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离闭幕酒会还有两个小时。我心想要坏事，果然，与毛应梁行长一说，他当即就火了，连声说：“怎么会这样！这报道如果给朱市长看到，那还了得！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只能安慰毛行长，说现在急也没有用了，何况消息也不是我们捅出去的，现在只能祈望朱市长在宴会之前没有看到这则消息。那天，我和毛行长去赴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宴会，毛行长的情绪非常低落，我知道他在衡量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偏偏我们去的那家日本证券公司在排席位时出现了严重的差错，把堂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的位子安排在了偏桌上，却把上海市其他银行的行长，甚至副行长都安排在主桌上--谁不知道，拥有15000名员工，拥有上海40%金融资产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上海商业银行行长排名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毛行长沉着脸，坐在那里吸了支烟，可能是越想越火，突然起身对我说：“小阚，我们走！”主人发现我们刚进来就要走，感到很奇怪，也可能意识到席位搞错了，忙来拦着，但已来不及了。毛应梁说了声：“我们要参加朱市长的宴会去！”说罢头也不回，带着我拂袖而去。
答谢宴会如时举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参加，上海市方方面面的官员随同参加，加上与会人员，总共摆下了二三十桌。毛应梁行长的席位在主桌边上一桌，我和尉文渊等人的桌位靠后。我们和叶龙裴约定，上到第四道主菜时，由他去和朱市长悄悄咬耳朵，如果朱市长同意，就由毛行长上去，把我们准备好的股票递给朱市长。
整个过程我似乎比毛行长还焦虑，怕朱市长不同意赠送这样的礼品，回去再发现《新民晚报》那条消息，那可真闯祸了！此时门外的孙卫星也有点后怕了，其他媒体同行都谴责他，不该这样抢消息，大家吓唬他，万一今天朱市长股票没送，你们的总编的位子还想坐下去？
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我在心中点着数，此时我看毛行长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心思用餐。第四道菜上完了，还没动静，我着急了，拖着朱小华把叶龙裴拉到边上，告诉他别忘了这件事。叶龙裴是个性格开朗的海派人物，他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他会相机行事。第五道菜上完后，叶龙裴走到朱市长旁边，对他咬了番耳朵，只见朱镕基市长欣然起身，走到话筒边，大声说：“为了感谢这次与会嘉宾的精彩演讲，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至于什么礼物？我先不说，请你们猜一猜。”“朱市长送礼物！什么礼物？”场内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的太太硬把老头推到前面，让他去猜是什么礼物。格林伯格也会来事，他问朱市长，是不是他申请在上海开办友邦保险机构的批准文书下来了。几番猜测，没有一个人猜中。此时，朱市长大声说：“下面请工商银行行长毛应梁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毛行长喜气洋洋地走到台前，用他特有的浙江义乌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朱市长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我行全资附属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提供的上海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
“股票？！”场内气氛更热烈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持有不少国家的股票，但是没有人拥有中国的股票。而股票在当时是象征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产物，没有什么礼品比它更具纪念意义。朱市长和毛行长把我们精心包装过的真空电子的股票，按照名单一一送到每位演讲嘉宾的手里，拿到礼品的演讲嘉宾个个兴高采烈，握着朱市长和毛行长的手连声称谢，并表示要把这份礼品好好珍藏。没有拿到礼品的境外与会代表满脸羡慕，有几个当即找到毛应梁、朱小华等，说我也发言了，怎么没有我的份？我们准备的17份礼品是按大会事前约定的演讲代表的名单准备的，在会议自由发言时，确实有些代表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但老外搞不明白主讲和自由发言的区别，心想我也为你们咨询了，怎么这么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没有我的份？后来朱小华和市有关部门找我商量，再补几份给那些在大会上讲过话的代表，因此，最后实际上我们送出了23张股票。
场内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朱镕基市长，接下来是朱市长向与会代表敬酒，按事前计划，朱市长只给前面四桌贵宾敬酒，但是那天朱市长一高兴，就一桌一桌轮着来，也乐呵呵地拿着酒杯来到我和尉文渊坐的那桌，媒体记者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抢下了这个珍贵的历??镜头。
时隔几年，朱镕基已担任总理，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上海的股市已经面向全国发展，同时，股票发行和交易也实现了无纸化。有一次，我遇到香港的方黄吉雯女士，她当年也曾从朱镕基手中拿到这份礼物。我故意对她说，我们公司打算搞一个展示中国股市发展历程的陈列室，想收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问她是否愿意把当年朱市长赠送给她的那份股票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们？方黄吉雯一听急了，连说：“那不行，100万元也不行，那可是朱总理给我的礼物！”
去中南海给老前辈汇报股票
90年代初，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股票发行的试点面扩大，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大发展的态势，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明白股票、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股票市场还是著名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描写的那样。在《子夜》中，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是一批投机分子聚在一起的一个乌烟瘴气的场所，尔虞我诈，不时会爆出过度投机导致血本无归跳楼丧命等社会新闻。而很多老上海都知道，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关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因此，不少人疑惑，怎么我们国家也要搞股票？还要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因此，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的事。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下建立的。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通过新党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第一届选出了172名委员，邓小平任主任，日常工作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中共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料，我一进会议室，就发现一批熟悉的老前辈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中有张劲夫、吕东、安子文、刘英、杨易辰、李立安、焦如愚等等，还有不少老同志我并不太认识。上海市老领导夏征农已年过九十，也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听课。李立安秘书长领着我，一一拜见了各位前辈。中间有个插曲，当时中办主任曾庆红匆匆赶来，老同志们问：“小曾，干什么来了？”曾庆红以非常尊敬的口吻答道：“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来了。”“什么工作啊？今天我们请你们上海的同志给我们讲课来了。”说着，李立安秘书长把我介绍给了上海市老领导曾庆红，曾主任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笑着和我握握手后说：“那你们先讲课吧，我改日再汇报。”说完匆匆而去。
中顾委的会议室不大，中间是一张长桌，立安同志让我坐在最里面那端，我想那大概是日常中顾委主持会议的主任的位子吧，当着这么些老前辈，我不敢坐这个位置，但是立安秘书长硬把我按在那个位子上。张劲夫等几个中顾委常委坐在我的两边，其他老同志围桌而坐，首长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则在两边的椅子上就座。在老同志们鼓励的目光下，我先简单介绍了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强调发展直接金融的重要性，强调在发展传统银行间接金融作用的同时，应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让城乡居民的钱直接投入到企业中去，这是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百姓个人理财的需要，同时还是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需要。而发展证券融资也可以避免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常汇集。另外，从长远角度看，建立股票市场也是建设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需要，因为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看，无一例外的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股票交易所，我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中心，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时讲课很少有用投影或电脑多媒体演示工具的，完全靠嘴讲，多少有点枯燥，但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这中间不断有老同志插话，其中张劲夫张老的问题最多，而且很内行，张老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我国老一辈的经济问题专家，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当我谈到股票的筹资功能时，他关心是哪些人在买股票；在谈到金融中心时，他很关心金融中心各项功能的问题。由于股票对大部分老同志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不少老同志的问题属于基础性问题，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解答。通过一问一答，会场气氛更加融洽。不少老同志对股票的筹资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对股票的交易感到不解，疑虑此举是否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对此，我解释说，为了有效地发挥股票的筹资作用，必须建设一个活跃的股票流通市场，指出不流通的股票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股票只有通过流通，才能使其价值得到真正体现。接着，我又从投资和投机的关系谈起，认为投机并不是可怕的事，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选择。当然，我也向老同志坦承，股票市场的建立，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股票市场的建立，对我国而言，是利大于弊。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不少老同志还有不少问题。李立安秘书长不得不打断大家，对这次股票报告会进行了最后总结，代表中顾委的老同志向我们表态：第一，我们不当你们的反对派；第二，必要时，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敲敲边鼓，我们这些老同志尽管已经退了，但是讲话还是算数的。
老前辈们全体鼓掌，表示赞同李立安秘书长的表态。会后，老同志们又聚在中顾委小楼前和我等合影，给我的中南海之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去越南讲股票
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中国股市的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苏联没有解体之前，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断介绍其国内的官员参观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东欧其他国家也有客人前来参观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股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当然主要是奔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去的，有时也到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转转。
1994年，越南财政部一批官员来申银证券公司参观，听了我对中国股市发展情况的介绍，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越南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越南发展证券市场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向日本、美国学习，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经验很值得越南借鉴。他们当场邀请去越南给他们讲一课。
不久，越南财政部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华夏证券公司的总裁邵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吴雅伦。
越南是我们的邻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此前还在边境上打了几年仗，战火刚平息。因此，??南对我们这些从未去过的人而言，有一层神秘感。那天我们到达河内机场上空，飞机没落地我就通过舷窗往下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内没有几架飞机，几头水牛在机场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啃着青草，几个牧童在草地上戏耍。河内机场的建筑和设备都很陈旧，海关、边防的服务有点像我去日本研修时国内机场的状况，服务质量不高，效率很低。
