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飘
冥冥之中，似乎有定数。在申银万国证券工作期间有人指责我将工作重心偏向深圳，结果在1999年7月，我整个人都移到了深圳。
星散
证监会处罚结果宣布后，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
沈若雷去了香港。离开工商银行后，上海市政府把沈若雷安排在上海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挂个虚职赋闲了一段时间。后来上海市政府参股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派了他去担任执行董事。他的工资待遇比过去要好得多，大家见面常说他因祸得福。但是他本人怎么想就很难说了，毕竟他失去的是前程似锦的仕途。沈若雷去香港金融界工作还有段小插曲--他前去担任金融界高管需要得到香港方面任职资格的确认。由于沈若雷是大陆方面被撤职的金融干部，香港方面迟迟不予认可，要求必须先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沈若雷的任职资格拿出意见。上海方面为此找了戴相龙行长。而戴行长也不敢贸然同意，只好去找总理。据说总理批了“此人可用”四字，至此沈若雷的任职资格方被香港金管局认可。
李惠珍去了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李惠珍原本就是交通银行的干部，被免职后又回到了交通银行总行机关。据说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工作交给她，闲了一段时间。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友道调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后，他希望市里派一个懂业务的副总经理。因此李惠珍最后调到了那里。
冯国荣由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大量融资给申银万国等证券公司也受到了免职处分。但是当时的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对冯国荣的处分决定耍了个小花招，仅根据文件免了冯国荣上海分行行长的职务，而没有免去其总行副行长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职务。因此冯国荣受处分后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过光大银行，也没有离开原先的实职岗位。不过为了应付人民银行检查，他还是在办公室门上挂了块“光大银行上海特派员办公室”的牌子。2000年，经人民银行批准，冯国荣恢复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职务。此后，光大集团成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大股东，而冯国荣被派往并担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总裁、党委书记。
飘摇
相对沈若雷等三人而言，我的经历要曲折些。
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工行上海分行行长姜建清也找了我两次，他认为我去他那里是会有所作为的，希望我能与他共同做好上海分行的工作。
宝山钢铁总公司总经理谢企华知道我的情况后多次找我，希望我能去宝钢集团工作。谢总告诉我，她打算成立一个金融领导小组，以进一步推动宝钢集团金融业务的发展。她将亲任这个小组的组长，希望我能出任副组长。宝钢集团的金融业务板块计划很大，准备在当时的财务公司和控股的联合证券公司基础上进一步组建信托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希望金融业务、外贸业务与其主业能逐渐构成三足鼎立之势。谢总为此专门找了工商银行总行刘廷焕行长和上海市委组织部要我的档案。在我已受到处分的情况下能够给予我这样的信任，我至今都对当年宝钢的谢总、郭副总、欧阳书记等领导有着深深的感激，当时也对去宝钢颇为心动。但此时香港新鸿基集团也向我发出了邀请，新鸿基控股股东，香港联合地产的老板李明治先生亲自出面，几次找我去新鸿基集团担任负责大陆业务的执行董事。李明治先生在资产收购、兼并方面有着很多独特的见解，我觉得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会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于是在李先生的一再邀请下，我带了几个人到了香港新鸿基旗下。
上任伊始我就为该集团筹备了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总部，把集团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业务统管起来。可是没多久，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为应付危机，香港各金融机构纷纷收缩投资，新鸿基集团也不例外。既然新鸿基集团不可能按原计划扩大在内地的投资，那么我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了。新鸿基集团希望我去香港总部工作，但我认为我的长项不在香港，就主动提出了辞职。
我离开香港新鸿基集团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但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国企有弊端，香港的上市公司也有其毛病。以香港新鸿基集团为例，该集团为了显示注重管理，请了一些专家到集团任董事，这些董事的主要职责就是控制风险。但是有些董事在多做多风险、不干没风险的意识下变成了“NO董事”，为企业发展作决策时基本是持反对意见。在这些“NO董事”的干预下，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结束在香港新鸿基集团6个月的工作后，我去了深圳发展银行。
当时，深圳发展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后缺少行长人选。该行行长周林找了我多次，到后来他对我说：“人家是三顾茅庐。老阚，我找了你可不止三次了。”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推荐我去，盛情难却之下我就同意了去深圳发展银行任职。由于分行行长也要人民银行进行资格认定，周林行长就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先以高级顾问名义干起来后再向人民银行办理资格认定手续。这样，我就以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高级顾问的名义开始主持起了该分行的工作。
我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了大半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为推动该分行的发展，我花了很多精力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当时该行在上海仅有三个分支机构，而新设分支机构的申请一时又批不下来，所以我采取在已有的支行内设立影子支行的办法，把该分行的业务一下子撒向全市。在吸收存款、资金调度、一线信贷员配置、考核与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我也做了不少改进。
大半年过去了，不知什么原因，人民银行关于我的任职资格却迟迟没有说法，长期以顾问名义主持工作渐渐成了问题。而且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我与深发展总行一些部门工作上很难协调，这令我颇为失望。我过去是厅局级干部，到深发展工作主要是为了有一个施展手脚的舞台，并不贪图什么。但是到深发展才知道，想在关系错综复杂的银行内做点事，不下工夫搞好各种关系是不行的。这不比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那时我是公司的头儿，在决策的时候有充分的话语权，但在深发展我只是一个分支机构的头儿，想做什么都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直接上任
就在此时，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庄心一副市长。交谈之中无意谈及了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还没找到实实在在的工作。没想到几天后我就接到庄副市长的电话--他希望我能去深圳工作。庄心一副市长在电话中告诉我，中国证监会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创业板，而深圳市年内将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为此，深圳市政府正在筹备一个创业投资公司，投资科技型创业企业。这个公司由政府出资5亿元、从社会募集5亿元，并按照国外创业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运作。庄心一副市长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适合我，希望我能尽快去深圳面谈此事。
就在我打算去深圳时，上海综合经委党委专职书记杨定华代表市领导找我。她告诉我，市里打算成立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使上海的国有资产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原有的国资办负责国有资产管理事宜；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特别是如何盘活国有资产的存量以及如何市场化运作好国有资产每年增量的工作则由新成立的公司负责。杨定华书记强调，成立这家公司是市主要领导亲自抓的一项工作，而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是一项非常适合我的工作。杨定华书记动情地说：“你的工作没安排好，市领导心中始终不安。”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感动，答应认真考虑此事。
说来也巧，自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每次工作机会都是成双成对出现，令我患得患失，难以定夺。一开始我决定不回工商银行后，出现了香港新鸿基集团和宝钢集团两个机会。此后我决定离开新鸿基集团，又出现深圳发展银行和上海汽车集团两个选择机会。每次工作机会的舍与取，事后总结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
这次又是两个地方政府同时发出邀请。与杨定华书记谈完话，从上海市政府大楼出来时，我心中已决定接受上海市的安排，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工作。
我当时把事情想得比较简单，马上给庄心一副市长打个电话，想把深圳的邀请推掉。谁知一接我的电话，庄心一副市长就急了，他说：“阚治东，你现在可是我们深圳的干部。你的档案我已从深圳发展银行调出来了，你可要服从组织安排。上海方面要你去，让上海和深圳商量。”我还想解释一下，可庄心一副市长打断我的话说：“阚治东，我看这样，你明天来深圳我们当面谈一次。”
第二天，我只好飞往深圳。一见庄心一副市长，我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让我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并带我去见李德成常务副市长。李副市长向我介绍了深圳发展创业投资的计划，并表示关于我的人事关系问题，深圳市府会与上海市协商好。事后我得知，李副市长为了调动我还专门去上海拜访了陈良宇常务副市长。
冥冥之中，似乎有定数。在申银万国证券工作期间有人指责我将工作重心偏向深圳，结果在1999年7月，我整个人都移到了深圳。
初涉创投
我这样的做法颇有争议，认为“阚治东只投差一步企业”，干的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这是后话。当然，这种选择项目的方法只能说是早年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在初创期的方法，并不是此后的做法。
筹备深圳市创新投资公司
为筹备深圳市创新投资公司，深圳市从市计划局、科技局、深交所、国信证券抽调了五六个干部组成筹备小组。临时负责人是局长助理李万寿和科技局国际联络处姜卫平处长。在此之前，深圳市曾有些局领导毛遂自荐想到正在筹备中的公司担任领导，但市领导的想法是不能搞成一个官派作风的投资公司，所以还得找一个擅长市场化运作的人来领军。庄副市长由此推荐了我。
深圳市政府对我非常礼遇，安排我住在深圳迎宾馆。当我住进有武警站岗的一幢绿荫环绕的小楼之后，才发现我的房间竟然安排在深圳市委张高丽书记的楼上。这样的待遇让我局促不安，第二天就找到庄心一副市长要求另找住处。几天后，我找了家普通宾馆正式安顿下来。
不过当晚，李万寿、姜卫平等筹备小组成员就到宾馆找到我汇???筹备进展情况。当时我对创业投资完全不通，对他们汇报中夹杂的VC、AC等英文术语更是完全没听懂，但是我从汇报中知道了由于真正主持工作的人没有到位，筹备工作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在他们走后我赶紧翻看书本，临时抱一抱创业投资的“佛脚”。
第二天，我去了筹备组办公室。临时办公室位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旧楼，只有一间大办公室和一间为我准备的小办公室。
随后，我去了市政府。庄副市长陪我去见李子彬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李德成，听取他们对新公司的要求。李市长一口东北话，让我听了倍感亲切。李市长建议新公司的名称用“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他说：“哪有这么多高科技？我看，只要技术创新就可以了。”而在谈到公司如何运作之时，李市长给了我四句话“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我关心新公司业务辐射范围问题，问李市长能不能投资深圳以外的项目，李市长回答说：“有啥不可以，外面能赚钱为啥不赚？”
最后，李市长和庄副市长均说：“阚治东啊，放手干吧，市政府对这个公司不塞项目，不塞人！”
今天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当年深创投（即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能够在全国创业投资行业脱颖而出。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深圳市政府给予了公司高度宽松的市场化运作政策。
筹款
回到副市长办公室，庄心一副市长明确要求我把新公司尽快设立起来。他表示政府将出资5亿元，随后又给了我一份企业名单，说：“你去找这些企业，让他们都入股。”接着又说：“我给你们先拨上几十万元筹备费用，不够再说。”我表示这几十万算我们的借款，等新公司成立后一定会还给市政府。
离开市政府回到筹备组，我立即设置了办公室、财务部、投资部三个部门，并任命分别由来自深交所、国信证券和科技局的费加航、邱光福、侯世涛、杨彪担任负责人。不过这时的三个部门负责人都是光杆司令，人员根本没有配足，为此李万寿和姜卫平给我几份人事材料，都是积极要求到新公司工作的人员简历表。我从中挑了几个人，王守仁、匡晓明，曾铁军，以及李万寿推荐的司机欧瑞达。当天下午我就与他们见面。时间紧凑，因而见面过程异常简单--我问，“有没有信心干好？”他们回答有，我就说“好啊，明天就过来。有话在先，干不好，自己走人。”姜卫平提出没有懂财务的人才，没办法建账建制。我随即打电话把申银证券老财务李锦宜借到深圳，让她帮助建账建制。
我当时一再强调：注册资本到账后一天也不能趴在账上，做到闲置资金不闲置，而公司要争取当年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我首先确定了在公司尚未进入正轨之前的资金使用方向：那时证券市场形势不错，我认为可以做一做新股的发行认购和法人股配售；而那时证券公司委托理财业务刚兴起，风险不大，我认为也可以尝试。但是我坚决反对将资金投入证券二级市场运作，这一政策直到后来我们为了项目上市后退出需要成立资产运作部之后才打破，而且也仅仅给了4000万元营运资金，意思是让资产运作部在这个规模内练练兵。
此后，我又进一步制定公司未来盈利模式：初期，靠短期资金运作；中期，以投资收益为主，基金管理费为辅；长期，以基金管理费收入为主，投资收益为辅。我离开后，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在委托理财上差点儿出问题，有人将其归咎为我当初制定的盈利模式。对这种指责我不认可，因为市场在变，业务模式理应跟着变化。而且最初一两年，我严格要求所有委托理财资金年底前必须返还，而且协议都是一年一定，在这种严格的规定下，公司的委托理财没出过大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就此采访过我，并刊登文章《阚治东：迎着资本季风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