月后，第一批投资项目上了项目评审会。在10月6日，深圳市第一届高交会期间，深创投在五洲宾馆召开大型投资项目签约仪式，签署7个项目投资协议和2个项目合作协议。至此，深创投业务全面展开。
对于我这种“拿来主义”的选择投资项目的思路，曾有不少媒体进行报道：
（《中国华尔街资讯》）“投资哪家公司，主要用我在北大荒种地时筛选种子的方法。”阚治东这样形容自己的投资方式。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插队时，他曾担任科研排排长，主要工作是培育出好种子，“可是东北一年才能种一茬地，要过好多年才能育出像样的种子。”没有办法，他就到各农科所去要种子，然后在同样的地方分别试种一点，哪个产量大就留下哪个。结果，别人秋收以后卖粮食，一毛一斤，而他卖的是种子，五毛一斤。当时有些媒体看到他这样做很气愤，希望他们能搞一些嫁接育苗的科研活动，毕竟是科研排嘛。“等我们研究出好种子，老百姓都饿死了。”阚治东这样回应。
现在搞创投，他也“教唆”手下的人，一定要奉行“拿来主义”。他要求公司投资部针对全国各省市所列名单中的前几位企业开展投资工作，就像在各地又搞了实验田一样。
两三年中，深创投投了近百个项目，如今，当年所投的项目已有一批在境内外资本市场IPO上市，每个项目的投资收益都在7倍以上。
而当时我的这种做法颇有争议。不少人认为“阚治东只投差一步企业”，干的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对此我只能说，这种选择项目的方法是最适合早年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初创期的情况，在深创投成长起来之后，这种方式也没有延续。而且，我们早年投资项目的过程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我对每个项目从立项到投资都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很多项目我都实地考察过；在投资委员会会议中，我是最挑剔的委员，常把公司的项目经理问得狼狈不堪。
我曾归纳总结出创业投资公司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四个字“筹资，投资”。筹资难自不用说，其实投资也很难。挖掘一个有成长潜能的项目是很难的。很多做创投业务的人都说：看100个项目资料，重点调查10个项目，最后投资可能只有一个项目。而我这种“拿来主义”的项目选择方法，在深创投初期人员不齐、项目研究能力弱的背景下，是一种找到好项目的捷径。
最成功的“官办”创投
“创业投资”，又被称为“风险投资”，别看现在成了热门话题，但在10年前，知道的人却很少，这是一个既陌生又神秘的行业。刚到深圳，我就听很多人说，中国真正懂创业投资的人只有5个。这5个人是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但自己当时确实是不懂创业投资。
零距离走近硅谷
为了提高公司业务能力，我让干部员工走出深圳、走出国门，去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投资成功经验。
2001年6月，我组织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赴美国的风险投资考察团，奔赴旧金山、硅谷、纽约等地考察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创业投资发展情况。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合作机会，更重要的是为公司未来发展向先进国家、地区“取经”。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创业投资业的发祥地，也是创业投资最为发达和最为成功的国家，而美国的创业投资被各国认为是最佳的“模式”。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发展风险投资，学的就是美国。可以说，美国风险投资的做法和经验推动了全球风险投资的发展。在去美国之前，我接待了不少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专家，也接触了不少美国风险投资资料，但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近美国的风险投资之后才感觉，“百闻不如一见”。
硅谷，是美国科技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美国风险投资业务最活跃区域。因此我们的美国考察第一站就是硅谷。到了硅谷，我们感觉不到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经济萎缩--公路上车水马龙，到处堵车，我们从斯坦福大学到主干道就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按时上门拜访已经是不可能了，每到一个拜访单位，我们的第一句话必然是为迟到而说对不起。不过随同拜访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现在最繁荣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指着路边不断闪现的房屋出租广告告诉我们，去年上半年要想在此租间办公室几乎不可能。
在2000年我参加广东省的国际咨询会时，曾向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请教。当我问道风险投资是一个辅助型行业还是独立性很强的产业时，斯科尔斯回答说，美国确有不少风险投资是某些大产业集团或大投资银行等机构的附属公司，但也有不少独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干得不错。而这次到美国后，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主流风险投资”，意思是唱主角的风险投资。那么美国的主流风险投资有哪几家？其背景是什么？在国内日常接触的境外风险投资较多是具有产业和金融背景，而作为独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应如何发展自己？这些问题看似基本，其实与深创投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尽管有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作为大股东，但无特定的产业或金融业的背景，是独立性较强的风险投资公司。因此，我觉得在美国的主流风险投资中必然能找到相似公司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参照样本。
考察中，我们接触的风险投资机构有英特尔、华登集团、中经合、宏轩集团（台资背景）、梧桐创业投资公司、硅谷银行、华平集团、派拉蒙资本投资公司、EPC风险投资管理公司、曼哈顿资本集团等不同规模的十多家。它们大部分具有金融、产业或集团的背景。由此我认为：风险投资是一个集金融融资、科技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运作为一体的业务，有一定金融、产业背景有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样，如果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产业集团有风险投资作为辅助，这将有利于提高其集团的综合竞争力。
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风险投资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结合。我们拜访了美国硅谷银行，对该银行的商业运作模式非常感兴趣。硅谷银行称自己是全美唯一的高科技银行，该行的做法是，不从事对私业务，服务对象为硅谷以及全美的高科技企业，商业运作模式是通过向高科技企业发放商业贷款获得一般贷款利息，同时再索取该企业少量的股权作为风险贷款的额外回报。据称这一商业运作模式已获得很大的成功，被美国不少商业银行借鉴，一些国家的银行等机构也谋求与硅谷银行合作，希望引进这一商业运作模式。
风险投资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结合。我从事风险投资行业后，接触的境内境外风险投资人员不少是过去的同行和老朋友，那次到美国考察也接触了一些在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内从事风险投资业务的人员，他们的观点是：风险投资必须与资本市场运作结合。在美国，很多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的长处是资本市场的运作，他们把风险投资与投资银行业务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就是为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培育项目源。
风险投资业务与高科技产业的结合。在美国主流风险投资机构中，软银、英特尔、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集团所属的风险投资机构都排在前二十位。当我们拜访英特尔位于硅谷的总部时，英特尔负责风险投资的休斯顿（Jin Huston）先生向我们介绍英特尔的投资策略：尽可能影响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支持英特尔新事业的发展。我们还拜访了另外一些有行业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投资的方向和策略基本相同，即利用行业背景和经验，从资金上支持一些与本行业密切相关的新型项目。在投资退出上，可灵活选择IPO上市或通过收购兼并，使其成为产业集团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拜访美国独立的主流风险投资机构，只是在一些场合见了一部分小型的独立风险投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理层大部分来自投资银行或具有某一产业背景的企业集团。他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初衷也是利用资本市场的运作经验或利用某一产业方面的经验去从事风险投资。实际上，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层往往是由资本市场背景和产业背景两方面人才复合而成的。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课题是，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作为同行，我们希望了解美国风险投资所感兴趣的项目是什么。在一些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安排下，我们与美国一批创业企业的企业家见面并听取了他们的项目介绍。拜访了从事新一代IP电话研制的SS8网络公司、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思略科技、从事芯片设计的百利通科技。在纽约，由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金融协会等机构为我们一行组织的欢迎宴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不少以中国留美学生为主的科技型企业家，收到了不少项目商业计划书。
在美国，几乎每到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我们都会问及实务运作的问题。不少美国风险投资机构就这方面问题为我们进行了认真准备，并以授课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